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至1929年停办,短短的四年中,清华国学院培养出70多位国学学者,包括几十位国学大师。
著名汉学家杨联陞先生曾在一则献词中写道:“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献词中“梁王陈赵李”指的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五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
今天书小问与大家分享这五位国学大师的学问人生。
梁启超:
“文献”和“德性”是治国学的两种途径
梁启超早年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后来东渡欧洲,思想也随之改变。
晚年梁启超对政治的热衷转向对治学的热情,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催生出新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提倡尊重传统文化,纠正当时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论。他认为文化取舍的标准是文化价值本身,而不是以国学或是西学为标准。
他追求爱和美作为生活的原动力,认为治国学应该遵循“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两种途径。“文献的学问”指运用客观方法,“德性的学问”指内省和躬行。科学方法和道德修养也成为梁启超的学术宗旨。
在清华国学院期间,梁启超先后讲授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课程。
除了史学,他还热衷研究《桃花扇》与辛弃疾。同时,梁启超精通汉学和宋学,成为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
清华国学院代表了近代国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关键人物正是梁启超。
王国维
“甲骨四堂”之一、美学第一人
王国维是近代文学革命的先驱,新史学的开山人物,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
他的学术造诣博大精深,涉及教育哲学、通俗文学、历史文献等方面,极具深度和广度。
《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
他倡导全面发展人才,注重高等教育,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他引进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用外来观念解释中国哲学的“性”、“理”、“命”问题,主张在大学开设哲学科。
作为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位引进西方美学理论的学者,王国维建立了完备的美学理论,包含天才说、苦痛说、游戏说、美育说、古雅说和境界说。
在通俗文学方面,他深入研究词、曲、小说,著有《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等杰作。
在历史文献方面,他主要研究古典文献学、甲骨学、金石学、简牍学、敦煌学、上古史以及西北史地,使得无稽的上古史从此获得了信史的地位。
王国维将西学与中学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为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寅恪
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周一良曾言,陈寅恪先生是"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陈寅恪主张“中体西用”,既信奉三纲六纪,又坚持学术独立,追求民主自由。他深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每个人和国家应该坚持的座右铭。
《陈寅恪学术研究(2013)》
他的行为举止谨遵儒家的传统。在清华任教时,陈寅恪上课下课都要鞠躬致敬,进入教室要先向黑板点头致意,对年轻人的过失,直接引用《论语》中的经典名言“过则勿惮改”。
他以传统意义上的“师儒”自居,希望成为一位传道授业的儒门之师。
他的研究重点在于佛教经典的各种文字译本的比较研究。
在清华园,陈寅恪被学生们认为是甘地式的人物,他一生坚守的儒家士人的自律和操守令人敬佩。
赵元任
高山仰止的大师,多才多艺的斜杠青年
赵元任先生是现代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是清华国学院的五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位在学术上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好奇心大师。
在学术上,他学业精深、“文理兼通”。获得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教授物理。
后回国任教清华,教授物理学、数学、心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音乐学等课程,33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一起被称为清华国学院“五大导师”。
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是中国学者全面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言并取得世界性声誉的第一人。他主持的方言调查开中国现代方言调查之先河,旅行途中或每到一地,他都特别喜欢向人家学说各地方言。
他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他的音乐作品把中国传统和现代音乐作了创造性的融合。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缩衣节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架二手钢琴,后来谱写中国科学社“社歌”。
1927年,他用白话口语改写剧本并亲自导演,剧作在清华大学礼堂公开演出,用生动的形式推动国语统一运动。
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弱书生”,特别喜爱体育运动。打网球、划船、溜冰、竞走等样样擅长,竞走项目还得过冠军。
他还是一个“猫奴”,在工作间隙还不忘协调两只猫咪的矛盾。
放到今天,赵元任先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
李济
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先生曾创造多个“第一”,他是第一批考入清华的学生,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也是第一位独立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
李济受聘为清华国学院人类学讲师后,开设《人文学》《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验》《考古学》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主持发掘河东道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1928年到1937年,李济主持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将中国有实证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并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李济也被视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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