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孙诒让《周礼正义》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国子监。‚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1927年钱穆《国学概论》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国学”作为某一学问、学术的称呼始自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吞噬，1889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它在强调和维护中国文化“主体性”方面。随着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此种“主体性”日益受到威胁。面对“五四”前后出现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文化的危机，一批学者提出了“国粹”、“国学”、“国故”、“国故学”等概念。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民族与国家的危亡是当时压倒性的问题，学术界当然不能不正视时代的主题。然而国学的概念虽然出现了，国学内涵的阐释却众说纷纭，未能趋于一致。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国粹”一词。

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使用了“国学”一名。几个月后，梁启超又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次提及“国学”。此后的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曰‘新学’，而称固有之学术曰‘旧学’矣。另一方面，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有发行杂志，名之曰《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国粹’之名随之而起。‛——1935年王淄尘《国学讲话》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世界各国皆有其国故、有其历史，问题是“这国故经史，是不是算一种学问”?答案是否定的：‚倘然国故可以成为一种学术，那全地球上的各国，每一国都有他自己的国故；为什么却不听得有英国故学、法国故学、德国故学的名称传说呢?所以国故实在算不得是一种学问。‛——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以国学、国粹、国故等概念代指中国旧有学术，毋庸置疑，其中蕴涵了强烈的民族情感，但是这种称呼却过于笼而统之，显得空洞无物，不知所云。

而上述概念所遭遇的窘境与质疑，究其原因或许就在于其内涵难以说明，使得阐释难以达成一致。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晚清民初的刘师培首次将作为学术的国学分门别类归属为众多学科。1905年《周末学术史序》刘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将春秋战国的各种思想学说，划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16大门类，条分缕析地加以介绍与概括。1907年，他又以“分科讲授”、“以国学为主”为宗旨，为拟办的国粹学堂，起草了《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其中设计的学科分类，包括有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学、图画学、书法学、译学、武事学等21个学科。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此时的章太炎刻意将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经部之学略去，突出诸子之学的地位，当然有其用心所在。稍后在阐述关于“国学”的作用时，则又说：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国学概论》）又明确将“经”学在传统学术中的重要地位重新作了补充阐发。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刘师培、章太炎二人均不同程度保留了传统学术知识的分类方法与名称。这种传统学术知识分类与西来知识分科并存的分类当然不尽严格，也难称允当。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合和矛盾之处。例如传统的经学门类就难以用一类或几类西方知识分科对应。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1919年3月，朱希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了《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朱氏第一次明确将近代西方学科分类体系移植过来，要将国学与“外国的学问”作了一次比较。

其实，与其说是“比较”，更毋宁说要用“外国的学问”分类将国学作了一次切割、重整。“外国的学问”当然就是指当时欧美列强的学问。此说一出，应者云集。当时学术领军人物如梁启超等人均撰文表示赞同。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1929年何炳松在《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大声疾呼说：请国学家降尊纡贵来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的彻底研究工作！……让我们大家分头都藏到‚壁角‛里去，老老实实做一点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或者其他各种学术的小工作。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真正为国学进行分科且影响至巨的首推胡适。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拟订了一番具体而微的规划：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1925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其章程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时任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又补充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当时，除北大、燕大、清华、厦大等大学普遍设立国学研究所外，中学也有国学科目。

