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海宁——观潮胜地

王国维(1877-1927年)，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汉族，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厚的造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先生造像

一、海宁才子、弃绝科举

清末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州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海宁乡风，对他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父亲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海宁盐官是观赏钱江潮的胜地，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王国维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工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他文稿。

海宁旧城——宣德门

王国维从小聪颖好学，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1886年，王国维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1892年7月，王国维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同年赴杭州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入崇文书院。崇文书院位于西湖跨虹桥西面，绿树掩映，风光秀丽。数百年前受到康熙皇帝的亲幸，为浙江四大书院之一。

王国维书法

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科学文化输入中国。受到新的文化和思想的影响，王国维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他博览群书，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开始厌恶时文八股等应试科目，逐渐弃绝科举之路。1895年11月，18岁的王国维与当地的一位商贾之女莫氏成婚。婚后两人相敬如宾，一年后生下一子。但王国维仍向往出国留学，关心时事，经常研读外洋政书和《时务报》《盛世危言》《格致汇编》等。为了养家糊口，他在同邑望族陈枚肃家任塾师，而其父望子成龙，仍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不久，同乡许家腥辞去《时务报》文职书记一职，便介绍王国维去上海接替自己的职务。他欣然接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游学生涯。

杭州崇文书院旧址

二、漂泊沪上，得遇知己

《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梁启超为主笔，汪康年总经理，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石印旬刊杂志。这是王国维学习新学的一次绝好时机。他来到上海这个可以施展抱负的城市，满怀希望地师从于康门弟子欧榘甲。遗憾的是，因为当时《时务报》内部存在着“浙派”和“粤派”之争，梁启超、章太炎和欧榘甲等先后离开了《时务报》，所以他与欧榘甲没有太多的交往，更没有见到他十分崇敬的梁启超先生。当时管理《时务报》的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并没有看重他的才华，给予王国维的薪水也要比其他的职员少得多。为此，王国维感到苦闷，几次想要离开《时务报》。但由于要学习新学，他不得已才继续工作，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

王国维书法

在此期间，王国维遇到了对其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罗振玉。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比王国维大11岁，在15岁时考取了秀才，但在乡试中却多次落榜。与王国维一样，他也毅然决定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选择他喜爱的金石文史，并在这方面颇有造诣，成为当时名震一时的年轻学者。他世事洞明，机智练达，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甲午战争之后，罗振玉致力于新学，他自筹资金创办了学农社和《农学报》。看到当时日本因明治维新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后，他认识到翻译日文著作，把日本的成功经验介绍到中国是当务之急。于是，他自己出资聘请日本人藤田剑峰翻译东洋的农学著作，并成立了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

青年时期罗振玉像

当王国维看到东文学社在邻近的新马路梅里福开办时，便产生了学习日文的想法，虽然留学的梦想因为家境贫穷一时无法实现，但是学习日文也同样可以接触到更多新学的知识。在征得汪氏兄弟的同意后，他每天可以在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的日文。条件是汪氏兄弟加重了王国维的工作量，并扣掉了他的一部分工资。在一次罗振玉巡视学员的学习情况时，看到了王国维写的《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罗振玉心里顿生钦佩之情，要结识这位才子。之后，在两人的交流中，罗振玉感受到王国维有非凡的才华和超强的领悟能力，也了解到他在《时务报》供职的苦闷，于是，罗振玉决定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学习的一切费用。

旧上海外滩一角

自此，罗振玉成为王国维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领路人，也是王国维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知己。在东文学社，王国维师从日本教员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较为系统地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他每天上午在时务报馆工作，下午赶往东文学社学习。日子过得很累，但很充实。也在这个时期，王国维从日本近代著名的作家、文艺评论家、思想家田岗岭云的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开始对西方哲学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遇害，《时务报》社被查封，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时务报馆解散后，罗振玉把王国维安置在上海农工商总局的《农学报》，学习日文，进行翻译工作。还聘请王国维担任东文学社的庶务，月薪30元大洋，这不菲的收入，足以够他养家糊口。

王国维书法

三、留学日本，兼通中西

王国维一直想出国留学，学习更多的新东西，罗振玉也对王国维这一想法表示支持，并承诺要资助他留学东瀛。1901年2月，由罗振玉资助，在日本教师藤田的帮助安排下，王国维踏上了留学日本的轮船，实现了多年的留学梦。12月，入东京物理学校，白天学习英语，晚上学习数理，颇为几何学所苦。不料到春天，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发作，于五月只得提前回国。返国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后，当年八月，王国维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不久，就投入《教育世界》的编译工作。《教育世界》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杂志，由罗振玉出资，刊行于上海。王国维主要负责《教育世界》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编译。

日本富士山

他在《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者及国外自然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在《教育世界》杂志成功创办后，去日本考察数月的罗振玉，回国后便接受了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一职，他了解到王国维喜爱哲学方面的书籍，便自费买了大量哲学方面的原版西方哲学书籍供其阅读。1903年，经罗振玉的介绍，王国维到光绪二十年状元、南通人张謇办的通州师范学堂任职。一年多后，到苏州学堂任职。

