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是指以国子监为首的官学；近代以来的“中学”“国学”“国故”等词，主要泛指相对于“西学”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国学也命途多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华人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学在海内外再度复兴。

“国学热”既是对近代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是民族文化的自觉。然而，烧香拜神、星相占卜、特异功能等形形色色的“国学”也纷至沓来，令人瞠目；一些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如恢复传统礼仪、号召民间读经、开设传统文艺课程等，有时矫枉过正、故步自封，不仅思想迂阔、行为乖张，而且易陷入过度商业化的漩涡，借所谓“国学”招摇撞骗；从坊间对传统武术、中医药等话题的争论看，很少能进行理性讨论，有时沦为表态站队。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对国学的态度有可能分化，不但学术界会出现“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的现象，而且学术界与民间的交流互动也会更加窒碍难行。

近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冲垮了天朝上国的幻象，将中国卷入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国学经历了从“夷夏之防”到“中体西用”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中西文化之争”的历史过程，也可谓对待国学的四种典型态度。在“国学热”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回顾这一历程，以史为鉴、冷静思考。

“夷夏之防”时的盲目自大。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朝野有少数有识之士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感兴趣，但西学影响很小，并在雍正年间中断。至1797年，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请求通商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给英王的回信中说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但是，就在乾隆闭关自守的时代，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美利坚合众国成立，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些都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天朝上国却浑然不觉。清代文学家洪亮吉于1799年上书：“士大夫皆不务名节。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钱穆说：“乾嘉朴学，既造成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而道光朝科举唯遵功令，严于疵累忌讳，一时风气，更使学者专心于小楷点画之间。”甚至皇帝和枢臣督抚惊呼夷人船坚炮利之时，尚有人硁硁然号召“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这种盲目自大，到了近代又演变为顽固守旧。如大学士徐桐认为义和团运动乃“攻异端而正人心”“仗神威以寒夷胆”“轮车、电邮、机械、百出夷人亦妖术也”，而“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虽然在正常社会环境中不会出现，但在特殊情境下却并非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因此需要格外警惕！

“中体西用”时的模棱两可。晚清咸丰、同治以来，在内忧外患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兴办了一批近代工商业，并陆续翻译西方格致实学。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甲午战争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一种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张之洞《劝学篇》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即伦常名教，“西学”内涵则不断变化，从军事技术到工业科技再到教育政治体制乃至形而上的哲理学说，并逐渐突破“用”的边界。马建忠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看出：西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而淮军系统仅次于李鸿章的张树声也说：西人“驯致富强，具有体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在于西方“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因此必须学习隐藏在坚船利炮背后的“黜伪存真”的科学精神和“屈私为公”的民主精神。由此可见，“中体西用”其实乃一个过渡状态，起初在“中体”下推行“西用”，提倡“中体”是为了保护“西用”；其后因“西用”的普及而追求“西体”，提倡“中体”则有限制的意味，其中的精神气质往往截然相反。

“新文化运动”时的全盘否定。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已经有所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的“速变全变论”。民国以来，中国更加谋求社会文化、思想道德的激进革新，胡适、陈独秀等以“文学革命”为旗帜，掀起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欧美文明进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而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却时时处处束缚人性。陈独秀说：“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泣可歌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一切经不起科学法则和科学理性检验的东西，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在破中有立，新文化运动提倡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重建现代价值观。科学在这里不仅是指具体的应用科学，更重要的是指科学精神。陈独秀在《罪案之答辩书》中说，“他们所非难本志（指《新青年》）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新文化运动超越“中体西用”，似乎提出了一种对文化进行评判和改造的标准。但是，新文化运动对待国学的激进态度，如斥责“礼教吃人”、主张“非孝”“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却无助于国家的真正进步。

“中西文化之争”时的文化自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使主张西化的激进思想大受挫折，开始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价值。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表达了对西方物质文明流弊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不可全部抛弃。他说：“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谈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他在巴黎拜会大哲学家蒲咤罗，彼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他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梁漱溟在1922年发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则提出：“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渐渐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转来。所谓科学者，才种下根苗。讲到枝叶扶疏，华实烂漫，不过最近一百年内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及至抗战时期，钱穆为《国史大纲》撰写《引论》，更是饱含深情地说：“环顾斯世，我民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独步于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负文化使命价值之真凭实据也。……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民国时期这种文化自觉，颇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他们“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这种真诚与挚爱，尤其值得弘扬国学者效仿。

近代以来围绕国学的争论，启发我们对“国学热”保持冷静的头脑。首先，不能就“中华”论中华，而应该放眼世界。沉湎于传统文化曾经的辉煌充其量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难以对现实和未来有所裨益。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西文化是否根本不同，必然分道扬镳；抑或两者均为特定阶段的现象，终将消融调和？这虽然是一个悬而难决的问题，但我们应当承认近代以来的整个物质文明是以西方科技为基础建立的。其次，不能就“优秀”论优秀，而应该看到弊病。传统文化从文本上看，“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无不闪烁着理想的光辉，但如果不能保持中庸之道，现实行为可能与之截然相反。正如曾国藩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所言，“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再次，不能就“传统”论传统，而应该着眼于未来。应充分了解国学的特质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国学本身。国学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应该因时因地因人而各取所需。与其作为国学的信奉者，不如作为爱好者；与其作为国学的宣传者，不如作为身体力行者。应将国学付诸生活工作的实践，而非当今许多践行国学者那样让生活工作服从于国学所提倡的某些“传统”。最后，不能就“文化”论文化，而应该着眼于制度。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不少问题，人们习惯归咎于文化、道德，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这不能使社会臻于善治，因为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固然是个体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过分强调这些，一方面容易产生虚伪、不近人情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不能从制度层面进行理性分析和建设性的改革，终将无益于社会治理的改善。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必须建立在整套透明公正的制度规则之上，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应该基于制度规则的修订与完善，而不应该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南橘北枳，所以然者，水土异也。

胡适在回应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说：“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生活只是生物对其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物质生活如此，社会生活也是如此，精神生活也是如此。”这段话从长远看，无疑是睿智的，但这条道路，无疑又是曲折漫长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