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这部著作里。古代的国学主要是讲国子学，就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内容。近代以来讲的国学是相对于西学的。五四时期，梁漱溟先生曾说：大家有的讲亚里士多德，有的讲马克思，就是没人讲孔子，那么我梁漱溟来讲孔子。所以梁漱溟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那时候提倡国学的目的之一是使中国人不丢掉自尊心，就像章太炎先生说的一句话，“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中国之所以能成立，它背后的精神性的东西就是国学。如果没有国学，这个国家就不能自立，“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就是这个意思。在《左传》里面也有一句话体现了这种思想，叫“国于天下，有与立焉”。一个国家在天下，一定要有足以立国兴邦的基础。《左传》里这句话实际讲的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问题成为立国兴邦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章太炎讲的，“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而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立者也。”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精神文化，这个国家就不能立足于天下。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一定有它立国兴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它的凝聚力。所以有的学者又把国学叫做国魂，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这种文化认同、这种凝聚力、这种自尊心，那会是国将不国。

到了近代，国学具有振奋中国民族精神的意义。当然提倡国学的人，应该说相对于提倡西学的人来讲，是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上个世纪初，在中国就存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二元对立的中西文化之争。在这个争论当中，因为中国长期的积赁积弱，国力衰微，所以国学是处下风的，国学都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国学和五四时期讲国学不一样的地方。那时候讲国学是为了启蒙和救亡。所以，今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都不能一概抹煞。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那个时代保守主义的保守性，他们的主观动机都是为了中华民族。如，胡适的全盘西化，梁漱淇、章太炎等人的文化本位思想。我们今天要从历史的眼光去看他们，不要再纠缠于那种二元对立思维的解论，他们各有长短。我们今天对国学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提倡的，也有否定的。对国学也有讲过头的，如提倡说古话，穿古服，行古礼，以及过度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大典等等。但我们也不能给他们扣什么帽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行政的力量去干预。

国学的概念实际上不难理解。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国学，就是传统文化的别称。也就是和“西学”相对的那个“中学”，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发展的、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学问总体。所以它所涵盖的内容，就是中国所特有的，或者在中国的地理环境、语言环境，乃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特定条件下，在中国文化母体当中孕育产生、发展、演变的学问的总体组合。中国古代把这个总体学问分为经、史、子、集。实际上这还不足以完全囊括国学的范围，国学是无所不包的。更重要的是国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文化的发展，又不断融进新的内容，新的文化传统。这里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也应该是现代的国学。所以我们讲国学不排斥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当然，某种外来文化，其中包括外来的优秀文化，只有被我们充分吸收和消化之后，它才能真正成为国学的内容。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四五百年的时间里，到了唐朝才真正地出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在此之前，也产生了佛教和儒家的强烈争论，出现了所谓的儒佛之争、佛道之争。韩愈的《原道篇》就讲了这个问题。当时许多人批评佛教，排斥佛教，甚至运用行政力量和国家力量去消灭佛教，结果也消灭不了。要相信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它有消化能力。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慧能禅宗的出现。慧能本身没有文化，但他却完成了标志佛教中国化的（六祖坛经）。禅宗讲“见性成佛”、“佛性我”，佛性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人人皆有佛性，甚至连一阐提人都有佛性等等。一阐提人是梵语的音译，是印度最低的种姓。原有的印度佛教认为谁都能成佛，但一阐提人不能成佛。因为一阐提人是最低的种姓，是不可救药的人。但禅宗认为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佛性在每个人的心里，这叫“佛性我”。所以只要你明心见性，就能成佛，成佛的关键在你自身，不是外力。慧能提倡对佛教进行改革，不要念经，不要崇拜偶像，排斥念经打坐，甚至布施。因为禅宗认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不是成佛的根据，因此成佛要向内用功，即“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如果内心的佛性不觉悟，即使念一千遍《法华经》也不能成佛。这是佛教的一次大改革，打破了贵族对佛教成佛的垄断。用列宁的思想来说，禅宗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张不仅廉价，而且是免费进入天堂的门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讲的性善论和禅宗的佛性说有相似之处。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心、即同情心，是仁爱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知善知恶，懂得是非，是智慧的萌芽。孟子讲这四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四心不是由外界某种力量赋予的，而是每一个人所固有的。这强调了人类的道德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自觉的意识。儒家就这样来突出其道德的主体性。

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四心，在孟子看来，没有四心就是禽兽，这叫“仁义内在”说。仁和义体现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道德意识。能否作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不能把声、色、嗅、味当作人性，不能把生理的本能当作人性。孟子说“口之于味也”（口尝美味），“目之于色也”（眼睛看美色），“鼻之于臭也”（鼻子闻美味），“四肢之于安佚也”（身体得以休息），这些爱好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因此也都是天性，但是得到与否，却属于命运，所以“君子不谓性也”。即君子不把声、色、嗅、味看做是人的本性，因为你想得到，却不一定能得到。而性却不同，性是由己的，只要你想做，就能做到，如尊爱老幼、孝敬父母、不加塞、不吐痰、不随地大小便等道德行为，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这就叫“为仁由己”。大家看儒家的性善论，“为仁由己”这种内在性和禅宗“佛性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走到了一起，这就标志着佛教中国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