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作者(前排左三)与同学们在巴黎博览会中国馆

戴高乐表侄女戴高碧为本文作者拍的照片

◆就是到了外国大学学习，也是我们自己编班，只有听大课时才与法国及他国学生在一起。

◆当我们学说“再见”一词，课本上配的是蒂博夫妇接吻的图片，辅导员就提醒我们要正确对待。当有人在学生餐厅与异性说话，辅导员就会提醒要注意自重，防患于未然。

◆听到65级同学在莫斯科红场被殴打，同学们要求去苏联驻法使馆提交抗议书。法国警察将我们强行拉上警车，送到歌剧院地下拘留室关押。黄镇大使亲自打电话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马纳克要求放人。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

随着中法建交，中央估计国际形势将发生新变化，中国可能会很快进入联合国，外交工作迫切需要大批外语人才，决定从北京、上海、河北、江苏选拔应届高中毕业生赴西方国家学习外语。

7月15日，经过严格学业选拔、政审、体检的650名学生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报到集训，我被分配到法国留学。10月底，新中国首批公派赴法留学21名进修生和82名大学留学生分批乘坐国际列车经莫斯科赴法。

外出必须三人同行

抵达巴黎，我们住在离我驻法使馆不远的雷瓦莱小区的一幢小楼里。楼不高，却安有电梯。公寓房成了我们的集体宿舍，一色的双层床。

我们由高等教育部派出，在国外由驻法使馆和高教部共同管理。当时，留学生内部管理极其严格，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小社会中，十多个人组成一个组，每组有一名辅导员。为保证我们的思想、学习、生活健康有序，组织上共派了三名专职的留学生管理干部。

为保证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国内还派出三名厨师为我们做饭。白胖的红案厨师姓崔，瘦小的白案厨师姓冯，给他们当下手的高大年轻厨师姓陈。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天天有菜单，日日改口味。

上学，也是坐我们自己的车，司机是国内派来的，没有其他外人，仍是我们中国人的小天地，与外界很少接触。就是到了外国大学学习，也是我们自己编班，只有听大课时才与法国及他国学生在一起。每天晚上，我们只看电视新闻，新闻一播完，我们立即起身回房间复习自己的功课。以后才逐步提出要利用外语环境的问题。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已很难让今天的学生理解了。

我们组织了理发组、修鞋组、电影放映组、医务室，自己为自己服务，体现了勤工俭学精神。

当时，我驻外人员为防止敌特分子的暗杀、绑架，确保自身安全，规定外出必须两人同行。我们学生须三人同行。女同学三人还不可以，一定要有男同学同行。我们人多，三人一组，分批出门，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引人注目。

第二年，使馆买下了位于巴黎市南郊罗班松区的玫瑰泉小区的两座白楼里的十几套住房，我们就集体搬到那里。小楼坐北朝南，面临马路，院子安有各种图案组成的铁栏杆。第二年，在65级留学生抵达前，我们中的大部分被安排到法国西部的雷恩大学读书。留下的同学们在巴黎大学学习，同时协助新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学习不忘“消毒”周围环境

在巴黎，我们先后在“朗高”视听和“法语联盟”就读。当时，组织对我们提出的学习要领是：听说领先，写读跟上。

“朗高”是专门为外国学生开办的学校，推行当时先进的视听教学法。我们十多人被分成一班，老师放着幻灯，一幅画面配有一句话，每人轮流跟着老师重复那句话。先期发的书本只有画面，没有文字。上午，我们上课时死记硬背。下午，我们回家分组靠记忆复习课文。到了后期，才开始认字和书写。

1965年下半年，我们到“法语联盟”就读，与“朗高”不同，我们一入校就拿到了“法语联盟”的专用课本。因其书皮为蓝色，我们就叫它“蓝皮书”，或者用作者名称其为“莫歇”。老师采用的是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一堂课下来，就有上百个单词、短语，根本消化不了。复习时，也只能死记硬背，尽力多记。

