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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小康思潮就没有国学思潮，而国学思潮实际上是小康思潮框架下的民族文化认同思潮，一种道德人文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潮，和小康思潮是相得益彰的。

”

何爱国 历史学系副教授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整理：陈知新 于沉 杨俊尧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就此，我希望谈一谈改革开放以来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思潮。这里说思潮是文化思潮，其实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文化思潮。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思潮是从中央波及到全国，还有一个思潮是从高校波及到全国。

第一个思潮，由一种政治思潮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文化思潮，这个思潮就是小康思潮。小康思潮在1979年因为邓小平同志的推动，加上人民喜闻乐见，并且内涵务实，迅速为全国所认可和接受。小康思潮影响中国40年，到现在为止，我们仍身处在这个思潮之中。小康思潮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中国式的现代化”，或者叫“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对“小康”的解释是：日子过的比较舒适，不穷也不富的一种状态。后来，江泽民和习近平两任总书记的进一步解释是：小康有中国深厚的文化根底，并且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小康思潮有什么针对性？为什么要提出小康理论？小康理论实际上是针对“大同”思潮，“赶超”思潮，“贫穷的社会主义”思潮而提出的。因为小康理论有这三个针对性，所以它形成一种非常务实的、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思潮。小康的第一个针对性跟大同有关，这就要谈到我们中国的小康文化。小康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两个来源。

一个《诗经》里面的小康概念。那么小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诗经·大雅·民劳》特别批判折腾百姓的行为。百姓需要休息，需要统治者爱惜民力，小康的本意就是休养生息。第二个含义出自《礼记·礼运》。这里面的小康，很明显是和大同相对而言。小康实际是一种天下为家，礼法兼治，不太和平，但是老百姓能够粗安的社会状态。这里的小康有几个核心观念。它强调天下为家，非常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同时，小康强调礼法治国，重点是以礼治国，所以小康社会是有等级制度的。并且小康社会并不是天下太平的社会，战争还是可能爆发，所以国家要加强国防建设。而大同就是天下为公、以德治国，没有等级制度，是人人平等，各尽其责，各尽其能，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么一种非常美好的太平安宁的社会。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之中

中国古代小康文化的传统确实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但是近代以来，更流行的不是小康思想，而是大同思想。我们从西方传来了社会主义，大同思想便和社会主义思想融为一体。天下为公，这个“公”就不再是公德、公心的意思，康有为、孙中山先生把它改造成公有制的意思。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大同社会是工业化和公有化的社会。按孙中山的理解，大同主义就是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资本国有。经过康有为、孙中山的改造之后，大同主义成了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想。

在很长的时间里面，追求大同，成了大家的一致的目标。这种潮流使得我们更多地追求单一的公有制，追求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追求以最快的速度达到天下太平。然而，在这个追求大同的过程之中，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和人人创造财富的巨大动力被消解。因为在当时大同主义导致的往往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流行。邓小平其实是用小康来破解我们近代中国的大同主义困境。小康重新秉承天下为家的文化传统，让每个家庭过上小康之家的好日子，申明要争取有利的环境，加快发展，让老百姓尽快脱贫致富，提倡致富光荣，但是目标与方法要务实，要基于本国特点。这是提出小康的第一个背景。

小康思潮的第二个背景是近代中国特别追求一种赶超主义。赶超主义就是主张以最快的速度追求富强。在戊戌维新时期，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五年赶超日本，十年赶超英国。后来孙中山提出的目标是50年左右赶超美国。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也是预备十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完成赶超。大跃进运动时，先是主张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赶超，最后是流行“赶英超美三十年”——其实是用3年左右赶超英国，用10年左右赶超美国，后来进一步缩短到钢产量一年左右就要赶超英国。这种追求极速发展的思潮在中国非常流行。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确定了四个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其实也是一种赶超战略，在80年代，我们要基本上有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超发达国家。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发现我们要在20世纪末完成赶英超美其实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邓小平提出小康，他跟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1979年会面的时候说，我们到20世纪末达到的现代化，不是你们的那种现代化，而只是一个小康之家的状态。当时我们的目标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这已经是很低的标准，但是我们一定要务实。

其实小康还有一个针对性，就是针对“贫穷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针对认为贫穷就是社会主义，富裕就是资本主义的观念。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时候非常流行，但在之前就有苗头。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怕个人的富裕。那个时候贫穷是光荣的，致富是可耻的。

