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学”这个理论问题又一次摆在面前时，北大不应该再抱消极的不争论的态度，而应该自觉地担当起责任，积极地参与其中。我们要有文化的自觉，文化的担当，文化的使命。

首先，为国学正名。该不该称“国学”，北大曾为此困惑过。北大的国学院开始叫“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后来悄悄地改为“国学院”。这种犹疑实际上涉及“国学”之名。

今天可以说，“国学”实际上比“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着更多更深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国学”包含着在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时一种自觉的担当。也就是说要自觉地担当起保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从另一方面讲，也只有在传统文化发生危机时，这种自觉担当的意识才会凸显出来，国学的旗号才会打出来。

中国近300年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文化的危机。第一次是在明朝灭亡时，农民起义，满清入主中原。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打着基督教的名义，拜天立教。当时一批中国的有识之士奋起斗争，并不完全为保清王朝，也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天国之变，可以说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所遭遇到的一个突发的灾难。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说：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曾国藩就是扛起国学的大旗，自觉地担当了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太平天国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是他的不伦不类的拜天立教遭到了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反对。

第三次危机，是在太平天国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西学的强烈冲击。此前有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调解中、西学的关系。但更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则深切地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国学”概念也是在这个时候真正形成的。当时的思想界有三股力量，西化派、复古派、国学派。国学派不是复古，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是学恒派，他们办的学恒杂志是国学派的主要阵地。他们面对西学的冲击，采取积极迎对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现实意义的思想和观点。

从历史上发生三次危机的背景看“国学”产生的过程。循名责实，“国学”的名称是正当的，不是可以笼统地用中国传统文化所代替的。它有其深层的内涵，有一定的时代背景，有内在的精神。

因此，讲国学之实，要从三个方面看。

第一，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当年学恒派的观点，即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学恒派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不知为何没提道教），西洋文化是将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而成。要造就中国的新文化，应把四者结合起来着重研究，方为正道。这就是，国学的正道，应取中西文明之精华，互为贯通。这一观点充分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二，国学不是“小学”，它体现了中国民族精神中的特质。古董、目录学、考据学、辞章学、掌故等也是国学的一方面，但国学的精神不在这儿。国学是以人文道德为中心，是“立其大者”。“大”是国学的根本，要立住。这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气质。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不是偏激的、游荡的，而是平和敦厚的，怡适安和的。中华文化是针对人生的学问。

第三，国学西被。在西学东渐盛行之时，我们提出相反的口号，让我们的国学走向世界。中国的国学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当今世界都具有特别的价值。欧美社会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一个字上，“争”。人与人间讲竞争，团体与团体间讲斗争，国家与国家间讲战争，即所谓的“三争”。而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和”。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就是要继承中国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从小处说，对个人有用；从大处说，对国家安定，对社会和谐，对世界和平有用。

最后，关于国学与马学的关系问题。有人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讲国学是不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

首先国学不是意识形态，更不会取代主流的意识形态。其次，国学与马学并不矛盾，马克思的哲学观与我们的国学观其实有相似之处。马克思哲学观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是时代文明的精华。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这和我们所讲的国学的根本是一致的。哲学正在世界化，世界正在哲学化。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西学东渐，国学西被，是双向交流。因此，我们提倡国学，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推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真正理解了国学，也就真正理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所在。反过来，我们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能真正理解国学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乾元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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