思想│王能宪：如何看待“国学热”（深长好文）

——2007年11月24日在浙江人文大讲堂（杭州师范大学）的演讲

摘 要

“一百年来造成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摆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事实，我们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尽快弥补这个裂痕。重视国学，普及国学，重振国学，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事情。”－－重读王能宪教授在九年前的演讲，其见地、其呼喊、其建言，于今天仍然适用。弘传中华文化，愿我等直下承当。

中华藏书会（筹）首批阅读顾问

王能宪教授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副会长。先后担任文化部政策法规司研究处负责人、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一、国学已经热起来

（一）关于国学的概念

“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是近代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以来，对中国自己固有文化、学术的指称。“国学”亦称“中学”或“中国学”，张之洞就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的说法。用今天的话说，国学就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学问。甚至也可以说，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刘梦溪先生对“国学”一词提出疑义（注1），他认为“国学”这一概念太笼统，现代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如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这些全世界都是通用的。你提出一个“国学”来，人家外国人就糊涂了，不知道是什么学科，也无法对应。他的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国学”名称早已约定俗成，继续延用亦无妨。譬如，我们也常说“日本学”（东洋学）、“印度学”、“埃及学”，等等。

（二）国学热的主要标志

1、专门从事国学研究与教学的机构相继成立。以北京而言，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都有国学院，北大早在15年就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改称国学研究院，招收研究生，定期出版大型期刊《国学研究》。人大国学院还招本科生，已招了三届（前两届从校内各院系选拔，今年开始从高中生中录取），每届30人。最近，首都师范大学又成立了国学传播中心。报道称，这三家机构均以弘扬国学为宗旨，北大国学院以学术研究著称，人大国学院以人才培养为重，而首师大国学传播中心则以传播和交流为主（他们有古籍数字化研究所，开发研制了《国学宝典》大型古籍电子文献数据库等，还办有“国学网”）。还有不少民间国学研究机构，如北大有“乾元国学”等。各地也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和教育机构。

2、借助现代传媒推出了一批讲解传统文化的“国学明星”（或“学术明星”）。如讲《三国》的易中天，讲《论语》的于丹，讲《红楼》的刘心武，讲清史的阎崇年……

3、有关传统文化的书籍特别是国学经典著作热卖畅销。在电视的推波助澜下，一大批老祖宗的经典大为畅销，如《论语》、《周易》、《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红楼梦》等等。

4、“国学”已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光明日报》近年创办了“国学版”，每周一期，发表有关国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和文章，介绍国学经典和相关知识，影响颇大。他们还编辑《年度国学》，相当于国学“年鉴”。另据不完全统计，以“国学”为名或相关内容的网站已达600多家。

二、国学热的积极意义

国学热的兴起，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的巨大热情和迫切需求；第二，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著作具有超越时空的巨大价值和永恒生命力。因此，我以为国学热是值得叫好的事情，可以因势利导，引导、鼓励我们的国民学习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冷静地透视国学热，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从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一些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我认为国学热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对二十世纪的文化反思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急遽变革的时代。中国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古老的中华民族由积贫积弱走向自立自强，由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由战争与动荡走向和平与发展……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

回首二十世纪的历程，我们充分肯定西方文化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进步文化在中国百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冲撞和急遽变革社会进程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戕害。上个世纪的三大文化运动（社会变革）值得认真总结：如果说“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话，（注2）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一场大灾难、大破坏、大损害；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当然是举世瞩目、不可否认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外来文化大潮涌入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西方腐朽落后的文化也不免裹挟而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对我们的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例如，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崇奉西方价值观，热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过洋节，吃洋食，穿洋服等等；再如，由于国民教育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陌生、隔膜甚至轻视；又如，社会伦礼道德失范，荣辱观念淡漠，等等，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因此，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像当年批判的那么一钱不值，还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乃至于未来仍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今天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不是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得不够，否定得不够；而恰恰相反是我们对传统文化认识得不够，学习继承得不够，有些问题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缺席或缺失所导致的。所以，国学热的兴起，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第二、传统文化的断裂需要尽快弥补

