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怎么界定“国学”

“国学热”是真的一浪高于一浪了，大学里“国学院”、“国学研究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社会上“国学大讲堂”、“国学总裁班”似过江之鲫不可胜数，中小学开始在教学课程中尝试增加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比重，连一些学龄前的儿童也戴上瓜皮帽、穿上小马褂在那里摇晃着小脑袋放声吟诵“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在海外文化交流中，“国学”一样成了强调中国特色、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话语象征，承担着文明对话的主要角色。季羡林老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若仅就“国学”近百年的遭遇而言，倒是十分贴切的比喻。

“国学热”的兴起，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不过，其深层次的根源毫无疑问与中国在新世纪全面崛起有关，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闪耀亮相的标志。换言之，在我们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对话的时候必须有自己的平台和载体，要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时赢得最广大的人的认同，即找到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这样也可以使对方最大程度了解我们，减少误解，同时我们也要对西方有所了解，这就是文化的作用。国学就在此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国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它的内涵与外延又该怎么来界定？这始终是个问题。这里，似乎没有必要把诸家的高见一一铺陈开来，否则治丝益棼，聚讼无已，徒增困惑罢了。但是，假如一定要给“国学”下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我赞同下面的提法，即“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

具体地说，“国学”包含有三个层面：

第一，国学是一种知识体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应该有一种最起码的亲近感与敬畏心，都应自觉成为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对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唐诗宋词这些内容应该有基本的了解。

第二，国学是一种思维智慧，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管中国人有没有正式地把国学当做学问来学习，都是在国学的氛围里成长的，受到其熏陶。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因此面对同样的事情，中国人和西方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譬如，遇上家庭中“红杏出墙”之类的变故，为骑士精神所哺育的普希金，会用决斗的方式与情敌做了断；而受《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很可能会拜托黑社会老大去把情敌做掉。

最后，“国学”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应该说，这些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才是国学最根本的。

总之，要清醒地认识国学。要知道，无论是祭孔还是穿长袍马褂，都只是形式——甚至可以说是消极与怪诞的形式，不容否定，国学的核心还是精神。

在强调价值理念为“国学”核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国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特征，不能把“国学”收缩为单纯的精神、理论层面，而应该系统梳理“国学”演变的轨迹，区分“国学”的原生态与次生态，界定“国学”的“道”与“术”关系。

现在，有不少人在那里呼吁重归传统、倡导弘扬国学，这当然值得赞许。然而，当激情渐渐消退，理性终占上风之时，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

我们究竟要回归哪个传统，我们到底是弘扬哪种国学？

是回到明清？还是唐宋？抑或秦汉？甚至先秦？

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所最终确定的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还是复振《汉书·艺文志》所系统构建的六艺、诸子、诗赋等六略之学？

是回归以经典传承为中心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呢，还是回归以全人培养为宗旨的礼、乐、书、数、射、御的“六艺”？

倘若连这些都没有任何感觉，理不清头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却侈言国学，大谈传统，则不免是顾盼自雄，自娱自乐而已。

二

如何认识“国学”

现在有些人一提到国学，马上想到让小孩读经，穿着长袍马褂上课，穿着汉服唐装祭孔，这实际上真是把国学完全做歪了。

假如我们文化里还有好东西的话，那是它的核心价值中还有超越时空的内涵，值得借鉴和继承，而绝不能迷恋其“骸骨”，企图通过形式上的复古来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所以，在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怀着忧患意识来反思传统，真正挖掘传统中的好东西。

“国学”是个好东西，这一点恐怕很少人会否定，事实上也没有人能否定。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学”如同世间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它的软肋，也有它的局限性。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国学”依旧昌盛的清代后期，偌大的中国怎么会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侵略面前，被动挨打，几无招架之力，留下极其屈辱的历史一页！

说到底，“国学”的不少内涵有的本身就是落后腐朽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思想，这种情况，在号称“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

如它公然鼓吹“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这就是战争中的“抢光”；又如它提倡在战争中对敌方实施“堕其城、毁其国”，这也有“烧光”“杀光”之嫌。无怪乎曾有人称孙子是战争中推行“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话虽然说得有些刻薄，但并非子虚乌有，厚诬古人。

有的本来是正面积极的内容，但随着时空变化，时过境迁，渐渐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已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而成为了历史的惰性与包袱。

譬如《孙子兵法》所提倡的原始民本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在其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进步的，但进入近代后，却严重滞后于新型的民主要求了，因为“令民与上同意”，显然是君主为能治之主体，而民则为受治之客体，是君主为主导而民众为附庸。而它本身是无法顺利完成转型，变“令民与上同意”为“令上与民同意”的。