小康文化在中国有长期的渊源，但小康理论其实我们跟古代的小康文化还是有差异的，它是一种创新型发展的理论。我们讲小康，其实是讲中国式的现代化。不过这个现代化的道路，不是赶英超美式的，不是完全模仿欧美模式的，当然也不是此前的模仿苏联式的，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特色道路来走。

小康理论其实很简单，我们要达到一个小康之家的水平，后来我们把小康之家发展成小康社会。1983年，邓小平在江苏苏州访问，发现苏州已经基本达到了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接近800美元的目标。这个时候邓小平开始思考建筑小康社会，即由小康之家走向小康社会。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小康理论跟市场经济理论深度结合，也就是说我们要小康，必须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我们真正的小康是从上世纪90年代才启动的，短短30年，我们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那么到了2002以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我们的小康还是一个不平衡的、比较低下的、不全面的、不协调的小康，是总体小康，其实我们还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来到了2007年，我们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到了2012年，我们又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2017年，我们更是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可见，小康理论在40年是持之以恒地发展着的，这也表明我们政策非常具有延续性。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到现在可以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反思。我觉得小康思潮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注重于解决民生问题，解决财富创造的问题，进而思考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从现代化的角度讲，小康理论对整个中国而言的话，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根据中国文化传统的，并且具有不断的开放创新性的理论。

正是因为我们提倡小康理论，我们得以回归中国的本土性，越来越具有四大自信：理论、道路、制度、文化。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跟小康思潮影响差不多大，但是这个对我们的现代和未来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的思潮——国学思潮。

国学是什么？这个概念我们争执了一百多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概念整体而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学的一个简要的集成。把国学解释成“本国文化之学”或“本国传统文化之学”在我看来大概是可以的。

其实近代以来中国有过三次国学思潮。晚清时期出现过一次名为“国粹主义”的国学思潮。民国时期出现过一次名为“国故主义”的国学思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新国学思潮，或者有人说叫大国学思潮。我们提倡小康思潮的时候，我们恰恰处于重新恢复文化自信、国学思潮重新高涨的时期。要用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看国学思潮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在中国能够汹涌澎湃。

其实国学思潮是一个中国人重申文化自信的思潮。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就已经开始丧失文化自信。维新派虽然仍披着儒家的外衣，但是那个时候儒家已经开始名存实亡。维新派抨击儒家意识形态，打着儒家的旗号反对儒家。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已经把儒家的老根刨掉，儒家还有什么神圣性可言？中国文化还有什么五千年可言？这就实际上动摇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信。在中国屡战屡败不断丧权辱国的环境下，我们也确实很难树立文化自信。从1895年之后，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失落，此后形成非常强大的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怀疑批判的思潮。

以至到了民国就产生某种怪现象，以为可以不看四书五经，不看诸子百家，不看二十四史。我们的文化自信失落的比较厉害。当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文化自信有所恢复，文化认同得到强调，但这是特殊时期，是出于重新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与凝聚力量的需要。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演化成了大革中国文化之命，因为破四旧运动把中国文化基本上都看成了封建主义糟粕，要连根拔掉。

但是中国文化是拔不掉的，它是与中华民族、中国和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认同、价值关怀、道德底线、生存意义所在息息相关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开启了一股向西方文化学习的热潮，并进一步大批引发“文化大革命”背后的“封建主义毒素”，结果是文化自信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反而进一步丧失，这是教育领域的重大失误，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催化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国学思潮也有这么几种针对性。国学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出现，特别是90年代以来，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20世纪80年代深圳大学首先开设国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在1989年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来到了90年以后，北大学者主编了《国学丛刊》《国学丛书》，国学思潮通过媒体迅速向民间传递。所以说，国学思潮的发生，就是从大学，进而向民间、向社会、向高层的传播。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实际上，各界均有对国学的需求。

国学思潮的针对性，主要针对的是三种危机：道德人文的危机、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首先是道德人文的危机。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90年代，我们开始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到了21世纪，我们开始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成了一股大潮，激发了大家财富创造的最大欲望和动力。财富创造的最大的欲望和动力出现之后，出现了道德问题和人文问题。市场需要两个“轮子”，一个是法制，一个是道德。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著有《国富论》，又著有《道德情操论》。市场经济如果没有道德，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一个危机是人文危机。90年代的世界在反复讨论人文危机，我们中国也在反复讨论人文危机。我们在拼命创造财富的时候，逐渐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意义、关怀，这是人文关怀的失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重新回到国学，去寻找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心灵的慰藉、人生的方向感、人生的幸福感。