一百年来造成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摆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事实，我们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尽快弥补这个裂痕。重视国学，普及国学，重振国学，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事情。

前不久，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孙家正部长谈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港澳和台湾地区要比大陆保存得好。我深有同感。举几个例子：

文革后刚恢复高考时，《参考消息》刊载了台湾高考语文试卷，文言文试题约占70%，而我们当时只有5%。后来逐渐增加，至今也只有30%左右。旧中国大学普遍开设的“大一国文”（非文科专业），台湾延续了，而大陆的“大学语文”课则很不正规。前年我去云南出差，特意去参观了西南联大旧址。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却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英才，这是什么原因？我记得杨振宁教授多次谈到，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著名的数学家、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的杨武之先生，却要他读《论语》、《孟子》。杨振宁说这些传统文化对其产生了受益终生的影响。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极其重要，我们中小学乃至大学课本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不是太少了？其比重究竟多少为宜？

还在我们的小学生天天背诵“老三篇”的时候，台湾的小学生则是背诵《论语》和“三民主义”。连战、宋楚瑜来大陆访问，他们都是喝洋墨水长大的，都是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但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修养之深厚，从其演讲、题辞便可见一斑。而我们那位清华大学校长，竟连张仃先生用篆字书写的一首旧体诗都念不下来，实在不应该。

其实，何止台湾和港澳，在汉字文化圈国家，在我们的邻国韩国、日本、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国，中华文化都相对保存得比较好。也举几个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在韩国，前几年我带领国内十几个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去考察文化产业，几天下来我们和导游很熟悉了，在旅游车上，她让我们猜韩国哪一天最堵车，我们猜来猜去都没猜着，最后她告诉我们是清明节。她说，无论你干什么职业，无论你做多大的官，到了清明节这一天都要从城里回到自己的老家祭扫先祖的坟墓，因此造成返程的路上堵车特别严重，以至于有时候只能在车上过夜。为什么韩国的电视连续剧和电影风靡大陆，形成了所谓的“韩流”，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体现在其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打动了我们。

在越南，我去参观河内的文庙，也令我感到十分震撼。连续300年科举考试的进士题名碑，保存得十分完好。而我们北京国子监的进士碑，有的在文革中遭到了破坏，有的被风雨剥蚀得十分厉害（不在室内），令人惋惜。河内文庙的孔子雕像也是我在国内各地文庙所看到的孔子像当中最漂亮的，孔子像上方的扁额“至圣先师”，与曲阜的孔庙一样，也是康熙的御笔。还有顺化的故宫，完全是模仿北京故宫建造的，只是规模小一些，也保护得很好。在这些地方，都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在日本，随时随地也都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譬如书法，日本称之为“书道”，举国上下几乎人人都练习毛笔字，到处都是书道培训班。我有一位日本朋友，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他的夫人也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有了孩子后就不工作了，在家相夫教子。我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与他相识，当时他在北大做研究，他夫人孩子也跟着一起来陪读。这位老兄研读之余，他在北京拜师学二胡，他夫人则学书法。没过几年我到日本访问，这位朋友请我到他家中做客，他拿出夫人的书法作品给我看，令我大吃一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并且成了一家书道学校的教师。我还有几位日本朋友，都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我们出了书发了文章也都互相交换。我感到，日本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不仅在我们的邻国是如此，甚至在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及其钻研的精深程度，也让我们感到汗颜。例如前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痴迷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1997年我到法国访问，在我驻法使馆，临时代办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1995年希拉克总统访华，最后一个项目是访问上海博物馆。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馆长是马承源先生，这位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希拉克自称与他神交已久，因为马先生的所有青铜器著作希拉克都读过。在马馆长的陪同下，希拉克总统流连忘返，两人聊得十分投机，早已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以至专机推迟了两个小时起飞。后来我在文化部接待法国文化部的同行，会后在北京饭店宴请他们，请了当时的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先生作陪。我正好与毛磊大使邻座，便趁机问他是否属实。毛磊大使说确有其事。他说：我们看到总统如此兴味盎然，而平时又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实在不忍心去打搅和催促他，所以专机不得不推迟起飞。（此事我专门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2000年，希拉克总统再次访华，在江泽民主席的家乡扬州，希拉克对江泽民说，他退休后要写李白的电影剧本。现在他已经卸任，我想他一定会写的。再如，我的法国朋友沙加尔在巴黎研究我家乡江西的方言。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应当深刻地自省！一个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国度，在走向世界的今天，还需要政府发文告诫我们的国民到了国外不要大声喧哗、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插队加塞云云，岂不离我们的传统文化远矣！每一个炎黄子孙难道不应该反躬自问：传统的血脉在我们身上究竟延续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们的手中究竟丢失了多少？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还算得上是中华民族吗？中国人还称得上是中国人吗？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学热的兴起难道不是好事吗？兴国学，继传统，乃势之必然，理所当然。

