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到国学：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

■张亚群

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引入国学研究，胡适预言：“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学科建设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需要加强传统学科建设，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国学教育不可或缺。推动国学教育，需借鉴历史经验，建立相应学科建制，选择适宜教育路径。

国学与经学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不同表述，与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密切相连。国学教育是经学教育衰亡后而兴起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百余年来，从经学到国学的嬗变，不仅是传统学科地位的变迁，也是教育目的、学科建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转变，对教育和社会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经学与国学曾是20世纪中国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具有争议的主题，也是新世纪我国教育面临的重大抉择，从学科的视角，深入探析其变革逻辑、教育性质和功能，可为当今大学学科建设和传统文化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一、清末经学教育的困境

与科学教育的引进

经学是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它发端于子夏和荀子，既是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也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汉代以下古代文化体系中，经学担负维系学术传统、治国理政的功能。在传统学术分类中，经学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和独特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位居经史子集“四部”之首。作为中国学术的重要源头，经学包括“经”“传”“疏”三大部分，涵盖训诂、义理、词章、音韵等学问。

晚清时期，在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文化的冲击下，经学教育遭遇空前危机，不得不向西式教育转型。1901年至1905年间，伴随急剧的书院改制和科举革废举措，清政府全盘移植西方学科、学校制度，传统经学经过西式“学科化”改造，以经学科和经学课程的形式，被纳入新的学校教育体系。

经学教育的“学科化”，始于1904年1月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主导者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学、格致、农学、工学和商学八科。这种分科制度移植了日本大学模式，而设经学科并置于各科首位，为张之洞独创，目的在于借助西方学科制度，保障“中学”的独特地位。以“格致科”统称自然科学，则源于传统大学的“格物致知”理念。新学制以西学分类取代中学分类，大学教育从“四部之学”转变为“八科之学”。中国学术分科及知识系统这一重大变革，是清末文化转型和学制改革的结果，包含了“移植”西学和“转化”中学两条路径。

经学科是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演化而来的，属于转化之学，其创立之动因主要有四方面：从思想渊源考察，经学科是晚清改良派、洋务派倡导的“中体西用”思想演变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从办学实践来看，经学科的设立，继承和发展了近代书院、洋务学堂的经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晚清经学教育经验的总结；就政治动因而言，创设经学科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势力妥协的结果，适应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需要；从学科设置来看，清末引入西方近代学科概念和课程模式，为经学科教学提供了范例。

经学科的创立，是从传统经史子集之学向近代分科之学转化的重要环节，在传统学科变革中居于核心地位。其愿望是要以经学统领近代科学，维系儒学的统治地位，但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施过程中陷入教育困境。首先，经学的“学科化”导致经学体系瓦解，儒学教育丧失自身的系统性和独立性，成为依附新式学校教育的若干科目。其次，课程体系以西学科目为主，经学科目锐减、教学程度降低，削弱了经学教育的作用。再次，经学教育的宗教化和专业化，淡化了经学课程的人文性质，不能传承儒学经典的文化精髓。废科举后，儒学教育的政治功能大为削弱，经学地位急剧下降，经学教育面临严重危机。

清末“新政”时期，伴随着学制改革，科举选士导向与考试内容发生了急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励读书人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关心时事。废科举后，科学教育在管理体制、规模、程度与专业课程等方面获得快速发展。这既是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高等教育变革的历史性飞跃。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输入大量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逐步建立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科学教育体制的确立，开始培养出新型知识分子。

二、国学教育的兴起

及其学科属性

近代国学属于宽泛的概念，它虽与经学密切相关，但价值取向有异，含义更广，涵盖经史子集各类传统学术。一般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与“西学”相对而言。国学概念的产生及国学教育的兴起，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清末民初国学概念的流行，具有鲜明的政治与文化取向。1904年国粹派代表人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强调国学不仅是“一国之学”，更是中国作为“汉族的民主的国家”之学术，体现了兴民权反专制和严“夷夏之防”的宗旨。如果说清末经学科的创立，主要与“忠君”“尊孔”相连，那么此后以国学研究院所、国学专修科为主要代表的国学教育的兴起，则打上了“民主”“科学”的时代烙印，两者在政治目的和价值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无论是经学教育，抑或国学教育，它们在知识分类和学科设置上均取法西学标准。

