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学堂与中国近代新学制

王丽华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中国近代新学制的建立是与新式学堂的兴起及学习西方教育相伴随的。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基础上才有新式学堂的兴起，有新式学堂的出现才有近代新学制的诞生，最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立起近代第一个真正实施的新学制。所以，中国近代新式学堂兴起以及与其相伴随的新学制的产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关键词：新式学堂；新学制；西方教育

中国近代新学制的产生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产物。陶行知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一文中指出：“一切制度都是时势的产物。学校制度亦不违反这原则。时势如此，学制不得不如此；时势如彼，学制不得不如彼。时势变迁，那应时势需求而来的学制亦不得不变迁。”[1]近代中国新学制的构建是与新式学堂的兴起及学习西方教育相伴随的。

一、新式学堂的兴起和发展是学习西方教育的结果

（一）在中西的强烈对比中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和兵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将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浪潮中。正如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2]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一种特殊形式的接触。封建主义制度的落后、腐朽与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鸦片战争时，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进行工业革命；中国仍是封建专制政治统治，而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200余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尽管出现过古代的四大发明，但是到了近代科学技术却大大落伍了；而文艺复兴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先进成果：主要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在中国封建儒家思想束缚人们头脑的时候，西方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已经广为传播并付诸实践。因此，鸦片战争时的中国社会仍处于封建、保守、封闭、落后状态，而西方社会则先进、开放、发达。根据我国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提出的文化发展势差理论，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所以称之为“文化势差”。[3]这种差距和不平衡的态势决定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必然向落后地区流动。在中国近代，这种流动的方式是用战争强行打开国门，西学在大炮的轰击下输入中国。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不仅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还有日益尖锐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作为落后地区，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完成近代化教育的历程，就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

（二）清末中国传统学校教育的腐朽衰落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已是千疮百孔，传统教育危机四伏。

1．科举考试弊病丛生。首先表现在学校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科举怎样考，学校也就怎样教。科举考试的内容空疏，形式专制，考场作弊现象严重。“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词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4]八股文的结构束缚了士子的思想。科举制度舞弊成风，冒名顶替屡禁不绝，加上八股取士，致使不学无术之徒充斥晚清士林。

2．学校名存实亡。清末的封建学校教育制度，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尽管形式很完备，但由于官场腐败，科举舞弊，学风陈腐，这些学校变得有名无实。教育内容空疏无用，教学活动也无法进行。如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无严格的管理制度，学堂混乱，学生入监读书，不过是为了取得一个进身做官的资格，毫无读书求学的渴望，他们常是口衔烟袋，手捧茶杯，东游西荡。学校已是案位空闲，书声无闻，取消了“坐监”制，允许学生在宿舍自学，只要在初一、十五来监听两次课即可，教官多是衰老庸劣，滥竽充数之辈。学校只具虚名，而不能发挥实际效用。在民族危机的重要时刻，封建旧的学校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培养不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

3．士风学风衰败不堪。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锁国，对内大兴文字狱，采取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知识分子长期钻在故纸堆里，孤陋寡闻，不思进取，逃避政治，研究与现实毫无关系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形成了许多以考证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流派；民族精神空虚乏力，思想界呈现出一片冷落沉寂的景象。社会上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不正学风，这样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造就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

（三）学习西方建立新式学堂

晚清腐朽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衰败，培养的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亲身感受到西方列强的先进和强大，他们认为，西方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5]因此，只有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制服洋人。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大量涌入中国通商口岸，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使得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急需大量新式洋务人才，而旧的封建教育又不可能培养出这种新式的、近代化的人才。因此，人才问题非常突出，要求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洋务运动期间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急需大量的近代科学技术、军事技术、外交等方面的人才。但是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非常短缺，即使是早期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也不能满足人才之需。因此，洋务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面对人才压力,洋务派只好采取创办新式学堂的方式，培养系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及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从1862年开办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开始，到1900年创办江苏武备学堂为止,30年时间里洋务派共创办了近40所新式学堂。这些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外国语学堂，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第二类是工业技术学堂,主要有福州船政学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第三类是军事学堂，主要有南京陆军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在这些近代新式学堂中，教育内容已涉及到国内旧式学校没有的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知识。

二、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创办过程

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出现了“本末倒置”，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现象。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不仅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不同，而且与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的情况也有差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先发展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再发展专门教育、高等教育，而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是以语言学堂的创办为开端，接着是军事技术学堂、各类实业学堂，然后再回过头来发展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这种“本末倒置”现象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一次次战争失利下的被动性和急于求成的心态。

从1862年6月11日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开始到1905年清政府“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为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走过了44年的漫长岁月，经历了洋务学堂、维新学堂和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也最终被近代教育制度所取代而退出历史舞台。

