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脱了国学大师的外衣，只剩下江湖和名利-米儿火

他以绝大机缘和自身禀赋，在特殊的历史行程里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位。南怀瑾可以成为“国学大师”，但国学大师绝不可能成为南怀瑾。

1950 年 5 月 16 日，借由一场复杂的海空联合行动，13 万国民党部队完整撤离舟山群岛。这场成功的行动，在台湾北部海港小城基隆却造成了意外的冲击：当时盛行的舟山(大陆)-冲绳-基隆走私贸易被突然打断，舟山港内从事走私生意的机帆船也被全数征用，不少合伙租船跑生意的投机客一夜间血本无归。

未来的国学大师，当时的基隆义利行老板南怀瑾，亦不能幸免。

青年南怀瑾

是年，南怀瑾 32 岁。这位温州杂货商之子，本已手握三艘机帆船，是基隆走私业的翘楚。由于股东里很有几个黑白通吃的角色，追索本钱不择手段，他不得不将发妻遣回大陆，带着来台新娶的回族太太东躲西藏。

破产后艰辛的基隆岁月里，南怀瑾穷困潦倒，甚至一度在基隆郊外荒山结庐而居。走投无路下，学历只有小学肄业的他，决定踏上一条知识变现的谋生之路。

他重新拾起年轻时在四川游历所积累的汉密、藏密杂学底子，尝试写书（《禅海蠡测》），又拜了老师学习卜卦堪舆。但始终没有混出什么大的名堂。

在 1950 年代的小城基隆，信仰生意还是一个非常狭小的买方市场。个人的坚忍与奋斗在历史行程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转机在 1956 年到来了。南怀瑾经人介绍认识了杜月笙的干将之一——台湾航运业大佬杨管北。此时杨已称病退出一线经营，在家中辟出奇岩精舍，潜心研究养生打坐法门。

初识之时，杨这样阅人无数的大人物对南怀瑾很不感冒。杨说，“在六年前，我不仅不悟，他的话我不仅不信他，而且觉得他在变戏法。”

然而，南怀瑾与等闲贩卖焦虑感的三教九流江湖游士不同。他青年时代混迹于四川佛教圈，追随过大愚、普钦等汉密大师，近距离观察过抗战时期西狩川滇的各界贵人与佛教上师之间的密切互动，对于大人物的趣味、思维和行为有切身的认识。现在这屠龙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南怀瑾展现出了非凡的耐心和手腕，用整整六年时间彻底折服了杨管北。最后几年，杨对其信之弥坚：“第四年上才比较有点信；第五年才信，第六年才真信，我没有随便信。”从此，这位江湖大佬对小他十余岁的南怀瑾执弟子礼，并成为南怀瑾最初和最重要的供养者。

做大人物们的私人朋友乃至导师，最难的永远是获得第一个大人物的背书。一旦进入大人物们的世界，接下来的事情就会简单很多，进入一种口碑传播、良性循环的正反馈。

杨管北就是南怀瑾事业飞跃的首席贵人。

在杨的大力推介下，南怀瑾的传法开始吸引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等已经退居二线的国民党大佬。南时常带领他们远赴香港大屿山闭关修炼，越来越多大佬的背书又进一步增加了南怀瑾的光环和能量。

1963 年是南怀瑾又一个飞跃之年。举家南迁台北后，南怀瑾辛苦积累的声名终于引起了当红人物张其昀的注意。

张其昀与蒋介石

被称作「陈布雷第二」的张其昀，是彼时蒋家父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管家。自 50 年代以来，便极力推动台湾的儒学复兴运动，以对抗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他自创以儒学为中心的“全神教”，开办华冈学园（日后的中国文化大学），网罗各色传统文化谱系的人物为己用。

南怀瑾借此得到了破产后的第一份正规工作：中国文化大学研究所教授。

基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南怀瑾能够得到这一教职，和当时杨管北对文化大学的大笔捐赠也有直接关系。