第三、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整合、重建与创新，是摆在每一个炎黄子孙面前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明确要求“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专门用一个段落阐述传统文化的问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要求“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这些都把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提到了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现在关键是要把这一战略思想落到实处，化为全党全民的自觉行动。

什么是民族精神呢？我以为，离开了传统文化就谈不上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的标识。世界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就是由不同的传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等内在的文化基因所构成的。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区别，除了肤色、地域等外在的不同，最主要的或者说最本质的，在于文化与传统的不同。

潘天寿先生讲过：一个国家没有传统等于没有文化。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绵延至今、不曾中断的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每一个中华儿女难道不应该懂得珍惜她、热爱她，而是反过来糟贱她、抛弃她？

很多学者提出，21世纪将是属于东方文化的世纪。人们在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反思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利弊得失，发现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古老的东方智慧与西方文化一样，对于人类的生存与进步，对于建设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和谐世界，具有积极意义和宝贵价值。

西方要借鉴东方，世界在关注中国。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不应当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认识和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难道不应当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以积极的态度和有效措施，尽快来弥补这百年来造成的传统文化的深深裂痕？

三、国学热的过程中要防止不良倾向

一是通俗化倾向。

通俗不是个贬义词，甚至是个好词。传统文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古人的思想与文字，一般人接触起来有困难，需要做一点通俗的讲解、注释、翻译、图说之类普及性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要利用现代传媒，如电视能影响千家万户，通过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来普及国学也是必要的，而且应当充分利用。你讲得通俗易懂，老百姓爱看，就能起到普及传统文化的作用。当然能做到雅俗共赏更好，像前些年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就是现在的国学院，他们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搞的《中华文明之光》，邀请北大一批学养深厚的老教授，讲授各自擅长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专题，播出后反响极好，中央电视台重播过多次，还把版权卖到了海外，在海外也很受欢迎。因为他们都是学养深厚的大家，特别是许多老先生年事已高，播出不久就过世了，而电视留下了他们的风采。像这样的抢救性的普及工作，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通俗不要紧，但通俗化就不好了。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不能流于通俗化、简单化。如果电视屏幕总是充斥着“揭密”、“歪批”、“戏说”之类节目，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起，但这类东西搞多了，容易引起误会和误导，把真经给念歪了。特别要注意区分层次，譬如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在做好普及传统文化工作的同时，主要应当注重提高，潜心学术。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环境都好了，应当产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应当产生属于我们今天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宾四之类真正的国学大师。

