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的陈晨不喜欢看升旗仪式。十岁时，她人生中第一次写作文题目就是升旗。她照实描述了一下，记录了都有谁参加，谁是旗手，天气如何等等。结果她的作文被老师当作反面典型，在全班点名批评。

她不记得老师是否告诉她错在了哪里。不过，她观察到了自己的作文和“优秀作文”的主要区别：“人家都写了看着国旗升起想起了革命先烈啊，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啊。我升旗时没想那么多，就没往里写。”

30年过去了，陈晨发现十岁的儿子遇到了和自己当年一样的问题。张笑今年十岁，开学五年级。有一次老师让他们写自己的理想。张笑就写他想开公司，当老板。老师的反馈是：开公司没问题。可是只写当老板不太好，要写上赚了钱做慈善。

这让陈晨有些无奈：“我不是说做慈善不对，可他才十岁，非要让他写做慈善什么的，是不是有点假？”

这就是中国学生的写作文的潜规则：思想一定要“积极健康”；夸张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必要的技巧。诚实固然可贵，但为了写的更感人更深刻更曲折，撒点小谎也未尝不可。

漆永祥从1993就开始参加高考的阅卷工作。在他看来，高考作文“假大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现在的文章真的是千篇一律，充斥着各种模板、程式化的写作。拼命的堆砌辞藻、炫技，其实我们就希望看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感悟和观点。可惜这样的文章太少了。”他说。

漆永祥自己的小孩儿在上初中。这位北大中文系的教授自然免不了尝试给孩子一些写作的建议，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我就是让简单地、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就行，结果他说他们老师觉得这样不行，不够深刻，必须得往上拔。搞得我这个当父亲的一点威信都没有。”

张一昆是今年900万高考大军的一员。为了准备高考作文，她还上了冲刺班。从分数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总分考了499分的她语文拿到了114分。

“我们学校的老师给我们准备的例子都是科学家啊历史人物什么的，太俗了，得不了高分。课外班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50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单子，我最后用了梁从诫和温铁军的例子。”张一昆说。

1977年，文革之后高考第一年恢复，那年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第二年则是根据一段材料缩编，材料的题目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今，高考作文题目越来越灵活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