1963 年在中国文化学院教书的南怀瑾

但不管怎么说，南怀瑾由此从退隐大佬的圈子，晋阶至当红少壮人物的圈子，其飞跃意义自不待言。凭借大学教授的身份，小学肄业的南怀瑾彻底洗脱了江湖游士的形象，交游层次大大提高，身边逐渐聚拢了一批知识青年和中产追随者。

在张其昀身边，南也得以近距离观察顶级意识形态操盘手在文化领域设置和管理议题的手法，对日后的个人发展借鉴良多。

中国文化大学的校训：“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华”，即被他化用为日后的“东西精华学会”之名。

1966 年 11 月，大陆爆发文革的种种震撼信息传至台湾。

作为对大破四旧的回应，蒋介石亲自主持发起规模宏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中华文化存亡绝续为标榜，试图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树为中国文化道统传承者，对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北方赤色思想反弹。重新树立全民文化自信、道路自信。

1968 年，蒋介石与参加祭孔仪式的小学生合影

一时间，徐复观、牟宗三等旧学大师炙手可热。李约瑟、罗素等洋人学者及其巨作也被发掘出来做重点推广。各类白话典籍评注、新解都成为书市热门选题。

南怀瑾也审时度势，除了擅长的佛学禅宗密宗仪轨故事，还将业务拓展到诸子百家古籍解读。其大部分著作，都是以其讲座口述内容由弟子记录加工，集中在这一市场热潮期出版。

被文史学者非议极多的《论语别裁》就是其中之一

轰轰烈烈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 1970 年代热度渐褪。时至今日，牟宗三、徐复观等开宗立派的新儒家宗师在学术圈外已少有人知。仅接受过一年正规小学教育的南怀瑾，却成为当今中文文化圈的国学代表性符号。

如此戏剧性的分野，全在于南怀瑾凭借特殊的自身禀赋，在特殊的历史行程里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位。

一方面，他决不以学者自居，甚至非常小心地避免与其他知识分子产生学术上的交集。今天给南怀瑾著作挑刺的学者们，实在是会错了意。

历史学家许倬云回忆他与南怀瑾的会面，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

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个话，意思是关门不谈，到此为止。他清楚的很，聪明人。

许倬云

另一方面，在跳出学术规范、学术谱系等象牙塔规则束缚的同时，南怀瑾又与三教九流的传统江湖游士划清界限。

他以绝大机缘跻身于高层人物的社交圈，大人物的背书和社会职务的光环洗脱了江湖把式的风尘气，对宏大叙事的火候把握也高下立判。

不经意间，南怀瑾成为自由游走于江湖与庙堂之间的特殊人物。

进入七十年代，以保钓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着台湾大学院校的平静，甚至出现了外交邮包中夹带毛选的情况。

暗流涌动之下，以蒋经国头号亲信王升为首的情报政工力量，开始介入大众文化与公共舆情议题管理。

王升上将（中左）在佛光山；中右为星云法师

南怀瑾的定位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更多是为大人物服务的角色。此时的南怀瑾已经多少有了些帝王师的气象，敢于涉足更大的信仰构建。

1974 年，蒋经国宣布“十大建设”的政绩工程，南怀瑾也提出了“200 年国运论”，庄严预言西方文明当衰，中华文明当兴。转折年份在 1984 年（后改为 1987 年），之后“兩百年的大運，將來比康乾盛世還好！”显然有烘托经国接班盛世气象的用意。

1979 年，受中美建交等事件冲击，蒋经国指示王升成立了刘少康办公室，主抓反大陆统战，“展开全面性的对敌斗争”。天子侧近这个超脱于监督制衡的临时性机构，毫不意外地掌握了滔天权势，事实上演变为从龙新贵谋取政商利益，编织黑金网络的枢纽。

蒋经国与王升

此时，南怀瑾的“东西精华学会”也搬迁至刘少康办公室所在的信义路。为王升、马纪壮等刘少康办公室核心人员开设了所谓“特别班”，传授《左传》等古籍中的帝王学智慧和各种养生功法。

