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学大师资深教授汤一介最近10年，他一直担任《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推进这个浩大的典籍编纂计划。生9日晚间在京因肝脏衰竭病逝，享年87岁。

汤一介（资料图）

国学大师资深教授汤一介简介

汤一介（1927.2—2014.9），男，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 Master University）荣誉博士学位。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

国内任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大学兼任教授。2013年3月14日，汤一介教授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北京市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逝世，享年87岁。

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La Mort》及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的著作《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 20世纪40年代，中国灾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1943年他曾经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这一年，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结果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

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

汤一介爱书，有三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

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从此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

在1947年写的《月亮的颂歌》一文中他曾许下这样的愿：“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文革”十年，汤一介正值“不惑之年”，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迷惑的十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没有了方向

。尽管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文革”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

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 进入九十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