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辜鸿铭先生，精通英、法、德、拉丁等九种语言，在国外获得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但同时也是很多人认为的满清第一大“奇葩”，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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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原版是英文，于1915年出版，此时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辜鸿铭十岁跟随橡胶园的义父义母来到英国，出发前父亲告诉他，“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早在他游学德国之时，就凭借自己的铁齿铜牙，在德国人面前为中国人扬眉吐气。本书出版之前，欧洲列强对中华民族百般凌辱和对中国文化百般歧视，而欧洲也正好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人民，对于自身文明价值产生了怀疑，所以辜鸿铭趁此机会出版这本书，大肆宣扬中国文化，告诉欧洲的百姓，中国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中华文化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在本书中，他说道，要估价一种文明，就是要看它创造了什么样的男人和什么样的女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有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淳朴。他剖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认为是英国的群氓崇拜与德国的强权崇拜发生了冲突，群氓是指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由于英国的群氓崇拜流行，使具有强烈道德秉性的德意志民族不能接受，因此导致了德意志名族对不义、分裂和混乱的极度之恨，使得德意志民族迷信强权，过度的迷信强权导致了军国主义的产生，所以前者应该为后者负责，而后者则需要对战争负责。

辜鸿铭在此书中大肆宣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例如“礼”与“义”，中国是一个注重“礼”与“义”的国家，而欧洲人想要结束这场战争，就需要学习中国的良民宗教文化，便是“礼”与“义”。消除群氓崇拜需要我们做事不要从自己的私利和权宜出发，而是应该先以“义”为出发点，只有我们凡事从“义”字出发，鼓起勇气对抗群氓崇拜，才能从根源上消灭群氓崇拜，自身的自私和怯懦才是真正可怕的敌人。另外欧美国家乃至日本和中国那些爱奢谈和向往自由的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就是循规蹈矩。而革命前的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民会循规蹈矩，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中国才会如此平和，不会爆发战争。

他给中国人最重要的定义就是温良，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驯良，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即没有任何使大家感到不快的东西。而中国人的温良又是从何而来？是来自于同情心、爱心和依恋，正是这种有同情心、真实的人类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中国人那难以言表的温良。

他把孔子和西方的各大宗教创始人放在同一个位置，极度推崇孔子的言论和思想，认为西方的各大宗教是给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使他们得到安全感，而孔子创立的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是使人变成完人、圣人、天使，相反，儒学却使人成为好公民、孝子良民而已，如果你是一个孝子良民，你就拥有了宗教。成为一个孝子良民就是荣誉和羞耻感，要孝顺长辈，忠于皇帝。

同时他还十分推崇中国的纳妾文化，认为纳妾并不是丈夫不爱妻子，而是尊重和理解妻子，妻子也不反对丈夫纳妾，甚至还帮助丈夫纳妾。而纳妾文化盛行他认为是源于中国妇女对丈夫的忠实和无私奉献，是一种无我宗教，绝对为她的丈夫无私的活着。正是这种无我宗教，那种妇女、那种淑女或贤妻的纯粹的无私，那种丈夫对妻子的爱，还有他的得体，那种真正的中国绅士完美高雅之礼，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

结合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此书有很多观点与现代观念相悖，而对于辜鸿铭这个人也是很有争议。明明从小就在国外长大，也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但是却推崇一些十分传统甚至偏激的国学，例如帝制和纳妾文化。1881年，辜鸿铭遇到马建忠，并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至于他们谈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马建忠却不是这种传统的人，而是一个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站在时代前列、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所以和马建忠的交谈不太可能是让辜鸿铭回归传统国学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可能是辜鸿铭个人的性格，从他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叛逆的人，喜欢做大家都不做的事情，喜欢独树一帜，喜欢特别。

在这本书里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评判他的是非对错，因为时代背景不同，所产生的文化观念也就不同。在我看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大概就是三个，第一个是为了宣传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提升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这个是最浮于表面的目的。第二个目的则是借西方人的口让中国那些推崇西方文化的年轻人回归本国文化和传统，例如三纲五常，四书五经，因为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很大，而且有不少富家子弟外出留学归国，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他们纷纷剪掉辫子，穿上西服，辜鸿铭在北大讲学的时候留着辫子，底下的学生还笑他，他则说：“我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反正这群大学生不是喜欢西方文化吗？那我就写给西方人看，西方人要是喜欢，那就会照着我说的做，然后传达给你们这群接受西方文化的人，看到西方人都赞同我说的话了，你们还会觉得我说的不对吗？第三个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帝制和维护文化的统一，从他推崇孔子的忠于皇帝理论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保皇派，而西方的民主制度则对中国的帝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想让中国人明白忠于皇帝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要忠于皇帝。那时的文化生活也是十分混乱，国学夹杂着西学，大街上一会儿是穿西服的，一会儿是穿长袍的，一会儿是留着辫子的，一会儿是短头发的，他想让大家都回归传统，有统一的文化信仰，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和平。但他也是个很奇葩的人，他去祭拜慈禧，却在袁世凯去世的时候大摆筵席三天，所以很多人才会认为他其实是个叛逆者，喜欢做不合乎常理的事。

虽然他一直都在推崇自己的理念，但可惜的是他对当时的中国存在不少夸大之词，也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显然是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是过于自信了。不过这本书的正面效应也不能忽视，正是因为这本书在欧洲的流行，才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了中国文化，认识到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和贤良淑德的中国女人，在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