洋务教育是近代中国官办教育的开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在内忧外患中产生的洋务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应付日益频繁的外交事物，以及在创办洋务事业过程中对于各种新式人才的需求，深刻认识到：“自强之道，以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学堂为先”，[6]因此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京师同文馆到1890年最后创办江苏武备学堂为止，几十年间洋务运动共创办新式学堂近四十所。主要涉及外语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两大类型，其中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两所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洋务学堂的产生，适应了“西学东渐”这一主流趋势，所开设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外国语、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等“西学”课程，成为和封建教育区别的重要标志。洋务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海军人才和科技人才，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如果说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停留在学习西方长技的器物层面的话，那么维新派建立的新式学堂则深入到制度层面。维新派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所以，变法的根本在于培育人才；人才的兴旺，在于开办学校。主张将教育改革作为变法之本，因而积极倡导新学，当时维新派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尤以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和谭嗣同、黄遵宪等主办的时务学堂影响最大。还有盛宣怀创办的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以及梁启超等人倡议的经正女学，可谓是领风气之先。其他类型的有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绍兴中西学堂等，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培养了许多新式人才。此外，在百日维新期间，规定将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新式学堂,省会办的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办的书院为中等学堂,县城办的书院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资办理的社学、义学等也要一律中西学兼学，将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也改为学堂，明令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些新式学堂的设立对新政期间新式学堂涌现起了效应作用。

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出现在清末新政时期。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指出“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7]各地纷纷响应清廷的兴学诏书，新式学堂在新政时期如雨后春笋般获得大发展。据统计，1903年，有新式学堂769所，1904年猛增至4476所，1905年达8277所，[8]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新式学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主体，从而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实际进程。

三、近代中国建立新学制的理论基础

洋务教育是近代教育的开端，在许多方面给中国封建传统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对学制的建立则无所建树，30几所新式学堂是洋务官员们各自为政建立起来的，缺乏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学制系统。洋务学堂属于中等教育性质的新式学堂，向下没有初等教育与之衔接，向上没有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研修。然而，实践上的徘徊不前并没有阻挡理论先行，国人在学制的出台上经历了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并逐步构建起中国自己的新学制理论体系。

第一，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提出了关于建立新学制的建议。1860年他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访问时，与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讨论了太平天国事业的方案，提出了七条教育改革的建议，其中的四项与建立新学制有关，如“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这一思想已和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大体上类似。

第二，随着中国对西方教育的逐渐加深，一些人怀着羡慕的心情把西方的学制展现在国人面前。中国第一个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同治五年（1866年）的《职方外记》中介绍“欧罗巴诸国”广设学校的情况: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儿童自七八岁入小学，学成后优者进入中学，中学学成又优者进入大学。同治十二年（1873），李善兰在《泰西学校论略序》中对德国学制进行了介绍，将德国学校制度归结为“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10]。此外，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中，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均介绍了日、欧诸国三级设学的制度。

随着西学的传入，一些西方传教士如花之安、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也纷纷著书，介绍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当时的学制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清末教育改革启发很大。

第三，构建新学制的轮廓。随着西方学制的宣介，国人开始构想中国自己的学制，建构了一系列新学制轮廓。郑观应在1884年的《盛世危言》中建议“仿照泰西程式，稍加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三年则拔其尤者，由小学而升中学，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学而升大学。”[11]初步勾画出设立三级学校的中国学制的蓝图。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上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县皆设学堂”[12]，不仅建议进一步推广新式学堂，还对课程设置做了详细的计划，使中国式的学制构想进一步系统化。

第四，随着维新运动的日益推进，康有为、梁启超等顺应当时对教育界普遍要求效法西方建立近代中国学制的呼声，并力图扛起大旗，领导这场学制变革。1898年在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依据本国情况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康有为还具体提出了成立学部这样的教育行政机构。在“百日维新”中部分实施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制体系和方案，如“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等。但“戊戌政变”使“维新变法”百日而终，也使新学制魂断十九世纪。

四、近代中国新学制的诞生

在国人构想建立新学制的过程中，教育刊物《教育世界》对日本近代学制也作了介绍和评述；同时，清政府也派官员对一些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些都为建立新学制作了必要的准备。

1901年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清政府实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把全国各地的书院均改为学堂的举措大大推进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因此，新式学堂的发展，特别是小、中、大三级学堂系统的形成，呼唤近代学制出台，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学制体系便提上日程。

1902 年8 月15 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学制，也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学制系统，但因故未能实行。

1904年1月13日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订了一个《奏定学堂章程》，并公布实施。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文件，因这一年为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该学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以尊孔读经为宗旨，内容比壬寅学制更详备。“癸卯学制”的体系分为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三大系统。整个修业年限长达26年，即使不将通儒院5年计算在内，修业年限也长达2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学制。

“癸卯学制”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发展。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已有小学堂51678所，中学堂460所，高等学堂127所，师范学堂514所，各种实业学堂254所。[13]所以，“癸卯学制”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也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承前启后之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