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中学国学教育的基础

文｜孟琢

传统文化正在大踏步地走进中学课堂，它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被凸显出来。国学，这个耳熟能详而又并不清晰的术语，势必将出现在更多的中学教师面前。对中学教学而言，什么是国学的核心内容？怎样展开国学教学？如何理解传统文化教育与语文教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毋庸讳言，近年来社会上的国学教育存在着盲目复古、流于炒作的弊端：回避讲解甚至是脱离基础教育体系的读经，注重表演而缺乏体认的吟诵，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的流俗汉字学，都对语文教育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干扰。

我们认为，国学走进中学课堂重在“平易”二字，平易不等于平庸、守旧，而是求真、务实，既要在中国古代人文教育的传统中寻求理路、总结方法，也要符合中学语文教育自身的规律。想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中国语言文字的教学作为中学国学教育的基础。

把语言文字作为国学教育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一贯精神。汉字与汉语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她是中华文化的记载者与传播者，承载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凝聚着我们独有的文化认知与文化情感。

章太炎先生在讨论什么是“国粹”时，首推语言文字。

“

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

”

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粹，也是中国的立国之本。

回顾历史，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国学教育体系中始终具有基础性地位。《说文解字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六书”是汉字学的基本知识，通过汉字的形义分析来理解词义、解读经典。从周代开始，自“小学”通往“大学”，由语言文字走向经典解读的教育模式逐渐形成。在清代的乾嘉之学，由“小学”而通经学、史学，更成为学界的基本范式。

到了现代，尽管语言文字之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与国学体系的关联仍然十分紧密。章太炎先生将语言文字之学作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黄侃先生强调“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章黄在追求语言文字学的独立性的同时，强调它是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各门学术的基础，这一思想体现出中国传统人文教育的基本精神。

既然要面向中学生展开国学教育，就应当深入传统，汲取古人的教育精神。与此同时，把语言文字作为国学教育的基础，这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规律亦高度契合。王宁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学’是以研究意义为中心的，形和音（文字、音韵）都只是工具，意义是研究的出发点，又是研究的落脚点。”

在语言文字的三要素中，词义和文本的结合最为紧密，传统“小学”以意义为中心，就意味着它是一门解释经典的学问。这一传统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要点是一致的：古代诗文的教学不是把文本拆分成字、词、语法的碎片，进行枯燥的知识讲解，而是要通过语言文字的分析准确还原文本，从而深入理解古人社会、生活与思想的世界。正因如此，中学国学教育也需要坚持“语文本位”，在由语言文字到国学经典的教学过程中体现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是国学教育的基本定位。

那么，我们可以把中学国学教育的基本理路界定为：立足语言文字的准确解读，以古代经典的研读为中心，深入还原古人思想与文化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小学”是国学教学基础环节。它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对此我们可以用三个字进行概括：真、活、深。在中学国学教学中，《论语》是不可回避的核心文本，很多学校开设了《论语》选修课程，我们就以这部国学经典为例进行说明。

先说“真”。

近些年，在国学教育的领域中，也存在着是否是“真国学”的问题。如何准确地解读经典文本？如何在浩瀚的国学传统中发掘真正的思想精华？如何避免“以今律古”“古为今用”的误读与滥用？我们认为，对经典进行还原，在历史语境中准确地理解古人的思想，这是“真国学”的基础，而这必须从语言文字出发。

孔子有一句饱受误解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多被理解为“百姓可以任意摆布，但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根据这种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带上了“愚民”的色彩，杨树达先生便认为孔子“似有轻视教育之病”，钱钟书先生也认为这是孔子的“愚民之说”。这种观点对中学生也有一定影响，在《论语》选修课上，有些同学对孔子大肆批驳，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就是在麻醉人民，《论语》选修课竟带上了批判孔子的味道……

事实上，如果从字词的训诂出发，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实际的。解读“民可使由之”，关键在于“由”字。在先秦的语言文字中，“由”与“道”的语用关联十分密切，“由之”的“之”即指“道”而言。在《论语》中，“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行不由径”，具有充分的内证；此外，子路字仲由，“由”与“路”的名字呼应，也是非常鲜活的证明。

在先秦文献中，“由”的这一语用特点十分明显，如《孟子》：“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荀子》：“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东汉大儒郑玄解释“民可使由之”说：“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由”训为“从”，属于经典常训，“从”由两个“人”组成，前面一人引领，后面一人跟从，它的特点是“引领、带领”。这些证据都说明了在先秦的语言系统中，“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遂顺、跟从”，而是执政者带领人民，走上“先王之道”的过程。

孔子历来主张效法先王之道，注重执政者的以身作则。鲁国正卿季康子询问治国之道，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强调榜样政治的重要性；子路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说：“先之，劳之。”认为首先要为民众以身作则。“民可使由之”与这些思想并无矛盾，在先秦的历史背景下，它体现出民本政治与榜样政治的宝贵底色。在详细分析了“民可使由之”的语理与义理之后，那些勇于“批判”孔子的同学都会若有所思。在我们学习国学、阅读经典时，应当具有对于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种情感不是来自灌输，更不能有丝毫强迫，它必须建立在对经典的准确解读之上。国学教育不是粉饰古人，而是要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古人的思想魅力—— 唯有真实，温情与敬意才能恒久。

