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唐宋

文人学子为谋取功名，无暇学习军事，军训渐渐被弃之不顾

秦汉之时，学校军训则开始走下坡路了。儒家学术逐渐被奉为正统，军训的职能弱化为一种礼仪程式。

其实，秦在建立统一政权之前，仍对军训十分重视。但统一政权之后，除加强边防，用兵的机会变得很少。为防范平民造反，便下令拆除各诸侯国的城郭，收缴天下兵器，连老百姓家的菜刀也是几家合用。

虽然秦汉时期学校军训萧条，却并未废止，因为在地方学校教育中仍有军训的内容。东汉王莽执政时，每年春秋之际，经学家刘昆都会带领五百多名弟子习武，以致王莽怀疑其图谋不轨，把他及家属都关了起来。可见，私学以传授经书为主，但也包括射击御等军事训练的内容。

隋朝时，更是开始“偃武修文”大力削减武备，国家教育重点由学武转为修文，科举也开始成为主流。文、武分举后，文举不考武学，文人学子为谋取功名，无暇学习军事，军训渐渐被弃之不顾。

唐朝在开国之初确立战时重武、平时重文的国策，但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年）曾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唐玄宗李隆基于先天元年（712年）亦说：“先王务本，君子之教，化人成俗，理国齐家，必由於学矣。”唐朝的取士之法仍偏科举，学校沦为科举附属品，军训废止。此外，理学开始萌芽，逐渐形成重读书轻实践，重静坐轻活动的教育理念。

到了宋朝，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被推向高潮，武将地位被读书士子全面超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军事训练就变得毫无必要了。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除了历朝历代开国打江山很短的时间里重视一下军事训练，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文人闭门只读书的情形。

清末民初

“军训”在中国自古就有，但现代意义上的军训仍可算是“舶来品”

清王朝以武功开国而得天下，开国之初举办教育是文武并重。从官学、国学到地方学，学校的课程多数是文武兼备，都开设骑射课。文科考试先试骑射击，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不得考文场，这个规定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军训的开展。风气所及，民间也竞相效仿。清初的著名教育家颜元主办的“漳南书院”中，将课程分为“文事”和“武备”等若干类，学校有习射运动场，军事训练的内容除骑射外还有武术、举重及舞蹈等。

然而，明、清初的学校军训终究未能从复兴走向发展，这是因为程朱理学仍是明清社会的显学。终明一代，程朱理学都受到最高统治当局的极力推崇，仍是“半日读书，半日静坐”。

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让全国上下意识到“强兵尚武”的重要性。康有为《大同书》中提出：“今白人自入童学，每日即有体操，皆习兵以强筋骨。”之后，梁启超也竭力主张仿效斯巴达、德意志、日本的尚武教育。虽然“军训”在中国自古就有，但现代意义上的军训仍可算是个“舶来品”。

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倡导实行“军国民主义”，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同年，蒋百里发表《军国民教育》，正式提出学校增加军事课程，请军官教授学生军制、战术、战略等国防知识。1906年，清政府正式颁布《教育要旨》，把尚武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正式颁布学校军训的办法。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法》，明确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应注重兵式”。同年9月，正式将军事教育列入教育宗旨，令全国各学校注重军训。许多学校还组织了“少年义勇团”或“童子军”，借以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和军事技能，学校军训迅速展开。

然而，一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兴起一股反对战争的潮流，中国的军国民教育思潮也一度衰弱。1919年，一项权威调查结果表明，教育界普遍认为：“现在欧战之后，军国民教育不合民本主义，已为世界公认。我国教育宗旨，亦应顺应世界潮流。”至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把“尚武”从教育宗旨中删除。随后，1922年颁发的《壬戌学制》取消了“军国民教育”，学校军训又随之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