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投敌案，被罩上重重迷雾，庐山真面目不可得见。汪氏出逃，主要策划人是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而窃取日汪密约叛逃至香港将其公之于众的，也是这个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在尘封六十多年后面世，但谜底还是无法因此而揭开，反而闹出了新的“双胞案”，可谓谜上加谜，案中有案，煞是热闹。

2008年12月，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高宗武遗著《日本真相》（下称“湘教版”），由夏侯叙五整理注释；隔了一个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刊行《高宗武回忆录》（下称“百科版”），由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译为中文。这是同一种书，还是两种不同著作？也对，也不对。前者，是高宗武中文原稿；后者，则是由美国合作者依据中文原稿和高氏补充的内容改写的版本（原名为《深入虎穴》）。核心内容大体相同，但编排、行文、繁简、细节均有差异。

至可笑的是，湘教版由高宗武孙子高昕撰写的代前言说：“在我们整理爷爷的遗著和文献过程中，得知陶恒生先生从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得爷爷《深入虎穴》的英文复印稿，并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译成中文，陆续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我们非常欣赏陶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执著研究、严谨翻译以及详细的注释。陶先生在得知我们保存有爷爷遗著的中英文原稿，并已与《书屋》杂志社谈妥出版事宜后，表示‘尊重高府后人的意见’，并停止了出版爷爷遗著的计划。在此，对陶先生的理解，我深表谢意。”言犹在耳，而陶先生的译著很快就变成百科版了。

读者最想解开的，当然是这些令人牵肠挂肚的疑问：汪精卫为何要投日？高宗武在此种扮演何种角色？高氏送汪入虎口，而又曝光密约，是否老蒋主使？“高陶事件”男二号陶希圣，后来竟做了御用笔杆子，享尽荣华，而男一号高宗武为何要流落海外，隐姓埋名，至死不归？答案，仍在若有若无之间。

汪兆铭在最初的时候，与日方接洽“和平运动”，颇有忧国忧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情怀；及至发表“艳电”之后暂住河内，原有静观其变的打算。蒋中正先礼后兵，派人送钱送护照促其游欧，未能如愿，乃派人在香港打伤汪派干部林柏生以敲山震虎，最后看到没有效果，只能派军统特工陈恭澍到河内实施暗杀。孰料人算不如天算，汪兆铭当晚把主卧室让给秘书曾仲鸣，曾氏不幸当了替死鬼。高宗武在百科版《回忆录》中大言不惭地说：“我深信曾仲鸣的被杀是日本特务所为。他们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入日本人的圈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百科版第32页）。高宗武长期从事机密工作，在港、居沪均与杜月笙系统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络，从种种迹象中当然能判断出谁是暗杀主谋。高氏既将暗杀栽赃到日方头上，又为蒋氏极力粉饰，其回忆录的可信度当然要大打折扣，而亲蒋的倾向也昭然若揭。

高氏撰写回忆录目的之一，在推卸自己作为“和平运动”发动机的责任，所述的有关汪伪政权成立前后种种事实，在今日基本上已人所共知，唯个别细节有所补充，但“孤证不立”，仍有待于其他方面的资料证实，有些“真相”或许将永远埋藏在当事人的心中，带到棺材里面去。比如高宗武是否蒋氏派在汪身边的“卧底”，或者只是蒋氏放出的“胜负手”，和谈有成则居其功，和谈跑偏则卸其责？也许等到蒋介石“大溪档案”全面开放的那一天，会给世人一个答案？

高氏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在上海偷拍密约的全过程，湘教版和百科版情节基本相同，字句略有差异，为以往的史料中所无。正如汪精卫所说，“这是日方最机密的文件。日方从来没有提过这样具体的方案，一旦泄露，日方将作为我们对日本无诚意的解释。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许把文件带出去”（湘教版第103页）。高宗武谋划偷出文件已经很久，苦于没有机会。汪氏觉得文本翻译得不好，交给高宗武重译，但吩咐不能带走，只能在汪公馆里面工作。忽然有一天，有个东京来的日方要人到上海，来汪公馆与高会面；高氏借送客回旅馆的机会，从旅馆后门飞速跑回家，叫夫人全部拍下来，然后返回，前后不过一个小时。胶片暂存杜月笙门人处，在逃离上海前取回。据唐德刚为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所写序言，高宗武夫人亲口证实，在事前数月，高就让他夫人学习照相技术；他与杜月笙留沪代表徐采丞秘密往还，“是直接听命于重庆的。”“高陶事件”全过程，就是顶尖间谍小说的真实版，高宗武不是卧底，也与间谍同一路数了。

汪兆铭生性冲动，优柔寡断，权力欲与能力不相匹配，为群小所包围，听不进陈公博、后期高宗武和陶希圣的逆耳忠言，终至身败名裂，为天下所唾骂，固其宜也。高宗武此时刚过而立之年，自以为对日交涉第一人，过于自负，一步步跌入日人所设的陷阱，所幸良知未泯，及早抽身，但偷密约之功难掩其罪。正因为他是汪氏投日的谋主，瞒着蒋氏私自赴日谈和，就算在“立功”之后，蒋介石也不再信任他，命他“渡美考察”，在华盛顿了此残生。这两个版本的回忆录，文过饰非之处甚多，不可作信史看待。倒是后半部分对现代日本政治的解剖，有些真知灼见，可供国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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