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这是当代“国学热”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国学热”引发的一些争议，来源于人们对“国学”概念理解的不同。

王锟《国学的原义、演变及内核》：“国学，见于周代，其原义是指国家所设立的教育机构和学校”。“一句话，在古代，国学就是国家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学府，其教育的核心是周孔为代表的儒家传统和文献，其目标是培养修己治人之才。” （《光明日报》 2008年9月8日，第12版国学版）

有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孔学，复兴国学就是主张尊孔读经；

有的人认为“国学”是与西学对立的学问，提倡国学，就是反对西学；

还有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国粹”，坚持国学，就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等等。

实际上，“国学”是20世纪初才开始通用的、含义被后来混淆的概念。

1、“国学”概念的提出与复兴

晚清民国之交，中国正在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下，中国的教育体制、学校教材与学科体系，都出现从“旧学”、“中学”而转向“西学”的趋势，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出现空前的传承危机，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遇到了合法性危机。

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积极奔走，成立国学讲习会，创办国粹学报，提倡“国学”、宣传国粹。

章太炎在《民报》所刊《国学讲习会序》中指出了这一点:“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5—216页。）

邓实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古学复兴论》、《国学真论》、《国学无用辩》等多篇论文。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故近日国学之亡，较嬴秦蒙古之祸尤酷……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 （分别见邓实:《拟设国粹学堂启》，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第89页。类似观念还见于姚光:《国学保存论》，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有鉴于此，上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人最先提出并使用的国学概念就是指的中华固有学术文化。

梁启超在其1902－1904年陆续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到和使用“本国学问”“本国学术思想”，而于1904年发表的第八章（最后一章） 《近世之学术》则明确将“本国学问”“本国学术思想”简化为“国学”：“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章太炎一生宣导国学，他的国学观包括两方面：一是《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所示“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的宗旨；二是他对传统国学体系进行了完整的归纳与总结，即他后来结集出版的《国学略说》体系，包括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五大部分。可见，章氏以“国学”为本国固有的学问，与梁启超是一致的。

早期宣导国学最有力的国粹派人物之一邓实给出的国学定义是：“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1906年第19期。）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的时候，吴宓在《研究院缘起》和《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强调:“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吴宓: 《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界定：“今人以吾国固有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楷定国学名义》《马一浮集》第一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陆中国兴起的“国学热”，导致国学的复兴

1980年代，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的再次冲击，加上西方现代高科技文明的冲击，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体制、学科体系、学术观念面临“全面西化”的趋势，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也再一次面临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传承危机。

中国一批具有民族文化精神的学者再次举起了“国学”的旗帜。

于是，就有了1990年代初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问世和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宣传；

有了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五位学者领头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委婉地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命运的“深感忧虑”，提出要弘扬国学、复兴中华文化；

有了教育部“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课题“国学教育专项研究课题”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

有了“中华古籍善本再造工程”和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展开。

一句话，有了实实在在的新世纪“国学热”的兴起、诵读和研究传统经典的高潮。而其“国学”涵义很明显如同上世纪初一样，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而且同样没有任何抵制、反对西方现代学术文化的企图。 （参看：董恩林《“国学”之争检讨》，载《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总第81期）

在当代“国学热”中，大家要关注一些国学研究机构：清华国学研究院、北大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

国学报刊：北大国学研究院办的《国学研究》、光明日报国学版，年度报告等；

网站：国学网，首都师大电子文献研究所主办。

以及关注国学大师的成就和著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等；

国学培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

珍贵官版国学古籍,光绪江南制造总局精写刻【小学韻语】原装大开本线装一厚册全,超大开本27.5厘米X17厘米。

3、“国学”概念的歧义

现在的问题是：学界关于“国学”概念的理解其实已经产生很多歧义。不对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澄清，就无法展开对国学问题的有效讨论，并达成基本的共识；就会形成甲说甲的“国学”，乙说乙的“国学”，要么相互冲突，要么互不搭界。

广义地讲，“国学”是指中国固有学术、中国本土学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或简称。它的同义词是“国故”或“中学”。这是被《辞海》等工具书固定下来的某种约定俗成。但是这种定义非常笼统，进一步推敲，就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歧义之一：把“国学”或广义的“国学”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又把狭义的“国学”等同于儒学、孔学。（参见李中华《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国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基本精神》，党政干部学刊2012年第7期。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林蔺《“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燕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页。）