从教学层面来看，国学教育发端于清末国学保存会以及赴日中国学人的国学讲习活动，以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讲学为主要代表。国学教育的另外两种路径就是创设专门学校和将国学列为学校的教学和研究科目，后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颇为流行的教育模式。这一时期国学教育的兴起，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其一，民国初年制定新的教育宗旨和大学设置标准，为国学教育确立了指导思想与学科基础。以辛亥革命为转折，中国近代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实施路径发生深刻变革。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方针，主张“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实施完全人格教育，确立“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就为国学教育确立了发展方向和目标。在学科设置上，废除经学科，大学改为七科。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经学科原有科目并入哲学、文学、史学学门。新的科目分类奠定了国学教育的学科基础。

其二，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为国学教育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准和研究方法。学术界开始提出采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分析和整理中国传统学术。胡适认为，“国学”只是“国故学”的缩写，研究中国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他提出研究国学的三个方针：“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吴宓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这些主张推动了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的开展。

其三，西式教育弊端引发学人对书院价值的反思，推动了国学教育的兴起。清末以来，西方学科制度的盛行，削弱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这种现状引起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忧思。盲目、机械移植西方教育，滋生急功近利、不合国情的弊端，激发教育界反思书院改制得失。1920年4月，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指出：书院的教育方法，“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1928年舒新城指出国内教育改革思潮：“自五四而后，中国固有的教育精神几完全消灭，而西洋之新精神又未曾学得”，因此，“教育者以至于一般民众均感觉教育的改造为目前当务之急”，乃提倡书院制之讲学精神。在实践方面，一些学人创立国学专修馆、国学研究院等机构，探索国学教育新模式。

其四，国际教育机构的经费资助，为教会大学兴办国学教育提供了动力和保障。近代西方基督教差会来华办学，在传播教义过程中，注重中国文化研究。1928年12月，美国霍尔基金会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专门从事汉学研究，资助燕京大学等中国6所教会大学（后增加华中大学），其中部分基金列为限制性开支，用于中国文化教育和研究。依据哈佛燕京学社设计，上述教会大学的中国文化教育分为两类：燕京大学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其他6所教会大学以加强中国文化的本科教学为主。

这一时期的国学教育，在学科属性上大体归为文科门类。其学术组织建制按照近代西学分科，研究方法与教学课程遵循西方学术范式。从学科建设与发展来看，国学实际上是一门综合学科，包容中国语言文字、哲学、历史等传统文化学科的内容，在培育人才中发挥特殊作用。在教育层次上，国学教育分为中学、专科（或大学预科）、本科及研究生教育四级，所讲授国学的程度、内容、体例虽有差异，但学术系统一脉相承。国学在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上已发生重要变革，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被分解为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学术门类，纳入以西学分类为标准的学科体系，每门学科逐渐构建相应的科学理论基础。

三、近代国学教育的

成就与问题

民国时期的国学教育，受文化观念、学制变革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经历了兴起、发展和衰亡的曲折历程。从办学过程来看，除了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之外，国学教育研究机构一般存在时间较短，有的不到一年即被迫解散。在高等教育近代化大潮中，国学和国学教育处于边缘和尴尬地位。尽管如此，在一批办学者和名师的不懈努力下，这一时期国学教育和研究仍取得了重要成就。

首先，国学名师从事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推动了传统学术相关学科和课程建设。各公私立大学院校会聚一批著名学者，涉及国学相关学科领域广，开设的传统学术课程数量众多，且不断更新。其次，国学教育机构培养了一批国学精英人才，为大中学校输送了国学师资。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院所，办学规模小，导师多为文科各学门（系）教授兼任，招收研究生人数少，但却培养出高水平的学术人才。第三，国学研究者和教育机构出版了一批国学研究论著及刊物。国学教育推动了一批政论性、学术期刊的问世。这是与国学研究的政治性、学术性、文化性以及国学教育的社会影响密不可分的。

上述办学成就来之不易。在社会政治极度动荡、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近代中国，倡办国学教育，不仅面临不同思想文化的阻力和冲突，在办学理念、经费保障、师资资源、招生就业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就概念而言，国学含义理解不一。学术界对于国学的性质以及国学教育的学科定位争议不断。激进者认为国学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并非真正科学。也有论者将国学概括为“国故学”，纳入历史学范畴。时人对于国学及国学教育的方式颇有分歧，影响到国学教育的内容选择和评价。