所以说国学应对的第一个危机是道德人文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它至今常盛不衰的一个根源。而国学思潮的爆发，对国家来讲，还有两个需要认真面对和化解的深刻危机：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

▲儒家提倡的五常

90年代，苏联解体，一个国家分成15个，又进一步地分裂。东欧也是一样。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分裂？追根溯源，在18世纪末19世纪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形成的时候，我们说它首先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以马志尼主义为典型，认为一个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而建国的民族必须是有生存能力的，所以欧洲差不多能够建成十来个民族国家就不错。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激烈竞争，要求民族国家的生存能力。所以这种民族思潮特别认同的是民族和国家，它给了所有的民族以自决权可以单独建国，民族自决权理论与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得以形成。但是这种潮流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就是演化为语言民族主义理论，为什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是民族？识别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什么？语言。语言的背后当然是文化。结果是，语言民族主义是非常流行。这样就形成一个新的公式，语言等于民族，民族等于国家。单一民族国家理论得到巩固发展，但也埋下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根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四大帝国解体，分裂成一系列的单一民族国家。二战之后，殖民帝国解体，形成了更多的看上去像单一民族国家的国家。特别是非洲，按照殖民线分成了50多个国家。但这种民族理论会制造越来越大的民族分裂主义，苏联的分裂瓦解，东欧的分裂瓦解，都跟这有关联。中国在80年代的时候，受东欧分裂瓦解的影响，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国家危机，我们靠什么来增加民族国家认同？

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危机。这个危机，对国学而言，不是要以国学来取代马列主义，而是马列主义要立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实践。当时不少学者提出了国学跟马列主义要融合，要相得益彰，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它吸收中国文化的元素的观点。但我们如果连中国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马克思主义吸收什么呢？所以国学思潮的兴起，在这方面有这方面的非常强烈的针对性。

如果我们离开以上背景来谈国学思潮的兴起，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国学思潮是满足多方面需要的，它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不是你说国学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你就可以把它抛掉，它是抛不掉的，因为它已经被内化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道德底线、价值关怀、生命意义，内化为任何中国人身上难以分割、难以舍弃的一部分，我们不可把它当成可随意甩掉的包袱。

晚清时期，在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第一波的国学思潮，叫国粹主义。“粹”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是有精华的。为什么要讲中国文化有精华，因为1895年之后，我们已经在强调向西方学习。但是革命派，要革命建国，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要证明自己，要认同自己，便需要国学。但是革命派受西方的思潮影响很深，所以此时的国学思潮跟西化思潮是融为一体的。革命派承认秦汉以前的文化是精华，而秦汉以后的文化是糟粕，都是专制的。革命派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是夷学，不是华学，是君学，不是民学。革命派对国学的概念进行了重构，其实是既在批判中国文化，又不得不重新认同中国文化。革命派反复强调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但中国文化是有问题的，要为中国的贫穷落后买单。所以中国文化被分别切割成两块，一块是先秦，一块是秦汉以后。秦汉以后的文化是为中国的贫穷落后买单的。革命派对先秦的诸子之学的尽管认同，但是他们的认同是用西学来解释诸子学，用诸子学接纳西学。最有名的就是刘师培。他与林獬合编了一本书，卢梭有《社会契约论》，他编了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契约论》——《中国民约精义》，主要把中国的先秦诸子谈“民主”的思想编在一起，显然是在用西学思想来解释中国的先秦诸子。

