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什么?中国文化的底蕴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基本精神。
1、 天人合一的三才之道。
中国传统国学文化一直以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第一要务,这是贯通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一条主脉,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所谓“天人之际”,用现代语言表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华国学的重要经典 或哲学体系中,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把“天人合一” 作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思考原则。而在国学或中国文化中,始终把天人看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周易》提出“三才之道”和“天人合一”说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表述。《系辞下》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说圣人通过仰观俯察,发现宇宙虽然广大浩渺,但其基本构成是天、地、人三项。且天、地、人又各有其道:天道的内涵是阴阳并建,二气交感;地道的内涵是分阴分阳,刚柔迭用;人道的内涵是施仁行义。天道之阴阳发用,产生万物。万物又呈现出或刚或柔的不同形态。此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万物资始于天,成形于地。天地即立,人生其间,秉持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条件,以爱惠之仁,割断之义,立为人类的行为准则,从而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大家庭。因此,天人的关系应是和谐统一整体关系。
2、 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
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必然会推出“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从而构成国学中最为推崇的核心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和内部战争频繁的国家,历代老百姓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解决个人的生存智慧。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共生意识产生了。如果说大禹治水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夏、商、周三代君臣及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中华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则更倾注了一种理性的审视和思考。在我们的国学中,孔、孟、老、庄或儒、释、道,皆有强烈的反对战争的思想。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即已认识到战争和暴力的残虐。《说文》的“止戈为武”,《左传》的“夫武,禁暴戢兵也”,即是从和平、寝兵的角度创造“武”字和解释“武”字的。天灾人祸和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民族伤痛,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中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和谐”理念,实为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3、 普世关怀的人文精神
中华文化最突出的核心价值或理论价值是其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其具体表现为始终彻底地从一种伦理化的人文世界观立场看待世界和人生,追求“人”、“仁”同格的道德理想,并把这种理想推广到人伦之中,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普世关怀和人文实践精神。
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到孟子的“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再到《管子 》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等等,均体现出国学中所包含的价值理性或人文精神。其中,孔子的“远神近人”思想,正是有别于“神文”或“鬼文”;孟子的“四德”、“五常”观念所针对的正是人类文明所异化出来的权力拜物教和金钱拜物 教。这些形形色色的“拜物教”,在“知识即力量”,“知识即权力”的工具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包装下,堂而皇之的成为少数人无限扩展欲望的现代理论。而对于中华国学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性来说,这些貌似现代化的理论,并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它们所缺少的正是以恻隐,羞恶、谦卑、智慧和诚信为核心的人文关怀。
4、 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中华文化总结出来的又一条民族生存的智慧, 同时也构成具有国学核心价值意义的重要理念。在中国古人看来,一个缺少或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无论当时如何强大,总免不了最终走向衰败乃至灭亡。这也是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的意义所在。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发展历 程中,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政权更迭及残酷的战争等等,都给社会及人民带来巨大的破坏和伤痛,它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 一部《周易》所 折射的义理主题及其所关注的“天人合一”、“保合太和”、“与时偕行”等生存理念,实际上都是对忧患意识的深刻反映。
5、 “趋时求变”的“日新”理念。
在中华国学中,“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之学无不推崇“趋时求变”的变通哲学和“日新”的理念。这些理念所体现的是人类对构成人类处境的外部世界与自身活动关系的理性思考和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无时而不动,无时而不移。”因此,人类的活动就要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协调和统一,否则便不能发展,也不能生存。
因此,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才能保持大道的存在;只有在创新的前提下加以继承,才能使大道畅通。天下万事万物的生存发展,没有继承,就会失去连续性;没有创新, 就不会使事物最终完成。
以上五点,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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