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语新说·文学类》云：“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刘注云：“《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关于此段史料，魏晋史三大家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三位先生都写过非常精彩的文章，仔细阅读三位大师的文章，发现有不少差异。

陈先生的《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是最有名的，不过论文章发表先后，唐先生的《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更早。

唐先生主要是从选举角度来论四本的。汉末选举重清议，从儒家观点来说，德行好的人，自然能胜任朝廷职任，不过实际过于重名节，造成了很多虚假德行，一度造成帝国的统治危机。汉末时期，袁绍是重德行的代表，曹操则重才能。曹魏政权建立以后，推行唯才是举的政策，多少就是针对汉末危机的。曹魏时期才性问题的争论是有实际政治意义的，不是空谈。李丰是赞成才性异的，但《三国志 魏书 卢毓传》有这样的记载：“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黄门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等服其言。”李丰对才性同又是赞同的。唐先生解释说，李丰是主张才性异的，只要把才性区分为二即可，卢毓主张才性合，亦是才性二分，所以李丰对卢毓的观点是先怀疑后来还是同意了。《艺文类聚》载有袁准的《才性论》片段：“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夫金石丝竹中天地之气，黼黻玄黄应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上下有缺文）。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钩，直者应绳，轮桷之材也。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师资之材也。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唐先生认为袁准“大体上应属于主才性同的一类”。

陈先生看过唐先生的文章，他的《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与唐先生观点差别还是很大的。陈先生认为，对才性问题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曹魏末年曹党和司马党两派的斗争。凡主张才性合、才性同的，即属于司马党，主张才性异、才性离的即属于曹党。司马氏是汉末以来儒家清流的代表，他上台以后自然要实行德行合一的政策，支持此政策者即是司马党。曹操是汉末阉宦代表，为了巩固政权，自然要摧毁儒家建立的一套统治思想，求才三策就是这一意图的集中体现。

周先生的文章名为《曹氏司马氏之斗争》，收入《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先生赞同陈先生的观点，并且认为“从最初论四本之代表性人物之政治派别加以考察，则四本之政治意义更为实际，并不止于选举标准，而是密切反映当时政治斗争之主张也。”关于《艺文类聚》所载袁准《才性论》，周先生从“性言其质，才名其用”一语推断，袁准当是主张才性异的。和唐先生的判断完全相反。

三位大家都花一定笔墨论述此问题，则该问题之重要性不言自明。三家论述又颇有不同，特别是关于袁准《才性论》的判断，两家所说决然相反，不知何从。与同专业的二三学子共读《世说新语》，顺便翻看前辈大师的文章，有以上心得和疑惑，特写于此，求教诸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