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日益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中国研究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不过，今天，你要是和一位汉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聊天，也许会发现，他们口中的“sinology”（汉学）和“China studies”（中国研究/中国学）好像不是一回事。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汉学”大约出现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与后来20世纪在美国形成的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学”，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作为汉学发源地的欧洲，对于二者的关系似乎有着不同的理解。欧洲各国在国情和文化上的不同，造就了各自汉学/中国学知识传统的差别。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各国知识界对中国研究的关注和投入也受其自身兴趣和能力影响。

围绕相关议题，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俄罗斯、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于8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7）“当代欧洲的中国研究：从大学到智库”上进行了多方探讨。承办此次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此前已连续五次举行此类国际中国学论坛。据中心秘书长唐磊介绍，此前几届会议曾围绕东南亚中国学发展、中国学口述史与知识史、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等主题进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汉学vs中国研究

专家告诉我们，从出现时间和研究内容上看，较早兴起的以欧洲汉学为代表的传统“汉学”，主要关注中国历史和古典文献研究；后起的以美国汉学为代表的“中国研究”，则对当下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兴趣更加浓厚。

作为一名德国人，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知名汉学家顾彬颇为德国汉学感到骄傲。他表示，德国汉学注重研究历史；而且，德国作为一个“翻译民族”，长于典籍著作翻译也是德国汉学的一个特点。冷战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东德还是西德，都将当时中国许多最新的文学、哲学作品及时地译介到本国。“现在只有德国有《鲁迅全集》，你在英、法、美等其他地方找不到。”顾彬有些自豪地说。

从传统汉学到中国研究，这一变化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割裂”。但北京行政学院教授侯且岸认为，与其将其看作一种“割裂”，不如看作是学科的“分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截然分开的汉学时代、中国学时代，这些从一开始就是纵横交错、交织在一起的。在中国研究中所遇到的挑战和问题，是以往纯粹的汉学所无法解决的，因此，必然会出现所谓的中国学/中国研究。汉学与中国学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研究。当前，二者都已超越某一专业的研究范畴，呈现出一种跨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态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看来，欧洲传统汉学与海外中国研究的界限正在日益交叉。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各类方法对史料的新运用，基于人文学科视角的传统汉学与基于社会科学视角的中国研究越来越趋向融合，近二十年来更有加速的势头。

传统汉学最初的兴起，始于服务帝国主义殖民母国了解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需求。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起，则源于服务冷战的需要。“新时代下，中国学的发展当与前两者不同。它契合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杉表示，我们应当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学的蓬勃发展，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跳出地域划分标准

对于一直以来大家口中的“欧洲汉学”、“西方汉学”，顾彬有自己的看法。作为一名欧洲人，他深感“欧洲的分裂”。

“欧洲有统一的汉学吗？西方有统一的汉学吗？现在，法国人不读德国人的书，意大利人不读法国人的书，英国人要分裂出去，美国人也不和我们交流。我们彼此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了什么，各国都在埋头做自己的学术。”鉴于此，这位较真的德国汉学家坚持认为，只有“德国汉学”、“美国汉学”、“俄罗斯汉学”……没有所谓的“欧洲汉学”或“西方汉学”。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表示，对于当今的国际汉学，确实不能再简单以地域来划分。他提出一种划分的思路——以该地区在世界殖民史上的地位/角色为依据，分为曾是殖民母国、曾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曾是殖民地后来变为殖民母国、从未有过殖民和被殖民史的国家等四类。

“不同殖民历史背景的国家，其知识分子在对待他国文化上会有不同的心态和困惑。其自身历史和文化经验所造成的压力，在该地区会形成一种中国研究的独特视角。”石之瑜解释说。

基于这一分类思路，石之瑜发现，有殖民母国背景的汉学家对于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均能持比较包容理解的态度；曾有被殖民历史国家的汉学家，在理解他国文化时需要做一些转换；而从未有过殖民和被殖民历史国家的汉学家，在对待殖民地和殖民母国的文化问题上，则有一种跳脱的姿态。

国际汉学出现六大变化

纵观当前国际汉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认为，其呈现出六大变化：一是研究的地区范围不断扩大，北至斯德哥尔摩，南到南非，都有汉学家的身影。二是研究的人文传统不断增强，从过去的历史与文献研究拓展到当代中国诸多领域。三是学科地位不断提高，从过去单纯的区域性研究变成历史学、文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登堂入室，不少汉学家成为当地专业学会的带头人。四是研究的问题性、思想性不断增强，从过去的学院派转向更具现实性、对策性的智库研究。五是研究的应用性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走出书斋，走向政界、商界等实际领域。六是中外互动性不断加强，国际汉学与走向世界的中国本土学术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对话。

顾彬非常赞同汉学家与中国本土文化对话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习如何‘从中国看中国’。要从王国维、从鲁迅、从北岛……从中国人的眼中来研究中国。”在他看来，汉学本身就是一门“交际的学问”，汉学家只有多与中国本土文化交流，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劳尔谈到了当前西班牙中国研究的问题，比如，大学的中国研究仍是象牙塔中的“密封舱”，大学之间、大学与智库之间交流甚少；研究内容上，虽然主题呈现多元化，但仍过度集中在中国崛起等主流话题；西班牙学术界缺乏能力来打破有关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仍停留在诸如过去的异国情调、遥远而奇异的中国形象、由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等方面。

葡萄牙中国观察协会主席鲁翊君也提出，葡萄牙的中国研究及亚洲研究主导的主题，仍然是传统兴趣以及葡萄牙在亚洲的遗产。

对此，侯且岸认为，客观来讲，一部分西方的中国研究是一种片段式的、割裂的研究，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中国。但还有一部分汉学家，他们因早年留华经历，与中国的发展相伴成长，其研究视角不仅不同于其他汉学家，甚至比一些中国本土学者更为贴近中国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