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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读《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一书为日课，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一些书目的提要稍加理董后摘录于此。自渡顺便渡人，觉得有帮助的朋友，麻烦点个在看和转发，在此先行谢过。

一

《文史通义》，《章氏遗书》本九卷。章学诚撰。始撰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迄去世而末竟。道光十二年（1832）由其次子华绂初刻于开封，即“大梁本”，内篇五卷，外篇三卷。1921 年嘉业堂刘氏刻印《章氏遗书》五十卷，其中《文史通义》增加内篇一卷，补遗八篇，篇目亦有不同。以后《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等均依此本刻印。1956 年古籍出版社所出标点本，据《章氏从书》本排印，并将1922 年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所载《章氏遗书逸篇》附入，但末收内容不同的“大梁本”外篇三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的近人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十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的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便于初学阅读。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弱冠便好读史，后至北京师事朱筠，得交当世名士，相与究学。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任国子监典籍，两年后成进士。历主肥乡清漳、永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撰修和州、永清、毫州、常德、荆州等志。晚入毕沅幕，纂修《湖北通志》及《史籍考》，并协修《续资治通鉴》。常年为衣食所迫，未得安宁，但仍写作不辍，著述颇富。所著除《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外，大多散失。临终前将全部文稿委托萧山王宗炎代编，后刘氏嘉业堂据王氏编目加以补订，编成《章氏遗书》行世。生平见《清史稿》卷四九〇、《清史列传》卷七二，及近人胡适撰《章实斋先生年谱》等。

《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名著。《章氏遗书》本分内、外两篇，内篇六卷，主要从不同角度探讨史学理论，并涉及经学和文论方面的研究，计有《经解》、《易教》、《书教》、《原道》、《原学》、《史德》、《史释》《浙东学术》、《文集》等四十九篇；外篇三卷，主要以序言题跋、书信随感等形式阐述文史方面的学术见解，撰者有关方志编修理论的文字亦多集中于此，计有《州县请立志科议》《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家书》、《与陈鉴亭论学》、《报孙渊如先生》、《与汪龙庄书》等七十篇。

二

《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在于系统探讨经、史关系问题，提出了“六经皆史”说。

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末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内篇一《易教》上）“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史以垂训耳。”（外篇三《报孙渊如书》）六经所以“皆史”，在于它是先王的政典，而这些政典是用以“经纬世宙”的，故而六经的重要意义在于经世。据此章学诚提出了史学经世致用的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内篇二《浙东学术》）书中批评考据家脱离实际，反对宋学家空谈义理，皆由此主张而发。

从“六经皆史＂的论点出发，《文史通义》对所谓“史学义例”作了探讨。

首先是赋予史学以新的意义，认为唐、宋以来的史部著作，不过是史考、史选、史纂、史评、史例，均非“史学”。史学的重要特点在于它所具有的“义”，或称“史意”、“义意〞，也即《春秋》笔削之义，“作史贵知其意”（内篇四《言公》上），“史所贵者义也〞（内篇五《史德》）。基于此，撰者进一步发挥了唐刘知幾“史才须有三长”即才、学、识的观点，“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于三者之中尤重史识，因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内篇五《史德》）。

“史学＂须具“史意”，而史家之作不必皆如此，因“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的分别，章学诚以“撰述〞、“记注”之异作出阐释。

“《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书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内篇一《书教》下）“撰述”与“记注”，亦即“著述”与“比类〞，两者虽相需为用，但前者更为重要，“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外篇三《家书》三）。

根据这一重视创见的原则，章学诚对袁枢所创纪事本末体深加赞赏，认为它“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并主张重视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通史，认为编撰通史有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六便”，有具剪裁、立家法“二长”。他特别推崇《通志》，称赞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内篇四《申郑》）。

三

章学诚还对实践中积累的方志学理论作出总结。

他确定方志的性质是历史而非地理，一反向来以方志为地理书的观点。“地理之学，自有专门，州郡志书，当隶外史。”（内篇四《释通》）史的范畴可分为天下之史、一国之史、一家之史和一人之史四类，其中一国之史便是方志，专载一方。方志既属史书，其内容自应以记载地方历史文献为主。因而他反对戴震认为方志只应考地理沿革，不必记载文献的见解，并为此与戴展开辩论（见《遗书》卷十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史》）。他强调指出：“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同上）

在方志的编纂体例与撰写方法方面，章学诚也有独创之见。

他主张方志编纂应仿效史书“三家之学”，相应设置三书。“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遗书卷十四《方志立三书议》）并于三书之外另立“丛谈”，记载考据、轶事、琐语、异闻等“稗野说部之流”作为补充。

在方志具体修纂过程中，他提出乘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尽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去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除八忌：条理混杂，详略失体，偏尚文辞，妆点名胜，擅翻旧案，浮记功绩，泥古不变，贪载传奇；立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归四要：简、严、核、雅（《遗书》卷十四《修志十议》）。此外，他还建议在各州县设立志科，主管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的事务，以便后世能续修方志，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制度。章学诚对方志学理论的总结，不少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梁启超曾予以很高的评价：“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四

本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作者站在遵守“时王之法”的政治立场上，维护程朱理学以及宣扬旧宗法伦理的倾向。在史学理论方面，书中一味否定断代史的作用，亦非允当之见。

《文史通义》集中反映了章学诚不同凡响的史学成就与学术造诣，堪称我国史学理论方面屈指可数的集大成著作之一。

自清以降，研究、评论者颇不乏人，其中章炳麟、梁启超、胡适、钱穆、余嘉锡、吕思勉、周子同、钱锺书、张舜徽等各有建树，足资参鉴。

较系统地予以论析的，则推美国学者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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