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研究多以西方叙述学为理论框架，较少从中国古代本土小说理论出发。事实上，中国古代小说也存在许多具有价值的叙事理论话语。“讲论”与“敷演”就是一组来源于宋元说话并被后世小说继承的概念，其中蕴含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事的基本理论。

在宋代以前，讲论与敷演主要用来指讲说经史典籍。其中，讲论主要用来指儒家讲论六艺经史，而敷演则主要用来指佛家敷演经义，也存在讲论、讲演佛教经义的说法，或敷演儒家经史的说法。讲论与敷演主要是上层文化领域的学术性活动。但是，自宋代民间伎艺兴起以后，杂剧、影戏、说话等的表演也被称为敷演，如罗烨《醉翁谈录》谈小说时说“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吴自牧《梦粱录》谈讲史时说“有王六大夫……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可见，“敷演”是形容宋代叙事类伎艺的通用说法，但民间伎艺的敷演与三教的敷演并非毫无联系：首先，民间伎艺的敷演之名可能就是模仿上层社会敷演经史活动说法而称的；其次，民间通俗伎艺的“敷演”在内容上也与三教经典的敷演有关，或者说是从宗教性或政治性的敷演——学问传播发展而来，是经史知识的世俗化。《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五十九》曰：“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这一说法折射出从唐代开始，佛教徒的敷演经义就已经发展为以娱乐为主的世俗敷演，这种世俗性的敷演自然包括娱乐性的叙事。又如敷演历史，在上层社会以讲学为主，在下层社会以娱乐为主，本身就是社会自上而下并行且交互发展的活动，如吴自牧《梦粱录》记载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可知其人是上层讲史学者转而在民间讲史说话者。

至于讲论，虽然主要见于儒家讲论经史活动中，但是民间乃至宫廷也有娱乐性的讲论活动。郭湜《高力士外传》曰：“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菇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其中“讲经、论议”即主要是讲论的通俗形式。在民间这种娱乐性质的讲论活动更加普遍，敦煌文学中的《茶酒论》《孔子项托相问书》等都是唐代民间的论议底本。讲论一般是据某一经典来讲说、评论，因而叙事并不是其主要方面，由讲而论才是其侧重点。到宋代，唐代的这种自经筵到民间的讲论活动仍然得到延续。

罗烨是对宋代说话伎艺中的讲论与敷演进行总结的第一人，其《醉翁谈录》甲集《舌耕叙引·小说引子》曰：

所业历历可书，其事班班可纪。乃见典坟道蕴，经籍旨深。试将便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如有小说者，但随意据事演说云云。……又诗：春浓花艳佳人胆，月黑风寒壮士心，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

又甲集《舌耕叙引·小说开辟》曰：

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略传万余言，讲论古今。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谈话头动辄是数千回。……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讲论处不借（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

上述两段集中论述宋代说话的叙述，也是历来小说研究者时常引述的内容。但研究者大多只关注到“敷演”这一方面，而忽视了“讲论”及其与“敷演”并置的关系。在“小说开辟”中提到的“讲论处不借（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即是将讲论与敷演并列提出，且在语句中讲论与敷演的含义明显不同。不难看出，罗烨的简要描述指出了宋元说话伎艺两种基本叙述方式，即“讲论”与“敷演”。

胡士莹先生将“敷演”解释为“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一些细节，把内容丰富起来”，其说基本无差，但仍有未尽之处。敷演的内涵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叙述主体说话人的存在，敷演是说话人叙述者通过声口、动作即“举断模按，师表规模”来模拟人物和场景，这种口头表演追求形象性和真实感，在一定意义上，与赋体认万物的“敷演”相通；其次，宋元说话的“敷演”体现在场景化的描述上，描述多注重场景化的描写，其手段即是用大段的描写来表现场景，在说话中尤其多用来延长故事的高潮时间，具有鲜明的程式化色彩；最后，“敷演”还体现在语言上的繁复和绚丽，最为明显之处是话本小说在写景状人之处多用赋、诗、词、曲等韵文来表现。白话小说中存在着大量以“但见”“只见”“怎见得”领起的景色描写和场景描述，且多用赋体。这些恰好说明了白话小说的“敷演”与赋的“铺陈”“敷演”是一脉相承的，这些都是敷演在文辞上的具体体现。

“讲论”的字面意义指讲说和评论、议论。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中，讲论一般专指讲论三教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史，而民间的讲史和小说伎艺也存在讲论的环节。讲论分为讲说和评论，包括了概述故事和说话人对故事的评论，它与敷演即情节化、场景化和细节化的描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讲史为例，“敷演”是对历史故事的发挥与增饰，而讲论，按照史书记载事件来直接讲说是“讲”，而对历史事件的评论则是“论”，这与经筵讲论的内容和环节大致相符，只不过更加具有市井的风格和气息。根据罗烨的论述，“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秤评天下”是对讲论内容的说明，又说到“只凭三寸舌，褒贬是非”，这可以证明“三寸舌”在罗烨的论述中是用于形容说话人的评论才能，而非形容其敷演才能。又曰“略传万余言，讲论古今”，这里的“略传”即是概述之意，是“讲论古今”的基础。讲论的内容如此，讲论的艺术要求则是“不借（滞）搭、不絮烦”，“滞搭”是指前后不接之义，“絮烦”是啰唆之义。“不滞搭”是对“讲”提出的要求，“不絮烦”是对“论”提出的要求。而“不借（滞）搭、不絮烦”则与后文“提掇得有家数”意思相近，皆是形容讲论得提纲挈领且评论精当而言。

从罗烨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将说话艺术的叙述方式分为“讲论”和“敷演”两种类型完全符合宋元说话的事实。事实上，罗烨提出的“讲论”与“敷演”并非来自个人的创见，而是对宋代说话伎艺的经验总结。讲论与敷演始终都与说话人叙述不可分割，或者说，二者就是说话人叙述的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讲论需要敷演才能形象生动，敷演需要讲论才能结构连贯、要义明晰。讲论与敷演的结合，使得说话变得跌宕起伏，既不因讲论太多而缺乏趣味，也不因敷演太过而显得腻味。

讲论与敷演作为宋元说话艺术的两种叙述，也为宋元话本小说继承。话本小说的叙事总是在讲论与敷演二者之间交替进行，构成了话本小说叙述的两种基本修辞。从内容上看，宋元说话伎艺和话本小说是以“敷演”为主，但是，由于宋元说话转向书面编创，讲论方面的内容大量减少，而敷演方面的内容得到大幅凸显，并且由于脱离了宋元说话场的讲论语境，所以“敷演”就成为了宋元话本小说的主要编创方式。到了元明时期，“敷演”成为了更具代表性的说法，被诸多文人作家当作通俗小说叙事的代名词了。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24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