光绪二十年状元——张謇像

从1898年至此时的5年多时间，王国维以攻哲学为主。他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研究了西方康德、叔本华、尼采及英法诸家的哲学，又攻西方的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等。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他的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等。在《红楼梦评论》中，他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是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开风气者。自从1896年王国维游学上海后，他就从来没有回过一趟家，看一看正在为家庭操劳的妻子。他深知妻子贤惠大度，从不抱怨他不能陪在身边，这让王国维心中的愧疚和思念之情加深。

光绪二十年状元——张謇书法

1905年，王国维叩响阔别已久的家门。随着“吱呀”的一声，门被打开后，可是他却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白发丛生，满脸皱纹的妇人，他思念已久的妻子呢？“进来吧。”女人熟悉的声音响起，王国维这才发现，原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妇人，就是自己的妻子。他满脸的疑惑，不敢相信十年的时间，竟然将曾经那个温婉的女子变成了沧桑的妇人。他心中满怀愧疚，悔恨，疼爱，怜惜之情，各种复杂的感情交织，遂作《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王国维旧居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王国维又跟随罗振玉一家到京城谋生，住在罗家，这样两人既可共同探讨学问，还可以让罗家仆人照顾王国维的生活。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他又开始专治文学。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和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介绍了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

北京天坛旧影

《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我国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在词论界被奉为圭臬，其论点成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其中的“人生三境界”理论尤其为后世所熟知：“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他还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在京城供职的两三年内，王国维先后痛失了父亲、妻子、继母三位亲人，尤其是妻子莫氏。在王国维游学期间，她饱受生活之苦，年级轻轻就积劳成疾，在王国维游学归来后的第三年，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孩子和一个只懂得研究学问的中年男子，这使他悲痛欲绝。

王国维书法

四、流居东瀛，专心学问

1908年3月，王国维与继室潘夫人结为连理。4月，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潘氏对待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十分友好，她精明能干，任劳任怨，得妻如此，夫复何求？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之际，身为朝廷四品大员的罗振玉害怕自己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并且他还收藏了很多图书、器物，一旦没收，多年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所以他急切的希望寻找到一处避难之所。而此时的王国维还是朝廷中不入流的角色，按理说，可以不用避难，但当他想回到老家海宁时，船票已经疯涨了几倍，并且很难购到，再加上他是一个学术至上的人，很需要一个清净之地治学。经过一番商量后，他决定与罗振玉一起前往日本，开始了流居日本五年多的生活。

日本京都一角

在日本京都，他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在罗振玉的影响下，王国维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在学术研究方向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罗振玉有着大量藏书和古器物资料，还有多得难以计数的甲骨器物，而这些珍贵的藏品也为他们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一家与罗振玉一家相邻而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 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心致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

樱花

由于这段时间王国维和罗振玉几乎是朝夕相处，所以也开始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罗振玉以其学术的敏感与前瞻性，曾经收集了一些封泥，王国维就写了颇有影响力的《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两篇文章。关于简牍，他们合著成了《流沙坠简》一书。更让人称道的则是他们对于甲骨文的研究，《殷虚书契考释》的问世更是为后来学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础。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所思所感，有不少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王国维学术上颇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1916年，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

甲骨文

王国维不愿全家生活再有累于罗振玉，遂于当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甲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他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王国维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主要包括八个方面:殷周研究、司马迁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辽金元研究、汉晋简牍研究、青铜器物、石经、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为卓著，贡献最为杰出。

王国维书法

五、结识溥仪，友情生变

1919年，罗振玉一家也回到国内，并将三女儿罗孝纯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1921年年初，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1922年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但没有接受酬金。而罗振玉作为清王朝的“铁杆”遗老，极力拉拢王国维一起进入晚清小朝廷。溥仪对王国维的学识非常赏识，1923年春，经升允推荐，特诏他为南书房行走一职，使其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但以他的学识，足以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

清逊帝溥仪像

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小朝廷的遗老们也是如此。随着斗争日趋激烈，王国维不想自己成为遗老斗争的棋子的态度，让罗振玉渐生不快，两人的关系也就此出现了裂痕。引起他们之间的误会主要有两件事。一是1923年清逊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内，王国维在南书房行走后，罗振玉将自己的著作《殷墟书契前后编》《考释》等，从天津寄到北京，让王国维呈给“皇帝”溥仪。王国维拒绝了。第二件事，罗振玉和升允联名上奏，弹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罗振玉让王国维代为呈递奏折。王国维又拒绝了。这两次拒绝，王国维其实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罗振玉考虑。

溥仪书法

因为郑孝胥与罗振玉有矛盾，而且京城里早就有关于罗振玉和升允“结党”的传闻。王国维就是希望罗振玉不要锋芒毕露，而罗振玉却误以为王国维是只图自保的人。1924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驱逐出宫，王国维也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崇仰他的学问，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并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他以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作风，影响了一代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故宫角楼

同时，王国维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谈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句句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方面的研究也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国学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研究。1925年9月14日，国学研究院讲座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清华国学研究院代表了当时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四大导师，其教育人才的卓越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从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