▲《中国民约精义》

晚清的国学思潮随着清朝的覆灭而土崩瓦解了。到了民国时期，起初那些先进分子尝试按照美国方式建构中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可是经过事实的验证，这种试验是失败的。当时国内对这个失败存在三类反思，分别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思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思。新文化派的观点认为我们的失败，是因为国人头脑里面充满专制主义、迷信思想、封建礼教、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学等各种落后的观念，而没有先进的科学和民主、新道德、新信仰、新文学等思想，因此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没有扎根的土壤。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较为激烈的全面的批判，在批判之中形成一个新的思潮——国故主义思潮。简而言之，就是认为国学基本上是过时的，落后的，是干尸，是木乃伊，而只有输入西方的思想和学理，再造文明，才能拯救中国。所以这一次对中国传统的批判毫无疑问是很猛烈的。新文化派还反复强调，他们并不是真的来批评国学，而是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批判北洋军阀倒行逆施的那种复古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是其实这个思潮的本质类似于西方中心观，是用西方学理来分析中国文化，来建构中国新文化。而到20世纪70年代时候，美国人说的中国中心观，就是强调按照中国人自己的发展脉络来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按照中国人自己的合理性来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所以新文化运动以后国故主义思潮就爆发了，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国故主义思潮，这和晚清的有着更多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学思潮有所不同。当然这个思潮之中后来也出现了某种逆反的因素与特点，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密切相关的。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不再是盲目的崇拜和学习，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国学思潮——人文主义的国学思潮，也被称作是东方文化复兴思潮。这个思潮的理论基础是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的解释框架下，国学的价值又重新被挖掘，更偏向于能带给我们心灵的宁静和治愈的作用。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入侵中国。此前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是以怀疑批判破坏为主的，对西方历史文化则是多是赞成和学习的态度，可是在日本入侵之后，我们就开始反省。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当时“不抵抗主义”、“亡国论”的思潮甚嚣尘上，国人普遍缺乏对中国的认同和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拥有强烈爱国之心和国家认同感的仁人志士开始反思之前的社会文化思潮，并且提出新的有利于唤醒和团聚民族爱国之心的思想，比如胡适和顾颉刚就开始转变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某种认识。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顾颉刚则是“疑古”运动的统帅，二者曾经对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认同感提出了巨大挑战。但是1931年之后，他们都开始重新检讨自己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多的认同感，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出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潮。之前那种认为中华民族是多元的思想、主张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理论，特别是以“疑古”思想为代表的把中华民族的源头进行解构的思想，在中华民族危机与中国国家危机面前都越来越失去了话语权。在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思潮的主导下，国学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孔子和儒家态度的转变。国学思潮在1931年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的一股思潮。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股思潮逐渐沉寂，建国后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基本上是批判的，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到了80年代，我们还在猛烈抨击封建主义，因为我们认为“文革”的爆发是因为其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是封建主义制度影响下的产物，所以对其也主要是批判的，而与此同时，我们对西方文化产生了狂热的兴趣和大力的模仿。但是1989年以后发生了重大转向，因为如果以上的思潮继续任其蔓延和发酵的话，会导致我们说的三大危机，国家政权将难以保住，人文道德将难以传承，国家可能由于分裂也难以继续存在，这样才导致90年代政府、知识界和民间共同推动的强劲的国学思潮爆发。从中国近现代国学思潮的演变脉络来看，国学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深入中国人的每一寸肌理的，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

国学是具有深刻的价值的，首先体现在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上。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 J. Hobsbawm)在《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这本书里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观念都是被建构起来的，这也是当今有关民族国家理论中的主流的观点之一。那么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依靠什么来建构呢，当然是离不开文化、语言、宗教等具有民族和国家特色的元素来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感，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国学就具有了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是国学是活生生存在于我们过往的生活中的，是中国人的心灵存在，对国学的合适运用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不可能是凭空的，一定是有其文化和现实基础的，并且能够在生活上作为我们修身养性、树立道德底线、人文底线、价值底线、精神养料、身份认同、价值关怀的导向。

关于国学思潮会不会演变为复古主义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警惕之心。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们对国学经典的各种解读很多是非常现代的，并且这些解读才是被大部分民众所接触到，甚至所接受的，比如《心得》《弟子规解读》《三字经解读》《品三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华史》这样的解读等。虽然这些解读可能有对经典与历史文化的误读和曲解，并不一定是准确认识，可是这至少说明，在现在的历史文化思想解释体系中，民众对国学的解读还是按照现代思维来理解的，那就遑论复古主义的出现了。其次是专家学者对国学的研究是更加科学、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这是为了还原经典本身的意义，让我们知道这个文本最初的含义是什么，从而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历史，贴近历史。只有对过去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了解，并且带有同情之理解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我们对现代的社会才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因此，倡导国学研究会导致复古主义，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个人与时代变化的关系角度来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易中天《品三国》（上）

以上，我简明扼要的讨论了我对小康思潮和国学思潮的理解，我认为没有小康思潮就没有国学思潮，而国学思潮实际上是小康思潮框架下的民族文化认同思潮，一种道德人文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潮，和小康思潮是相得益彰的。这两股思潮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影响最大的思潮，这也是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讨论这两个思潮的原因。

（本文由“改革开放系列讲座：改革开放和中国文化思潮”录音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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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丨李柯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