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向世界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事，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国策。习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国策。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习总书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更规模化、更成功地实施这一策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学术界对海外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路径和模式研究成果颇丰。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然而，我们文化输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仍然较为艰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翻译的书籍在国外并没有真正地打开市场，为世界所接受。我们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仍然不够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策略，并探索如何真正有效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中华文化“走出去”受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所传播的文化与输入国所期待接受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诚然我们现在国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出版设计水平也非常高，对外译介成果非常丰硕。然而，最终得到其它国家本土读者认同的译本却并不多。以我们现当代文学传播为例，真正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译本还是由西方本土译者所选择并翻译的译本。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目前文化传播策略，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如上所述，翻译策略研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不考虑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则有可能造成译本不为受众接受的后果。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将文化传播过程分为接触与显示、选择和采纳融合三个阶段。大量译本推向世界只是使我们所希望传播的文化呈现在受众面前，而受众如何进行选择这一阶段就成为评判传播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采纳的关键环节。

目前我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将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著作译介并传递出去，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是否有效地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领域：海外权威学术期刊的研究几乎很少去关注。针对这一现状，对海外权威学术期刊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他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确立以受众为重心的传播方式，并力求找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契合点，进而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更有效地为目的语国家所接受，最终真正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出版的学术期刊，体现了学术前沿性、前瞻性和权威性，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

哈佛大学历来都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作为美国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哈佛大学历年来名家辈出。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以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学术机构、院系和刊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汉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刊于1936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作为哈佛大学研究的权威级期刊，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学术界的风向标之一。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旨趣，并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通过对《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八十多年来，尤其是千禧年以来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及书评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分析西方独特的研究视角。这些为我们深入分析接受国的“期待视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让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真正落地，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进行文化输出，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

首先，不同的文化土壤滋生了不同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旨趣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重要的论文得以一窥究竟。从历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论文来看，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戏剧等仍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核心。然而，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阈并不囿于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研究视角，而是立体的、多维度、跨越学科边界的多元化研究。同时，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绝不拘泥于某一方面，而是融会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并运用西方文论中新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科林·霍伊斯的长篇论文《言外之意：北宋的游戏与诗歌》、同期的长篇书评《狐狸与鬼魂：纪昀与十八世纪文人讲述故事》；书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物品》；阿尔弗雷达•默克的《中国宋代的诗歌与绘画》；著名西方汉学家袁苏菲的两篇书评《17世纪中国的戏剧家和文学游戏》、《欲望戏剧：早期中国宋朝戏剧的作家、读者以及再生产》，以及论文《蟒袍礼物：“金瓶梅”中物的流通》等论文都是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对经典文学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元化解读的代表性作品。当代美国汉学巨匠宇文所安的《诗经的再版》、《唐朝的手抄本遗产》，《早期中国经典诗歌的形成》这三篇文章则不仅仅将研究视角拘泥于文学本身，而是将文学与文学生产与传播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同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海外学者试图挖掘被经典文学话语排除在外的私人性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一道丰富了我们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同样拓展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最典型的代表有对西方知名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的著作《当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亲密生活》进行的长篇评论。而《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则探究了现代性与中国休闲文学这一较少受主流学术话语关注的领域。这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给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指导我们在外宣工作中采用更为丰富、灵活、多维度、立体化、多元化的战略，从而打破学术/非学术、经典/大众、菁英/通俗话语的疆界，找到我们文化输出与海外接受的契合之处，将中华文化更有效地引入国际视野。

其次，海外学者把以前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传统之外的边缘声音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关注性别、族群、地方话语等问题。例如，著名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的书评论文《剑与绣花针：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女侠》、《美女与小说：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其它如《清朝的性别与文本政治：研究》、《发声的女士：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性别与男性群体》、《女鬼：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作为作者的她自己：晚清中国的性别、代理与写作》等大量的书评和论文可以看到性别研究在当代《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其它如对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苏州、杭州、安徽等地方文化的论文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

第三：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涌现不仅吸引了海外汉学家的关注，也为我们对外传播打开了新的思路。大众文学期刊、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不仅挑战了传统主流文学的出版模式，拥有大量的文学受众，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状况也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拓展了新天地。总的说来，过去我们对外宣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新媒体的出现，其实也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外宣模式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在近年来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同样体现了海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西奥多•D. 哈特斯撰写的《文体问题：文学社团与现代中国的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的书评就向我们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团体以及我们学界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大众文学期刊的研究兴趣。该著作的作者迈克尔•霍克斯（贺麦晓）是当代英语世界学者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他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文学》一书成为近年介绍、分析和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而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多维度、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文化传播，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当然，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西方汉学研究中的政治偏见使我们在分析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带有偏见的政治话语。但总的来说，海外汉学不同的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使我们在文化输出时必须考虑到预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们在文化输出时最终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我们过去在外宣过程中由于对目的语国家的需求不够重视，造成我们的文化输出常常与目的语国家的需求相割裂，因此我们的对外输出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优秀文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时，在文化输出时充分考虑到接受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旨趣以及文化差异，是我们当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者简介：

于2006年获得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于2014年完成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08CWW005），以良好的成绩结项。目前正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3&ZD127）。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版专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博士论文）、《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其中，《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