误解章太炎“国学”“国粹”“国故”概念，如孟琢先生在《章太炎的国学概念及其品格与精神》一文中称章太炎的“国学”概念指中国全部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并列出章太炎先后所讲国学科目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玄学等。 （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刘梦溪先生指出：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国学不等于传统文化，国学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我们谈学理的时候，不应该把国学和传统文化混淆起来或者等同起来。 （杜悦《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所长访谈录》，《中国教育报》2007年5月23日。）

歧义之二，就是所谓“大国学”“新国学”概念。

季羡林先生于2007年指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而中国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体创造的，这56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范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俞晓群谓这是季先生在医院接受采访时提出的，见其《大国学——一门公正与仁爱的学问》，《辽宁日报》2007年7月20日第12版“文化观察”。）

任继愈先生也说：“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经、史、子、集才是国学，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任继愈在《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650页。）

张岱年先生以为：国学范围很广，往日的目录学将古籍分为四大类：经、史、子、集，这样的分类法到了今天已经过时了。今日看来，应更加上一类，即科学技术，可简称科技之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 （张岱年《如何研究国学》，《文史哲》1994年第3期。）“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 （《张岱年全集》第8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另如方立天、方克立等学者也秉持同样观点，参见方立天《寻觅性灵:从文化到禅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方克立《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8期。本文是作者2008年7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国学研究论坛”上的发言。）

王富仁先生于2005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15万字的《新国学论纲》长文，提出了他的“新国学”概念，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把“国学”理解为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两个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王富仁最后指出：“我把参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 （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上下，《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2、3期。）

（ 案：目前以书代刊最具规模的当数汕头大学中文系的《新国学研究》，由著名学者王富仁教授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富仁教授于2003年由北师大调往汕头大学，在汕头大学校方与李嘉诚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创办了《新国学研究》丛刊。据创刊号“编者的话”介绍：该刊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目前只刊发特约稿件，不接受外来投稿。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王富仁教授的《“新国学”论纲》，长达163页。王富仁教授的《“新国学”论纲》，与学界讲的传统“国学”有很大区别。参看《文艺研究》2007第2期。）

董恩林批评：所谓“大国学”、“新国学”概念是当前国学热中相当流行的一种理解，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即把中国古代与现当代的全部学术揉合在一起。

这些学者几乎无一不是泛泛而谈的价值判断、抽象思维，几乎不作任何事实判断与可行性、可信度论证。

其结论的误区是明显的：

其一，如果把“国学”界定为中国当代全部的学术思想体系，完全背离“国学”概念原有的意涵，实质上等于偷换概念，从而扭转提倡“国学”所要努力的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大方向，这显然与清末民初和新世纪以来提倡国学、传承民族固有学术，以避免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大潮中失传的时代背景与初衷是相违背的，也就达不到通过提倡“国学”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思想体系的目的。因为中国大陆当代学术文化体系中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已经基本“史学化”，“史”味正浓，“学”味甚微，只有港、澳、台的“中国文学系”中尚保有其基本内涵。

其二，这样的界定也不符合当代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个国家的全部学术显然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建立、再界定一个共同的学术概念，一个大到无所不包的学科既不需要建立也不可能存在，这是学术规律与常识。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学术越来越一体化、资讯化的情况下，更不可能把世界各国的当代学术思想体系“国有化”。

其三，它更不符合中国当前学术实际情况。中国的当代学术体系完全仿自“西学”，与当代西方学术思想体系没有多大差别，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内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歧义之三，把“国学”理解为“古典学”。

这是最近几年学界在争取国学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一级学科没有成功的情况下提出来用以代替“国学”的一种设想，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光明日报》国学版曾于2010年10月18日以《国学＝中国古典学》为题刊载了朱汉民、林庆彰、姜广辉等几位学者的访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提出了这个设想。他认为：“国学”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学”。“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文化共用、知识共用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相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共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 （参见《国学＝中国古典学》，《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8日国学版。）