中国近代高校动荡不已，在办学经费、师资、教学环境等方面缺乏保障，严重制约了包括国学教育在内大学教育的开展。胡适感慨：“五千年的古国，没有一个三十年的大学！”这些新起的“大学”，“东抄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员，十日一雨五日一风的学潮——也都还没有造就领袖人才的资格”。在此教育环境下，国学教育朝不保夕。

此外，国学教育发展还受学生就业制约。学生选择专业主要受社会、经济需要影响，“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对学生择业择学的深刻影响，并不是靠学校来转移风气的”。 以辅仁大学为例，文史是其最强学科，但国学系学生数量只有西语系的三分之二，经济系的五分之三。直至1937年前，选择国学系的学生并不多。其中就业机会少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

从学科建制来看，国学教育的兴替受人才培养模式制约。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学学科建制经历了从“科门”“科系”到“院系”的演化历程。如果说通才教育模式下的大学院系建制为国学研究院所提供一定的学科发展空间，那么20世纪50年代初实施院系调整后，在专才教育导向的学术建制下，国学研究院所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了。

四、开放的中国需要

大力发展国学教育

经学、国学属于传统学术范畴，具有传统学科的特征，其评价虽受诸多因素影响，但其积极的育人功能已为历史所证明。近代中国之所以学术大师辈出，是与特定历史条件下教育环境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学陶冶与西方科学教育影响深远。

从清末经学科到民国时期国学院的更迭，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此消彼长。张之洞将儒家伦理纲常作为中学核心有其落后性，但是，“如何摆正中西学间的关系，却是一个近百年来萦绕于中国思想界的问题，全盘西化固然不可，所以仍是一个中西文化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分辨文化精华与糟粕的问题”。国学是西学背景下对民族学术文化的总称。“西学在经历现代化之后出现了严重分化，中国文化又在不断地西化中被外来范畴所割裂。作为对中国教育体系过于西化的反弹，‘国学’恰恰代表着中国通识教育本身。”这表明无论是经学还是国学，已超越政治和历史的功用，而赋有民族文化教育的深邃意蕴，与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密切相连。

四十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国策，为国学教育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如果说1984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以及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再次兴起，那么近十多年来，更多高校建立或复办国学研究院所、中心，则促进了国学教育与研究的发展。当代国学教育的兴起，得益于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为其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现实要求。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高校通才培养模式变革，以及当下的“双一流”建设，为国学教育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开放的中国需要大力发展国学教育。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迈向普及化，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迫切需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多重功能。国学具有自身的学术价值，推广国学教育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传承和复兴民族优秀文化任重而道远。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引入国学研究，胡适预言：“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学科建设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建设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需要加强传统学科建设，汲取传统文化精华，国学教育不可或缺。

推动国学教育，需借鉴历史经验，建立相应学科建制，选择适宜教育路径。国学研究院所作为传统学术教学与研究平台，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当今大学国学教育，主要依托相关院系、国学研究院所的学科建制和学术平台。国学教育具有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双重属性，应选择大众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路径。前者通过学院系必修课、选修课教学，传授国学经典，普及优秀传统文化；后者由国学研究院等教学科研机构，主要开展研究生与学位教育，培养国学专门人才。

国学是传统之学、综合之学，汇集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法律、地理、自然等众多的传统学科知识，是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的、非功利的教育，旨在培养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好的通识教育，应该是“适合本国需要的教育，注重学习的教育，突破学科藩篱的教育，以经典、核心课程为载体的发展心智的教育，凝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大众化国学教育，就是要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要，通过研读国学经典，提高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悟能力，培养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健全人格。在专业化国学教育方面，一些大学国学研究院通过不同学科建制，培养国学专才，为传承和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服务。

总之，国学是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晶，其学科建制随着教育变革而演化。回眸20世纪，中国传统学科逐渐为西方学科建制所取代，传统学术的地位与影响急剧下降。当今实施“双一流”建设，需要协调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关系。推进国学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既要借鉴近代大学的学科建设经验，也需要不断汲取国外一流大学的先进知识，使传统学术与现代文化交融，更好地发挥国学的育人功能。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16ZDA230〉，作者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