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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在全国各地不断升温，也引起一些人的质疑与批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什么？下自民间，上至学界以及政府，不同的社会领域和阶层在国学中寻求什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民众对国学有什么期待？它应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国学复兴的当代意义是什么？对此，著名学者赵敏俐先生有几点看法，本刊分次发表以飨读者，并期望学者专家共同讨论。

国学复兴的相关事件

要讨论“国学复兴的当代意义”这个话题，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最近20年来与国学热相关的事件。据我个人所了解，国学重新受人关注，应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其中有两件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件是北京大学于1992年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创办了《国学研究》，2000年初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这是“国学”二字在中国大陆沉寂了近40多年之后的重提，从此国学开始成为中国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影响了以后中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另一件事情是在1995年，由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九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的016号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很快得到了社会响应。1997年中国大陆第一所以传统文化教育、经典诵读为特色的圣陶实验学校成立。自此而起，以诵读经典为目标的中华传统教育开始在全国重新兴起。

21世纪的国学复兴是从教育领域开始的，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在高等学校内部开始的国学研究，第二是在中小学阶段开始的经典诵读活动。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国学热，也主要在教育界展开。其中高校的国学复兴以研究为主，逐步发展为学科建设、培养人才，并很快波及相关的研究院所与文化机构。以北京而言，又有几件值得提及的重要事件，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于2005年5月28日正式宣布成立，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了“国学院揭牌暨开学典礼”仪式，开始正式招收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光明日报》于2006年1月10日正式推出“国学版”，全面讨论有关国学的各类问题，发表有关的文化学术动态。首都师范大学于2007年10月10日举行了隆重的国学传播中心成立大会，开展了以“国学网”为标志的一系列国学传播活动。2009年7月21日开始，中央电视台第三频道(综艺频道)举办了“开心学国学”栏目，中央电视台旅游卫视频道从2008年12月6日开播了国学堂频道。在中小学阶段的诵读经典活动，也由最初的民间行为逐渐变成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参与。2002年8月，在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简称四海教育)的推动下，安徽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召开儿童经典诵读工程试点工作会议的通知”，并在16－17日召开了相关会议，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教育厅名义发布的以学习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正式文件。

此后，广东省教育厅、内蒙古教育厅先后发文推动该项活动。2003年9月，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四部委主办“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将经典诵读作为社区活动开展。2008年，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国家语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号召。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开设相关课程，探索招生与培养人才的模式与方法，如武汉大学2001年招收了国学试验班，厦门大学2006年成立了国学研究院，现在全国设有国学院及相关机构的高校不下几十所，甚至在中央党校，2006年也曾经举行过“当前国学热中的若干问题”的讲座。各地中小学包括私立学校也纷纷把“三百千”、“四书”等作为教材。如山东莱西自2004年开始在滨河小学等几所城区小学进行国学经典启蒙教育，2005年在全市普及推广。2006年，沈阳市皇姑区在全区60多所中小学，近7万名学生中开展以传统文化经典为主的国学教育。香港、台湾等地区也同样如此。如香港在2004年成立了国际经典文化协会，2004年7月主办了“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自2003年开始推动国学经典教育，1996年成立了以承接中华文化为宗旨的觉证文教基金会，2003年成立了弘扬中华文化会。

台湾方面，1994年王财贵教授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16年来，他在台湾、美国、东南亚及大陆演讲2000多场，掀起了全球华人“儿童读经”风潮。出版社、电视台、报纸等也纷纷出版各类国学著作，宣传、介绍有关的国学知识和文化活动。中央电视台举办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百家讲坛”；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已经召开了六届世界儒学大会；2011年7月15日，在长沙举办了第五届全球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大会；7月18日，作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所主持的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在北京举办了《论语》100夏令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2010年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成立中国国学中心，隶属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中心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与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水立方)、未来的国家美术馆、国家工艺美术馆等为邻，居于即将落成的北京国家级文化综合体之首，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日前，由国务院参事室作为主办单位组织的中国国学中心(国学研究与国际交流中心)建筑设计方案已经完成，预计11月2日正式动工。现在只要上网搜索，有关国学的各种活动的信息就会大量出现在你的面前。“国学”真的是大有复兴之势了。

以上这些事件，有的以“国学”为名，有的不以“国学”为名，但统统属于当代社会“国学复兴”的内容。有关“国学”的种种讨论，自然也以这些现象的出现为背景。那么，我们在这里首先就要弄清一个问题，“国学”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时间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

“国学”的最初含义与产生背景

简单地讲，“国学”最初的含义专指中国古代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学问，这个学问以中国儒家经学为基础，兼及其他诸子百家与文史之学。再扩大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所有关于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之学，但是其核心是儒家的经学，这是不易之论。不过，在西方文化没有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前，并没有“国学”之名，那时候的学者只是把中国传统的学问分为“经学”、“史学”、“诸子之学”，或者“汉学”、“宋学”等等。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文化，亦即“西学”的大规模进入，于是就有了“中学”之名，以之与“西学”相区别。后来，才由“中学”逐渐演变成“国学”。据我所知，“国学”这一名称的流行，当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之间。当时的倡导者主要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批文化改良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把“中学”改称“国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学”与“国”相统一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如果自立自强，在文化上就不能依靠西学，而必须依靠自己。如邓实在《国学讲习记》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才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粹学报》第九期，1906年)章太炎先生1906－1909年在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1913－1916年在国内又再次办起章氏国学会，举办国学讲演。他在《民报》第七号所载的《国学讲习会序》中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能立者也。”由此可见，“国学”这一概念，是在与西方文化有了比较之后才出现的，它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兴亡有关，是民族文化危机的产物，其核心则是强调中华文化传统存在的重要性。

“国学”在20世纪的命运

虽然章太炎、邓实等人强调“国学”作为中华文化传统存在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文化基础。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们的“国学”观却没有受到重视，没有成为当时主流的文化思潮。原因很简单，也很清楚。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主要危机是生存危机。

最初，中国人认为产生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技不如人，因此有了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并没有拯救中国，在大清国海军实力占优的情况下，甲午海战却败给了日本，而且败得一塌涂地。于是一批有识的中国人进而认识到中国的封建政治不行，因此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仍然受西方列强的欺负，于是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进而批判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同一种落后东西的两个方面，因此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以，打倒“孔家店”也就意味着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扫地出门。这一段耳熟能详的中国现代史知识告诉我们，反对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国学的现代价值，乃是那一时代大部分中国人在实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符合历史的逻辑，“五四运动”因而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虽然人们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偏激行为进行了反思，但是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将民族的存亡变成了头等大事，没有将这个问题的讨论再深入下去。虽然仍然有人倡导复兴“国学”，保护“国粹”，虽然还有许多学者做着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书斋式学问，可是，面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国学”一度不可避免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