清华国学院的国学分类已经与现代学科体系无二异，更区别于前文所引章太炎所阐述国学的内涵。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南京的东南大学在其早期成立的国学研究会中，仍还是以经学、小学、史学、诸子学、诗文学等旧式分类法来“分部”设科；然而，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等国学分类的巨大影响之下，它也不得不调整取径，从而在《东大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改采科学、哲学、文学之视角以“理董”国故，主张“从本国无数乱书中，抽列条理，成一有系统而发 见原理原则之学术书”，并计划在书成之前，以十年时间为期， 先行编撰一套有系统的学术长编，以作为将来撰著之取材。而 它所拟列的学科项目包括有： 中国民族史、中国语言文字史、中国思想学术史、中国文 学史、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曲剧史、中国美术史、中国 天文数学史、中国法制史、中国经济史、中国交通及国际交通 史、中国农业史、中国商业史、中国工业史、中国哲学史、中 国教育史、中国宗教史、中国风俗史。 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 吴文祺1924年 《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 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训诂学 曹聚仁 1925年 《国故学大纲》 文学、史学、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字学、论理 学、心理学、天文学、算学、其他科学、宗教、美术 1932年《国学概论》 经学、小学、哲学、史学 1933年《国学大纲》 经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文学、文章的派别、文 字学、清代学术史 1934年《国学概论》 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其他学术 1936年《国学概论》 六书、声韵、章句、六艺、诸子、目录、汉宋异同、文 章体制 1936年《国学丛论》 语言文字学、文学史、经学、史学、哲学史、科学 1943年《国学常识》 语文、古物、书籍、经学、史地、诸子、佛学、理学、 诗赋词典、散文和骈文、新被重视的文学、科学及艺术 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 国学分科的日益细密，体现了在对“外来的学问”分类认识的理解深入的同时，学术界 对国学内涵认识的不断更新，对国学内涵进 行得更多阐释。

然而问题之一：分类的混杂无序、不够严谨，反映出两种文化知识背景的分歧； 问题之二：在这样一把外来的手术刀切割之后，在新的知识形态背景之下还能够拼回一 个完整有机的中国学术吗？ 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 当时在学术界地位绝高、影响甚大的胡适曾说过：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 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 ‚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学者们的初衷大约都是如同这样，希望借助“外来 的学问”分类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冀望实现对国 故的重新整理与完整认识。然而，历经“外来的学 问”分类学习、研究之后，这样的初衷逐渐与现实 渐行渐远，历史现实与人们的理想拉开了距离。 一、有“西学”，所以有“中学”、“国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 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应帝王》 学术分类也罢、学科分类也罢，都建立在相应的知识分类基础之上。换言之，什么样的 知识分类决定了什么样的学术分类与学科分 类。什么样的世界观（宇宙论）就决定了它 对知识的理解和分类。西方的学术分类、学 科分类，亦是建立在它对知识的理解之上的。

人们所习知的知识体系可以概括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类别，依次分别对 应的以自然界（包括作为生物体的人为客观 对象）、人类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类 自身为对象。科学一词并不适用在人文学科， 其原因在于其并不具备高度的逻辑严密性以 及实证性知识特性（德国的科学定义与此不 同，认为一切体系性知识都是科学，因此分 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后者既包括上文所 说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 这样的学科分类乃发源于近代西方摆脱了 神学笼罩一切的知识 体系之后所确立的崭 新的知识分类，其始 作俑者为英国的培根。 在培根远未完成的名著《伟大的复兴》（Thegreat instauration） 中提出知识大纲，把知识分为自然哲学（科学）、人的哲学（心理学、 人体学说）、公民哲学（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等），并构建起如下知识 分类体系： 培根之后的学者们对于知识的分类以及学术、学科的分类与之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一体系无疑奠定 了近现代知识、学术、学科分类的基本思想和框架。 这些外来的知识分类方法虽然因为时空有着这样那 样的区别，但究其根本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在于 对人类自身的理性分析方法的绝对推崇： 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所构建而成 的知识体系整体都不过是理性分析方法的对象而已， 超出了理性分析方法的知识在这样的知识分类结构 之下根本毫无立足之地。 人类的认知当然并不是理性所能够完全覆盖和解释的。学科、学术的分类当然也不能穷尽认知所包含 的一切。理性不能有终极目的的知识，它无法从整 体上说明人类活动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文 化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世界的认知、对 整体世界包括自身的整体秩序的理解（既是刚才所 说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种文化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