董恩林批评：用“中国古典学”来代替“国学”，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目前相当一批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将“国学”视为学科、为之争取一级学科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国学”指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它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群学科，自古就有了经学、子学、史学、文学、小学、算学、律学、乐学、历学、地理学、医药学等成熟的学科名称。试问：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华学术思想体系怎么可能用一个现代学科来囊括？其理昭然！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学科体系中的“一级学科”已降格在“学科门类”之下的格局中，将“国学”设为历史学、文学、哲学任一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都会严重扭曲“国学”的性质、局限其范围，从而不可能达到传承、弘扬中华传统学术的目的。而为了适应当代国家教育与科研系统学科分类的需要、为了在现行国家教育与科研体系中为“国学”谋得一席之地，而将“国学”缩小为一个一级学科，无异于“削足适履”和“文化自杀”。1921年北京大学通过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规划成立研究所，分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笔者以为这是最为有识的分科，说明“国学”应该在国家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占有一个独立的门类，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国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不被挤压，这才是我们学界应该致力的目标与方向。

其次，如果把“国学”概念理解为“国学研究”，则是重新回到毛子水、胡适“国故学”、将国学研究“史学化”的老路上去，就正如一些反对者所言，现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与社会学科足以包容这种研究，只需加重份量、转换方式即可，根本不需要另立“国学”之名。

其三，西方古典学研究的是主体已经变换或中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一个疏离了西方现实的“学术体系”，与西方现实的制度、生活联系并不紧密。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中断的体系，在中国当代的每一个角落里，传统学术思想文化都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它的潜在作用。……袁行霈先生所说：“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 （见《国学研究发刊辞》，载《国学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其四，从学理上讲，一个新学科的成立要有一个积累的历史过程，指称中国古代国立学校的“国学”概念在中国已存在几千年，特指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国学”概念也已流行一个多世纪，现在尚且仍不能被人们接受。如果再提出一个新的“中国古典学”概念用以代替“国学”概念，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将更加授人以柄，更不可能被接受。

歧义之四：对“国学”内容的时间断限及其与西学关系的理解差异。

金景芳、吕绍纲在《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兼评〈跳出国学研究国学〉》一文中指出：“国学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晚清学者讲’中体西用’的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应当就是国学。近现代以来形成的新学不应在国学的范围内。” （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1期）

而《国学大师丛书》的总体编辑钱宏认为：“所谓国学就其内容而言，系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今之所谓国学，起码应拓宽为：近代中国学子用考据、义理之法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之学术。这些文献，按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划分，为经、史、子、集。”最后归结为：“’国学’概念，实指：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 （见百花洲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大师丛书代出版说明）

“国学”到底是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还是指“近代中学与西学接触后之中国学术”？

如果说按照前种理解，那么，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学问都是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人们凭什么把他们称为“国学大师”？显然这种理解有不合适处。

如果依据后种理解，那么“国学”的范围是否过于宽泛，人们为什么不把中国哲学史或文学史称为“国学”？显然这种理解在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制中也有不合适之处。

正确理解“国学”概念需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一、“国学”是民初西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人对本国固有学术的一种称谓或坚持，它是晚清流行的“中学”概念的继续。就“中国学术”而言，“中学”取“中”，“国学”取“国”，两者均强调其研究物件为中国学术，研究者乃中国学人。“国学”概念意在排除以外国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以及由外国学者来研究的中国学术，后者通常被称为“汉学”或“中国学”。“国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都带有明确的“中国特色”的指向或意蕴。

二、“国学”概念是近代中—西学术二元架构的产物，没有西学，就没有国学。乾嘉以前中国就没有“国学”概念，中国学术史长期只有“汉学”、“宋学”、“理学”、“考据学”等主导概念。作为研究物件的国学，它是与西学完全不同的知识谱系，比如训诂学就是地道的国学；作为研究方法的国学，它既可以坚守传统的义理、考据学，又可以借鉴西学，今天中国学者研究训诂学实际上已经在借鉴西方的语言学和解释学等理论和方法。因此，国学与西学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尤其是在现代化、全球化或后现代的语境下。

三、“国学”概念虽然缺乏统一的严格界定，但自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已经沿用一百多年，说明这个概念在研究中国学术某些论域时是有效的，否则，它早已过时，或昙花一现。坚持这个概念，对于坚持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反对民族学术文化的虚无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有人企图用振兴国学的口号来振兴中国学术精神和民族文化精神则应分别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同时，在与西学的交流、共存中成长起来的“国学”，它又是动态的、开放的，它绝不意味着是固步自封、排斥西学的儒教“原教旨主义”；更不意味着是简单的“复古”。

【参考文献】

1、张三夕：《论国学的形态基础及其复兴的可能性》，载《思想文综（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后收入《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1版；

2、陈来《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董恩林《“国学”之争检讨》，载《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秋之卷（总第81期）；

4、吴雁南《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8、桑兵《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