1980 年，春风得意的南怀瑾

其时政商各界大佬蜂拥而至，让南怀瑾不由得壮怀激烈，自题“白屋让王侯，座上千杯多名士；黄金如粪土，席前百辈数英雄”。外界亦将南视为王升集团“新政学系”的精神导师。

王升的新贵集团行事风格有着其本人的浓重影响。这位江西龙南县裁缝出身的人物，除了在攫取利益方面吃相很不讲究，更重要的是摆脱不掉传统乡土文化的江湖习气，最终酿成了“江南案”这一惊人事变。本为保障家天下的手段，反因美国的激烈反应，断送了蒋经国身后家天下模糊操作的空间。

1984 年 10 月 15 日，在香港报纸连载《蒋经国传》的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遭到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雇用的黑道份子刺杀身亡，中外哗然。

“江南案”与同期的“十信案”令王升集团遭遇重创，王升本人被远贬海外。南怀瑾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在军情头子沈之岳的提醒下，南怀瑾抓住调查尚未正式立案的时机，急忙飞往美国避祸。

南怀瑾离开了台湾，但他的事业永远离不开政治心脏。1985到1988年，他定居于华盛顿，开始接触和网罗大陆访客。青年智囊中的佼佼者何维凌亦是其座上宾之一。

南怀瑾在华盛顿的「兰溪行馆」

打磨多年的传统文化功力，用来折服这些文革劫后精神匮乏至极的青年一代堪称“降维打击”。不难想象，南怀瑾此时信手拈来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复兴号召，对于当时的国人有何等的吸引力。

1988 年 1 月，蒋经国病逝，台湾政局为之一变。南怀瑾迅速收拾行囊，飞抵香港观望时局，在此接触到了正在寻找对台工作渠道的故交、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南怀瑾亲历王升反统战工作所获得的见识，反而使得其在这次统战工作中如鱼得水，掌握主动，成为这一阶段两岸谈判的牵线人。

1991 年 2 月 17 日密谈当事人在港合影，左起为尹衍梁、苏志诚、中台办主任杨斯德、政协常委贾亦斌、南怀瑾、郑淑敏

自1990年到1992年的9次两岸密使接触，均由南怀瑾安排。不过越到后来，南怀瑾的介入就越深，越急于通过其手缔造两岸和平的功业，乃至出现录音拍照、安排美国外交人员出场等极不得体的动作，使其最终被排除出两岸谈判。

1992 年 6 月，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两岸密谈。左二：杨斯德；左三：苏志诚；左五：汪道涵；右三：南怀瑾；右一：许鸣真

李登辉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事有如下描写：

所谓“密使”，与其说是代表政府，实际上毋宁说是我个人的代理，因为南怀瑾曾经是我儿子和媳妇的老师。所以一度想和他共商大陆事宜，于是派人前往香港试图透过他了解大陆的情况，但是后来发现他有从大陆和台湾获取利益的意图，便拒绝了他。

两岸中间人的工作结束了，但借助这四年多以来与两岸高层对等沟通的地位，南怀瑾已初步建立起在大陆的顶级关系网络，确立了文化领袖的崭新形象。在追随者提供的资本支持下，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思想文化领域，俨然成为中华复兴大蓝图的谋划和布局者之一。

一大批大陆政商学界的顶尖人物成为其忠实追随者，乃至邓英淘、孔丹、陈小鲁等干部子弟也汇聚于其门下，被其戏称为“小项羽帮”。南怀瑾事业的第二春到来了。

南怀瑾与邓英淘、王小强，桌上是讨论水资源和国土整治的简易立体地图

从其追随者之一，当时的正大集团副总裁陈定国回忆中可见当时南怀瑾居处冠盖云集，运筹帷幄的盛况：

在香港半山的南老师聚会所十年（1988-1998）里，发生很多令人感动及值得追忆的大事，比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早期，借外债及世银债很多，到期如何寻得财源归还；苏联解体，如何抢收苏联科学家；大陆海协会成立要找会长，如何推荐我们理想的人选；如何及早恢复佛教信仰及提倡儒家治国文化；如何提倡小学幼儿读经班等等……我也是南老师香港半山“南氏人民公社”的“餐厅厅长”，因此我也常常“奉派”出差，例如到北京大学谈判北大方正开创方案；到清华大学洽谈清华同方开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