二是庸俗化倾向。

庸俗化的要害是浅、俗二字，就是肤浅和庸俗。一些地方借国学为名，搞的一些活动，不伦不类，俗不可耐，令人啼笑皆非。兴国学，讲传统，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形而上的，可偏偏有人热衷于搞一些形而下的东西。如前些时讨论所谓“国服”问题，无论是汉代服饰，还是唐朝装束，要拿来改造为我们今天的“国服”，要求我们的国民统统着这样的“国服”，这真是滑稽可笑得很，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服饰风尚和潮流，强求人们统一着某一种服装是绝不可能的了。再如有的地方设立私塾，完全按旧学方式教育孩子，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不是说私塾不可以办，但如何与现代教育相融合是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还有的地方搞一些祭祀活动，互相攀比，劳民伤财，却搞得庸俗不堪，乌烟瘴气。

三是复古主义的倾向。

上面列举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复古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有些方面还相当严重，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防止和警惕。有的借复兴国学的名义，有的以弘扬传统做幌子，有的还打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号，实质上搞的是复古主义、封建主义、迷信主义的东西，如风水算命、求巫问卜、装神弄鬼、江湖义气、黑白两道……等等。

四、如何正确地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因此，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才能达到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我这里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精神，提出以下六点原则与措施，以就教于各位。

第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辩证地、科学地阐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一方面，“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都应当加以总结和继承。另一方面，“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必须首先坚持的正确态度和基本原则。（注3）

第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的目的在于发展和创新。继承传统，不是复古主义，更不是抱残守缺，而是要让传统得到弘扬光大，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我们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使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契合。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讲到的，“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第三、大胆吸收一切外来进步文化。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也决不搞民族主义，决不盲目排外，夜郎自大。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注重吸收和融合各种外来文化。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在继承弘扬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大胆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不断丰富和壮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加大教科书中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在国民教育中，特别是中小学课本当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尽管近年来不断增加，但还是远远不够。大学文科教育，起码要达到本科毕业能够读懂文言文。大学非文科教育，必须开设“大学语文”或“大一国文”之类的课程（现在是可开可不开，且多数不开），加大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力度。

第五、通过传统节日弘扬传统文化。两三年前中央曾专门就此发过一个文件，但效果不大，因为几个主要的传统节日除了春节都没有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最近，国家发改委已正式就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取消五一黄金周，在网上征求意见。据说，意见不尽一致，主要是对取消五一黄金周有意见，而对这几个传统节日列入法定节假日似乎没有异议。这是社会各界和“两会”代表多年提案呼吁努力的结果，一旦确定下来，对于弘扬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六、重视国学人才培养，特别要注意培养中外兼通的人才。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多讲一点。

国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问题，这是一个涉及长远发展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紧迫的问题。现在，文科博士毕业读不通文言文的比比皆是。对此，国家和有关部门应当正视，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规划，有的大学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里我不想全面谈这个问题，只想提一个建议，就是要培养中外兼（会）通的国学人才。

培养中外兼通的国学人才，要从娃娃抓起，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和特殊手段。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依靠国内培养，也送到国外培养；既可以自费出国留学，尤其需要政府组织选送到国外长期修学。上个世纪初，在“西学东渐”风气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如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他们大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都是中西兼通的大家。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就是官费选派的。如果没有官费公派，也就没有今天的季羡林。以我们现在的国力，以及与世界各国互派留学生的便利条件，政府组织考试，选拔300到500个优秀青少年，全部送到世界一流大学去学习，学个十年八载，必能造就一批中外兼通的大学者（当然也包括培养造就“国学”之外的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

国家应当有这样的长远考虑，也应当有这样的气魄。因为现在的情形是，中外兼通的人才十分难得，国学功底好的外文不行，外文好的国学修养又不行，二者往往难以得兼。只有达到了中外兼通，才能用世界眼光来研究国学；也只有达到了中外兼通，才能推动中华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注释：

1、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0月23日至11月6日，共分4期连载，文章题为《论国学应该缓行》。

2、“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那个孔家店并不是真正的孔子的思想，而是历代统治阶级的封建专制思想，所以“五四”是反封建。――封建专制不等于传统文化。

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10.14），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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