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那里，国学是承载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在商业企业和现代传媒那里，国学是用来赚钱的商品。在官方意识形态那里，国学是进行各种适应性的改装，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

国学热是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国大陆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继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之后出现的各种文化热点中最为抢眼的一个，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之后，并在最近十年再次形成高潮。

国学热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出现，并且因受到普遍关注而不断掀起高潮，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各种力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建构。就此而论，国学、国粹等观念和运动，最初是与现代知识分子相伴而生的。

知识分子的参与使得国学表现为专业化、精致化的学术，围绕此领域聚集起来的是一个精英学术团体。正是这种专业化、学术化的外表，使得国学似乎是独立于政治、社会、权力之外的。他们力图建立起自己领地的合法性，拥有独立的研究和发展权利，不受政治势力的干涉和经济利益的支配。而知识分子的这种努力本身已经表明了国学的研究和发展并不是无功利、无目的和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国学研究的开展只是当下国学热的一个表现方面，或者可以看作国学热所呈现的一副面孔。

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不同，读书不再是为了做官，而是追求自身价值合法的独立性。随着现代知识体系与学科界限的形成，传统的学问和知识积淀同新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旧的知识无法合理有效地纳入新的体系当中。因此如何面对和处理古代文化的遗产，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许多知识分子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冲击，感叹本土文化在中西交流中的失语状态和实际上的弱势地位，产生了所谓的“现代性焦虑”。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被提了出来，知识分子要求变传统国学为适应现代社会标准的新的知识形式，以达到与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和公平竞争的目的。

由于中国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并非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个被植入的过程，因此中国的问题不仅仅表现为古今的冲突，还表现为中西两种文化的龃龉。焦虑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在此过程中全面处于劣势，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群体中的先知先觉者，强烈要求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据应有的位置。两千多年来，古代士大夫占据着世俗政治的中心地位，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力量。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和天下胸怀，在现代转变为知识分子独立的精英立场和批判精神。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关注现实政治，关爱民众，关心共同体的前途和命运。宋代大儒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代表着的是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宣言。

从古代到现代，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中国社会这一特殊的群体，只是由于语境的不同、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古代是“为万世开太平”，今天则必须是“辅助现代化事业”。这可以看作知识分子推动国学热的一个原因。与此相对照的是，新近重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先生表示：“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所谓‘国学热’，到今天的真正的‘国学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推动都不大。”原因大致在于当下的国学热并非单纯的是学术研究，它呈现多副面孔，表现在学术领域的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大众最不感兴趣的一个。

在当下国学热的各种话语中，国学不仅不再是封建传统文化的代表和广受批判的对象，而且在大众眼中是包治百病的“老中医”。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旧的政治体制没有及时同步退出，造成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错位，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精神层面的问题，如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以及各种贪污受贿、为富不仁，再加上各种形式的司法不公、道德败坏。更多的人试图回溯中国传统以寻求救世的良方，而不是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原因。一时间，国学成了人们精神上的救命稻草，是包治百病的“千金方”和弥合社会各种矛盾的“万金油”。

在这众声喧哗，各种势力、立场和动机竞相粉墨登场的国学热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保持清醒的意识，对国学热的出现和兴盛提出了质疑。

第一种观点认为：从学理上讲，“国学”一名并不成立。早在20世纪的前半叶，钱穆先生就对国学提出过质疑：“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8，第1页)

马一浮也认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马一浮：《马一浮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第9页)

在当下的国学热中，国学似乎变得更加庞杂。儒家经典是国学，释道经典也是国学；先秦诸子是国学，后世的经学、玄学、理学、心学、朴学都是国学；甚至占卜、看风水、看黄道吉日也成国学了。还有人主张把西学东渐以来，进入中国的学术也纳入国学的范围之内。方克立教授认为，广义的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除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外，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的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当。国学已经变身为一个多学科、多领域、多民族、多时代的所谓“大国学”，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的“大国学”正在酝酿当中。比如，近年来，已经有人在讨论关于“华学”的概念，这里的“华”指的就是中华，所谓“华学”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是中华文化圈范围内的所有学术，也可以包括广义上的文化。这种无限放“大国学”内容，扩展国学边界的提法和观点，代表着当下国学热现象中一类相当盛行的情况。这种对于大国学的钟情与青睐，使得本来就大而无当的国学研究变得更加无所适从，甚至是不知所云。

舒芜先生的言辞更为激烈，对国学和国学热的批评也更有力度，他在《“国学”质疑》一文的开头即指出：我不懂什么是“国学”。国，是哪一国？当然是中国。那么别的国家有没有“学”呢？总不好意思说别国都没有，只有中国有。既然不好意思那么沙文主义，那就只能勉强承认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学”。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土耳其等这些国家，自称过他们的“国学”啊。(舒芜：《“国学”质疑》，《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

第二种观点认为：国学热毫无疑问是在提倡国学，而当下意义上的国学必然与文化传统有关，与复古思潮相联系。依我看来，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所谓“国学”，也就是指能够看懂一点古书，能够做一点古诗词，能写两笔字而已吧，笼而统之的就这点东西，实际上空洞得很。我是最反对一些人提出所谓“尊孔读经”这些东西的，明摆着是倒退嘛，这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尤其是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那条路是走不通的！(舒芜：《“国学”质疑》，《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

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现实的角度看，国学只是吸引人眼球的噱头。国学一时间成了万众瞩目、竞相追捧的明星，从穿唐装到着汉服，从重读《三字经》到背诵《弟子规》，从算卦占卜到看风水、看黄道吉日，这一切仿佛都成了国学。国学的范围不仅被扩大，它的能量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学者的眼中，国学的功用不只是书斋中的专业研究，而是要对当下的社会发生作用，这种作用的体现正是疗治当下社会问题的良方。因此，当下国学热中的国学不仅是无所不包，而且是无所不能的。它就像是一块镶了金边的招牌，悬挂于门楣之上，会使这家店面身价陡增、品位不俗。也像是一张万能标签，贴在哪个物品上都会使它价值不菲，显得有些来头。国学热中的国学也许只是这样一个噱头。无论是作为学术文化的国学，作为商业话语的国学，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学，都是对于国学的包装、消费和利用。所谓的国学热，只是打着国学旗号的空洞表演。

（摘自李玉磊《国学概念的流变与国学热》，原载《文化研究》（第2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