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学”一词，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概念相对明确。

《周礼·春官·乐师》中记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公“制礼作乐”，开“礼乐教化”，奠定了中国“礼乐之邦”。乐师即当时的乐官，兼及学官，掌管“国学”工作，用以教导贵族子弟操练学习。

《礼记·学记》中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古时候教学，家里有私塾，乡里有乡学，郡县里有郡学，国家京城里有太学。孔疏引正义曰：“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这里的“国学”，指的是诸侯在国都所设的学校，应该是级别最高的教学机构了。

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孙先生的理解，周朝时候的“国学”，是“贵族子弟学校”。

可以看出，在古代，“国学”的概念，指的就是学校，是国家所设立的教学机构。“国学”作为教学机构，历代略有变化。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

唐代诗人李中，写过一篇《壬申岁承命之任淦阳再过庐山国学感旧寄刘钧》。里面写到与同学共读时候的场景，“读书灯暗嫌云重，搜句石平怜藓深”。这里的“国学”，指的应该就是庐山下面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建于南唐李氏朝廷，时称“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与当时的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学者争相往之。

唐代另外一位诗人令狐峘huán，写过一篇《释奠日国学观礼闻雅颂》。“释奠”日，是指古代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孔夫子的节日，“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释奠礼属于“三礼”中“君师”之礼，是祭孔规格中最高。诗中写到“肃肃先师庙，依依胄zhòu子群。”描写了唐代学校“国学”里面祭孔的盛况。

宋人吴泳，也写过一篇《送杨子达入国学》，里面写到离家上学时的情景，“母线丝丝直，爷诗字字情。别情非所惜，回看锦衣荣。”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前往“国学”就学的学子的殷切期待和美好祝福。

清人《西巡回銮luán始末》这样写到：“学堂之设，（光绪）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所学皆实用，所取皆通才，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这里的“国学”，已经从周朝时候的“贵族子弟学校”，发展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了。

二、近代以来的“国学”概念，基础而多元。

近代以来的“国学”一词，具有基础一致性以及多元指向向。

基础一致性，是指“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概念的提出，是没有异议的。这种基础一致性的由来，离不开另外一个国家——日本。

18世纪20年代前后，日本本土文化自觉，“国学四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试图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国文化影响。荷田春满甚至向德川吉宗建议建立国学学堂，以反对运用儒学、佛学的态度对日本的古典做解释。江户时期，日本国学就是以追求日本固有的、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神道思想而闻名。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再次发出“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社会文化转型，中国一大批学人士子，东洋求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的“国学”，也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人。

1902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时间的车轮行驶到了这里，“国学”一词在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涵盖了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涵盖了历代史学，这样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多元指向性，则是指“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概念的提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06年，国粹派邓实撰文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1923年，胡适给“国学”下了定义：“‘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1937年，马一浮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

1991年，张岱年在《国学丛书》序言中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

2007，台湾学者龚鹏程出版《国学入门》一书，认为：“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

一直到2008年，钱穆《国学概论》出版，里面竟然这样提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钱先生“不得己”只好采用了梁启超的说法，以中国历代学说思想为脉络。钱先生的“不得己”，实在是对“国学”概念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的客观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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