在这两阶段的学习期间，辅导员们总结了学习较好的刘培龙、刘家骧、刘惠明同学的“三刘经验”，对同学们的启发极大。大家你追我赶，互教互学，掀起了大学习的新高潮。事实证明，这两个阶段的学习为我们进入大学文学系跟班上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巴黎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也是巴黎公社的摇篮，具有革命传统。但当时向我们强调最多的是，巴黎是世界闻名的花都，言下之意是要警惕西方的花花世界对我们的腐蚀。一到巴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橱窗里，三点式女模特袅袅舞动；满街上，女士们袒胸露背，顶着鸟窝头，指甲、嘴唇抹得红红的。当时国内已反资防修，就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年轻人的潜移默化，无孔不入。为确保我们一个不少地学成回国，组织上十分重视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辅导员们时常为我们打“防疫针”，开“消毒会”。外国男女接吻司空见惯。事实上，外国的吻也很有讲究。同事、朋友、亲友间是贴脸；长辈对小辈是碰额头；夫妻和情侣间才用嘴接吻。当我们学说“再见”一词，课本上配的是蒂博夫妇接吻的图片，辅导员就提醒我们要正确对待。当我们说我喜欢法国(France)而误说成法国女人(fran aise)时，真怕将来择不清楚。当有人在学生餐厅与异性说话，辅导员就会提醒要注意自重，防患于未然。

丰富多彩的社会调查和参观学习

为对资本主义国家表面富有的实质有清醒的认识，组织上安排我们参观了狗坟和贫民窟，让我们有机会亲眼目睹西方社会不关心人民疾苦，人们之间缺少阶级感情，家人之间缺少亲情以及资产阶级精神空虚的西洋镜。记得当时宋文清同学在参观了狗坟之后还写了一篇感想发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

为进行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信念教育，组织上安排我们参观了巴黎公社墙。巴黎公社墙是拉雪兹神甫公墓东北角的一段灰色砖墙，用以纪念1871年5月21～28日的牺牲者。至今，我们还保留着金维克同学拍的公社墙的照片。

1965年，我们曾到圣·马洛观光，既丰富了业余生活，又增进了对派遣国国情的了解。那里的沙滩极好，细软平坦，十分诱人。可惜那天天气并不好，有风，气温也不高，但我们还是舍不得放弃能到大西洋里泡一泡的机会。我们壮着胆子下海嬉水，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还参观了尚在建设中的朗斯潮汐电站、圣·米歇尔山。我们还注意观看了米歇尔山脚下的流沙。这里的沙其实更像淤泥，一旦变干，非常结实；一旦与水混合，立即变成粘稠的泥浆。圣·马洛海湾附近的海底布满大大小小的地下河床，它们就是制造死亡危险的罪魁祸首。

1966年中，国内因“文革”，取消我们回国休假的计划。使馆安排我们到蒙塔日休整。在这里，我们寻访周总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勤工俭学、探寻革命真理的足迹，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特殊时期奉召回国

1967年1月18日，教育部、外交部联名通知我驻外机构，指示在外留学生于2月10日前回国参加运动。64届学生原则提前毕业；65届学生休学半年后再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后，我们才听说是当时的驻外使领馆的造反派头头利用留法学生迫切要求归国的心情，起草了一封加急电报，将五百多名留学生全部召回北京。1月27日傍晚，64届同学们从雷恩返回巴黎。当我们从电台中听到65级同学在莫斯科红场被殴打的消息时，大家都震怒了。当晚，使馆领导商务参赞陈明和大使夫人朱霖来看望大家时，同学们要求去苏联驻法使馆提交抗议书。他们劝阻半天未果，被迫同意派一辆大客车送我们到苏联使馆附近的一个路口，并约好等我们交完抗议书后到另一路口上车。当我们排着队快到苏使馆时，法国警察对这一路段已实行了戒严，长时间把我们封锁在苏使馆大门附近，并最终决定将我们强行拉上警车，送到歌剧院地下拘留室关押。半夜12点，法国电台报道了此事。使馆多次向法外交部交涉，黄镇大使亲自打电话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马纳克要求放人。28日下午，法警方才允许使馆人员接我们出狱。

同学们私下酝酿着在29日登机那天在奥尔里机场朗读毛主席语录。或许是法国警方事先估计到此事，害怕留学生们大闹机场，通知大使馆派专人为我们提前办理了出境手续，让我们坐车直接进停机坪登机。就这样，我们个个胸佩使馆女同志为我们做的大红花，黄镇大使率领使馆官员亲自到机场送行，我们百感交集飞离巴黎。

2月2日，在首都国际机场，我们受到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和首都各界两千多人的迎接。

就这样，两年多的留学生活结束了。这段时间在人生旅途中是短暂的，但对我和我许多同学来说，却是终生难忘的。这里记载了祖国的殷切期望，领导的精心安排，管理人员的苦苦探索，学子们的刻苦努力，同学之间的深厚友谊，但也不无彷徨和痛苦。这里记载了我们许多的感动和欢乐，但也不无困惑和眼泪。这里记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思考！ ◎文并图/王四法(前驻中非共和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