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在“国学热”方兴未艾，持续升温之时，读钱穆的著作已成为国内“读书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钱穆其人其学不仅仅为学术界所关注，也日渐成为普通人所谈论的话题。钱穆究竟是何许人也？
近日，《国学宗师钱穆》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度引起国学迷的关注。国学宗师钱穆在中国乡村中苦思冥索，孤寒拔起，最终站在了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舞台。是何等特殊的成长环境、不寻常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求学之路，铸就了他那不平凡的学术人生？记者就此对该书的作者陈勇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
乡村里走出一代宗师 乡村走出的叛离学生
七房桥村，是一个很小的江南村落，村中多为钱姓聚族而居。在这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里，产生了许多钱姓名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钱穆、钱伟长叔侄俩了。
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中学时，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为校方拒绝。钱穆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钱穆退学后即转入南京钟英中学就读。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钱穆就此辍学。1912年春到1922年秋，钱穆先后在秦家水渠、荡口鸿模、梅村县四、后宅初小担任了10年半的乡村小学教师。
自学成才的国学宗师
在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群中，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典型。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没有读大学接受现代意义的正规学术训练，更没有出国留学，完全靠自学成为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
1922年秋，钱穆应厦门集美中学聘，期间先后写完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墨子》、《王守仁》等著作，他早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也在这一时期大体完成。1929年秋，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苏州中学见到了钱穆，翻阅他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后深为佩服，当面对钱穆说，“君不宜长在中学里教国文，应去大学里教历史”，于是推荐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1930年9月，来到了人文荟萃的文化古都北平，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这一年，钱穆刚好36岁。
“七七事变”后，钱穆随北大南迁，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吸引了大批学生。他撰写的通史著作《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当时的教育部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
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钱穆入港， 他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道，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5年6月，荜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主动卸去了书院院长职务。随后潜心学术，再创学术新生命，写下了五大册的煌煌巨著——《朱子新学案》。
1967年10月，钱穆定居台湾。1986年6月9日， 92岁高龄的钱穆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为学生上最后一堂课。
1990年8月30日，钱穆先生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一代大师隐入历史，享年96岁。
唐君毅：他与时代忧患共终始
钱先生只身来港以后，此时期之著作，尤重于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灵魂所在之学术思想之说明。中国社会政治问题之解决，不能袭取他人已成之方案，而同时注意及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融通等问题，承认中国未来文化当另有一新面目。斯其胸量之所及，又非旧作之所能限者矣。
要而言之，上世纪六十年之中国迄在内忧外患之中，而钱先生一生之学问，实与时代之忧患，如比辞而俱行。上世纪六十年之中国，亦产生不少的学人。然时代之变太快了，我们看，多少老师宿儒，其治学只承清学之遗风，而不能再进一步。多少新进留学生，只是取西方之一家一派之学说之长来评论整个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问题；又多少中国夙擅辞章之士，竟甘心于入日本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又多少学人治学，除了满足个人之学问兴趣外，竟忘了他自己是在自古未有之忧患时代的中国人，忘了他之治学与著述，直接间接，皆当对时代有所负责；又多少人真知道所谓对时代负责，并非只是随时代风势转，而只是先承担时代的问题，乃退而求在学术上卓然足以自立，而有以矫正时代风势之偏弊！
由这些问题，更使我们现在不能不纪念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三十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之钱先生。
“不要一笔抹杀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学者钱穆：从遭冷遇到被关注
——访《国学宗师钱穆》作者陈勇
广州日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向钱穆这一研究领域的？
陈勇：我对钱穆研究的兴趣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近20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热”，学术界竞相谈论文化问题。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著作等身的史学大师，但是他的成就并不限于史学，而是涉及到整个文化领域，特别是在研究中国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和笼罩之下，钱穆和其他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一样，长期被主流学术文化圈视为保守、落后的学者而遭到冷遇和排斥。20世纪后半期，随着国人对中西文化重作理性审视，钱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所作的全面和深刻的阐发，对中西文化比较所作的独到精辟评点，逐渐引起了学术界愈来愈多的关注和赞同。
钱穆的逝世象征着传统国学的终结
广州日报：2001年您出版了《钱穆传》，今年又推出新著《国学宗师钱穆》，两者有哪些不同之处？
陈勇：《钱穆传》是一部学术评传，旨在通过对传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的疏理和介绍，挖掘和评判其学术思想的内涵及其得失。
《国学宗师钱穆》是一部文学性的传纪，以传主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融其思想、人格、学术、才情于一体，以求多层面地展现这位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一代学术巨擘的立体人生。
广州日报：有人称钱穆为“百年来中国史学界之第一人”，又称他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你对这些话作何理解和评价？
陈勇：钱穆是史学家，是著名的史学家，此点无需今人再来为他重新定性。一些学者把钱穆誉为“百年来中国史学界之第一人”，这种提法恐怕会引起众多的争议，但钱穆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则是确定无疑的。
钱穆以史学成名，但他的学问又不仅为史学所限，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是20世纪中国国学界少有的一位“通儒”。当今的学科类深受西方的影响，分类愈来愈趋于专门化，像他这样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愈来愈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的逝世的确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统国学的终结。钱门弟子逯耀东闻乃师去世，发出“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的感叹，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值得每个中国人尊敬
广州日报：钱穆的学生余英时用“一生为故国招魂”来诠释其师一生的志业宏愿，你是怎样理解余氏这句话的？
陈勇：在西方文化的强烈振荡、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这始终是近现代学人魂牵梦绕的问题。钱穆一生学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旨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他一再告诫后人：“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他那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坚定守护者和承传人。
在欧风美雨的振荡冲击下，在全盘反传统的西化潮流中，他弘扬中国文化精魂的热忱和勇气，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尊敬的。香港学者霍韬晦教授指出，“在迷惘的时代中，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
“国学热”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广州日报：1949年钱穆南走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可否谈谈作为教育家的钱穆形象？
陈勇：新亚书院是钱穆先生亲手创办的。当年钱先生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道，怀着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真精神，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困苦下，创办了这所学校。当新亚书院1963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学校有了一个长久发展基础的时候，荜路蓝缕、创办新亚的钱穆先生却毅然引退了。随后潜心学术，再创学术新生命，写下了五大册的煌煌巨著——《朱子新学案》。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学者出任大学校长，兴为教育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但是像钱穆这样在毫无依凭的情况下赤手空拳、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并使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者却鲜有其人。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从上个世纪持续到现在的国学热？
陈勇：中国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邓实等人祭起“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大旗，创办《国粹学报》，以昂扬民族精神为己任。五四时期，胡适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口号，创办了北大《国学季刊》。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云集清华。在南方，吴宓、梅光迪等人以《学衡》杂志为阵地，在《学衡》周围聚集了一批像柳诒徵这样的国史大师，国学研究极一时之盛。
1949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学不受重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海内外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新儒家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学研究遂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目前国内“国学学”方兴未艾，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已成为华夏子孙的共识。当今的“国学热”体现的是一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对于促使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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