再说“活”。

国学教育是文化与思想的传递，教学过程的鲜活灵动尤为重要，在教学上一旦枯燥，会让文化的情感认同大打折扣。与此同时，灵动的教学又必须建立在“实学”的基础上，不能流于游戏与活动——脱离了经典研读，国学教育难免是飘忽无根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文字训诂来发掘汉字汉语中的“理趣”，往往能让扎实的经典教学呈现出活泼的风貌。

在《论语》中，孔子首次提出了教育中的启发问题，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愤悱”是“启发”的前提，其中，“愤”和“愤怒”有没有关系呢？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呢？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也取朱子之说。这样解释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文意，但并不真切。我们可以进一步对“愤”进行训诂，《说文》：“愤，懑也。”《方言》：“愤，盈也。”愤和怒不同，它是一种情感涌动未出的状态，而不是情感的爆发状态；所谓“义愤填膺”，悲愤的情绪仿佛塞满了胸口一样，但并不等于暴怒如雷。

在汉语词源中，“愤”和“墳”同源，它们具有相同的意象特点：坟头也是鼓起来的，但不能打破，否则钻出来的就是僵尸了。对于“不愤不启”，我们可以用青春少年共有的体验来启发他们—— 启发教学就像挤青春痘一样，痘痘鼓起来，眼看就破了，才能挤出来。如果学生没有产生自然的情感涌动便贸然启发，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对于这点，也值得一些急切地“启发”学生的老师们反思。

语言文字是人文性的，它具有鲜活的形象性特点，无论是汉字的造字取象，还是汉语的词源意象，都凝聚着先民对世界的认知图景。发掘语言文字的形象性特点，会给国学经典的教学带来意想不到的生动。在《论语》的《侍坐》篇中，子路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这句话一般翻译为“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局促地处于几个大国的中间”，并没有什么讲解的空间。但如果结合《说文解字》的话，我们会看到，“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说文》：“摄，引持也。”“持”是牢牢抓住，“引”相当于“提起来”，“摄”就像我们拎起脖子、抓住一只小动物一样，完全掌控了它的一切行动—— 所谓“摄政”，不也是对国家大权的充分掌控吗？一个“摄”字，把鲁国胁迫在齐国、晋国、楚国等大国之间，委曲求全、无奈可怜的境遇充分展现出来了。

最后说“深”。

国学教育需要追求深度，这种深度来自对经典与古人的细致解读，我们要在教学的过程中，与学生一同进入古代思想文化深沉、厚重的世界，而语言文字则是我们通往这个世界的桥梁。《论语》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一般被讲解为学习与温习的关系，对于它的深层内涵往往探讨不足，而如果加以适当的训诂考证，也能发掘出一些为我们所忽略的思想底蕴。

深入解读这句话，需要解答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学”？什么是“习”？二者的关系是什么？第二，“说（悦）”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它具有怎样的内在特点？

先说“学”，《说文》：“学，觉悟也。”此处“悟”为“寤寐”之义，“觉悟”就是使寤者觉，也就是唤醒一个人的思想自觉。在小篆中，“学”从教、从冖，“冖，尚蒙也”，它是古人盖在鼎上面的盖子，把食物罩在其中，而人的无知与不自觉，不也是一种“蒙”的表现吗？“学”是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开启蒙昧，也就是精神世界的启蒙——蒙昧者缺乏自觉，把握不住人生的意义与方向，就需要通过“学”来走向觉悟。因此，古人的“学”不仅是知识层面的积累，更强调精神层面的自觉。

再看“习”，繁体字写作“習”，从羽。习和羽毛有什么关系呢？《说文》：“习，数飞也。”它的本义是小鸟反复地学习飞翔。既然是学飞，习的特点就在于实践。我们看到，“学而时习之”是孔子在思考如何在适时的关系中，将内心觉悟与行为实践统一起来，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儒家“知行合一”的重要思想。

最后看“悦”，它与脱、蜕同源。“脱”有解脱之义，春天来了，脱去厚重的棉衣，自然轻松爽快。“蜕”是动物蜕皮，把外面的一层硬壳“脱”下来。什么是“蜕”的感觉呢？我们小时候摔了跤会结痂，你看着那个痂会忍不住抠一下。在最后揭掉的一瞬间，那种“痛并快乐”的感觉，就是蜕。在词源中我们看到，“悦”是一种“开解”的快乐：有一道难题解不开，在苦思冥想中，偶遇电石火花般的灵感；有一个人生难题不好抉择，突然间一个契机帮你确定了选择，这就是“悦”！

《桃花源记》说：“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悦”就是生命中的“豁然开朗”。讲到这里，我们再看“学而时习之”的义理内涵：在适时的学与习中，用觉悟照耀实践，在实践中不断觉悟，在这样的生命历程中不断获得人生意义的开解之乐。这一积极昂扬的人生态度，体现出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格底色。孔子弟子将这句话作为《论语》的第一篇，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

立足经典的解读与还原，把语言文字作为中学国学教育的基础，这样的教学可以是准确的、鲜活的、有深度的。汉语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壤，从民族文化的根基出发，所展开的国学教育才能具有充分的生命力、吸引力与创造力。对语文教师而言，在国学教育中不断提高对语言文字的认识与理解，加强对国学经典的解读能力，也是重要的素养拓展方向。

【作者介绍】

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从事训诂学、《说文》学研究，章黄国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