另外，以“国学”为主要表现的传统文化理念，在许多情况下，是知行割裂的，即说的不是做的，做的不是说的。说的漂亮，却往往是幌子，做的残忍，却常常是真实。

如《孙子兵法》乍读之下，会觉得它很爱兵，体恤士卒，视如爱子：“视卒如婴儿”，“视卒如赤子”云云，真的是亲切动听，令人神往。但如果你把它看做是孙子的真实想法，那可就太天真、太离谱了。其实在孙子的眼里，士卒不过是牛羊而已，“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所以，可以“上屋而抽其梯”，能够“置之死地然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不存丝毫怜悯之心，只有赤裸裸的敲骨吸髓，还美其名曰“慈不掌兵”。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绝对不是只有其美、没有其恶的纯粹事物，在它的身上，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同样交织在一起，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杀它，但同样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学理性、一分为二永远是我们对待“国学”应有的立场与态度。

在“国学热”蓬勃兴起的今天，我们对“国学”多一份冷静、多一点客观尤其显得重要，注意避免因弘扬“国学”而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曲解与粉饰，为维系定见而虚幻想象。

事实上，伴随着国学热的迅速兴起，担心也随之而来，一种就是担心对于国学的热情究竟能持续多久。我曾经强调“心态不要太功利”，要汲取国学里真正有价值的精髓，而且“不要指望它永远都是高潮”。

国学发展的前景就是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当中让自身变得更厚实，面向世界。而现在国学热潮最大的意义在于调动起了民众对于国学的热情，下一步就是读原本，先振奋再沉淀，这也是一个过程。

另一种担心，也是更为严重的，即忧虑在称道“国学”的同时，忽略或淡化“国学”的负面因素，造成封建残渣的泛起。这也许是“杞人忧天”，但古人说得好，“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一些，也不能高枕无忧，忘乎所以。所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这时候，保持清醒头脑有利无弊！

三

怎样弘扬“国学”

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与社会上也是说法多样、意见纷纭。我个人认为，在传承与弘扬“国学”方面，宜提倡“三纲九目”：

第一，要强调“三个回归”，即回归文本，回归主流，回归核心。

第二，要完成“三个沟通”，即沟通古今，沟通中外，沟通知行。

第三，要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文本，超越兵学，超越国界。

现在，有些人把“国学”在近现代的中衰、没落完全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后遗症，这种说法有些似是而非。

我们细加考察就能看到：在“五四”以后国学出现了真正繁荣的高潮。现在很多人研究国学，争论的问题和民国期间争论的东西是一样的，讨论的好多问题是民国时期的翻版。

民国的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完全是用科学的方法、先进的理念、中西文化汇通的角度进行科学的研究，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及其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进行综合性研究；

第二类可以无锡国专为代表。那里注重国学教育的博雅性，不但践行“文以载道”的理想精神，也注重“游于艺”的艺术陶冶，追求“全人”人格的滋育培养。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有较高的造诣，都是很好的，他们出来一大批人，比如饶宗颐、钱仲联、冯其庸、王遽常全部是这里出来的，这又是一个路子。

还有就是马一浮，他搞复性书院，强调“六艺”为一切学术之本，就是坚守原则，比较传统的做法。可以称得上是原教旨主义者，最后所有老师都跑光了，熊十力也不跟他合作，复性书院也搞不下去了。

显而易见，清华国学研究的特点是求真务实，无锡国专国学教育与研究的特点就是崇尚博雅，马一浮的国学教育与研究的特点就是追求纯粹。

当然，我们今天弘扬国学，就应该有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尤其要做到两个“超越”：

第一，超越单纯的汉族畛域。

中华民族有五十六个民族，不能因为强调了五十六个民族的个性，淡化甚至否认了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主体的共性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

不要让少数民族看来，你们这个国学仅仅是你们汉族的学问，与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今天的国学仅仅局限于汉族这一块，这显然会是残缺不全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今天的国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五十六个民族个个有份，弘扬它也是个个有责。总之，我们的大国学首先应该是超越汉族的。

第二，超越经史子集。

为什么后来国学变成大家觉得无用的了，或者说淡出了？因为后来限于经史子集中。但是去看一下《汉书·艺文志》，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七略”实际上有“六略”。

第一略通论，下面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就相当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学派；诗赋略，就是文学创作；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术数略、方技略，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但经史子集里淡化了这些操作、实践性的东西。

要超越经史子集，而回归到《汉书·艺文志》的学科传统中。西周时期的“六艺”，是培养“全人”人格的，德、智、体、美全方位发展，有精神思想的指导：“礼”、“乐”；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化技能的掌握：“书”、“数”；也有军事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射”、“御”。但孔子之后的“六艺”却变成了纯粹的课本、书本知识。

“学习”，一个词有两层意思，不是偏正结构，而是一个并列结构。“学”，首先是从知识层面上学，是被动的、灌输性的学；“习”，是练习，是在实践中练习它、升华它，然后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本来“学习”是个很好的词，现在我们只有“学”，没有“习”的成分了。

所以今天弘扬国学，要真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实际上，经史子集就是次生态，原生形态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从西周的六艺之学，一直延续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总之，现在我们提倡的“大国学”、“新国学”，绝对不是要回到单纯的经史子集小小的范围里面，而是要在中西文化背景交融的理念下研究国学，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立场而非狭隘的汉族文化角度研究国学。我们还是要包容，当然，包容也不是没有主导，即在坚持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