六、故友绝交，溘然自沉

1926年9月，已过中年的王国维，不幸遭遇了丧子之痛，他的长子王潜明在年仅27岁时患了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王潜明是一个有为青年，1918年迎娶罗振玉的小女罗孝纯为妻。1919年考进天津海关。王国维的知己、儿女亲家罗振玉惊闻噩耗后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后，竟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儿。正为中年丧子而极度伤心的王国维对罗振玉无缘由地带走自己的儿媳，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为儿媳罗孝纯的将来考虑，他把海关所给的2000多元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孝纯，然而罗家却出乎意料地拒绝接受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几次又被退了回来。12月2日，罗振玉竟寄来了一封绝交信。

老年时期罗振玉像

“弟公垂交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才之中，弟独重公之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知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这是王国维生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这份绝交信中，王国维30年挚友罗振玉以崇尚博爱的墨子比喻自己，指出自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而却把王国维比作主张“重己”的先秦哲学家杨朱，认为王国维很自私，知恩不报。随绝交信寄来的还有王国维寄给儿媳妇的海关所给的抚恤金。

罗振玉甲骨文对联

这就把双方的矛盾从家庭琐事上升到王国维一直引以为重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上，这是他不能接受的。绝交信加上几次三番被退回的抚恤金，让王国维顿时怒火中烧。二人既非同道之人，又何必共叙旧谊呢？他一怒之下，将珍藏的罗振玉与自己的来往信件全部付之一炬。从此，两人三十年的友情，最终分道扬镳，不再有任何交流。1927年2月15日，溥仪在天津张园做寿，王国维前往“觐见”。当天罗振玉也赴园拜寿。两人相视而过，又未寒暄，似已义断情绝。此时的王国维正是知天命之年，在经历丧子和知己绝交的双重打击之下，他悲愤交加，痛不欲生。

天津张园——末代皇帝溥仪的'行宫'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叫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他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厚培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11时左右，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一颗学界巨星就此陨落了。事实上，那里的水很浅，王国维死时衣服都没有完全湿透。但他的死是平静而坚决的，因为下面全是淤泥，他是头朝下窒息而亡，没有给自己活的机会。

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

王国维被捞起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留给后人无数个关于死因的猜测。6月3日，举行王国维遗体入殓仪式。清华大学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宓、陈达、梁启超、梁漱溟以及北京大学马衡、燕京大学容庚等名教授西服齐整，神情庄重，他们头颅低垂，弯下腰身，用三次沉重的鞠躬，向王国维遗体‬作最后的告别。陈寅恪教授出现的时候，身着一丝不苟的长衫，玄色庄重，布鞋绵软。他‬步履沉重地来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的下摆，双膝跪地，将头颅重重地磕在砖地上。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瞬间惊呆了，校长、教授、朋友、学生，在陈寅恪头颅叩地的三响声中，突然清醒过来，一齐列队站在陈教授身后，跪下磕头，重重地磕头。

国学大师—陈寅恪像

这个‬在1912年民国‬政府‬就以法律形式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跪拜礼，在‬崇尚‬自由‬民主的清华‬园‬再次‬施行，是‬极为不寻常的。也许人们‬认为‬在向国学大师、一代大儒王国维先生最后‬告别的时候，下跪磕头才是最好的方式，才是最庄重的礼节。王国维入殓后，停灵于成府街刚秉庙。他是穿着前清官服入殓的，并且至死没有剪辫子。清朝灭亡后，连“皇帝”溥仪都把辫子剪掉了，但就是还有三个人留着辫子，成为当时有名的三条辫子：一条是“辫帅”张勋的辫子；一条是怪才辜鸿铭的辫子；一条就是王国维的辫子。毕竟，王国维头上还留着那根小辫子，人们自然会把他看作大清遗老。他的妻子潘氏曾经问他：皇帝都把辫子剪掉了，你还留着干什么？王国维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陈寅恪书法

王国维先生死后的第三天，即6月5日，罗振玉竟向溥仪呈递了他编造的王国维《遗折》，说清亡后无人殉节，国维以死明“报国有心”。溥仪在天津静园住处看到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 发了“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莫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随后，罗振玉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王国维的死因是“殉清”的调子，就这么给定了下来。溥仪后来发现这份奏折是假的，但是“天子”金口玉言，也只好将错就错了。6月7日，罗振玉来京为王国维经营后事。16日举办悼祭，罗振玉在祭文中宣称，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

天津静园——末代皇帝溥仪携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居住处

8月14日，王国维被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王国维的自杀，使罗振玉感到十分愧疚与悲痛，他静下心来为王国维整理了一些书稿，以慰藉自己为之不安的灵魂。但是，无论基于什么原因，作为王国维30年金石之交，罗振玉真不该拿他的死做文章，编造出“殉清”的谎言，给人有一种欲盖弥彰之感觉。罗振玉曾对身边的人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这算是对这两位国学大师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的最好注脚了。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大学为王国维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今天，在王国维先生逝世将近一百周年之际，人们已经淡化了对他死因的探索，而浓墨重彩的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