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有“盛世”情结，更有对于盛世的无限憧憬和追求。也难怪，中国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为天下百姓留下了栩栩如生的模板和案例。为何每个中国人都对盛世有着如此的向往呢？首先，所谓盛世，无非是内无佞臣昏君，使得百姓可以休养生息；外无敌国祸患，使得国家可以有序运转。所谓的风调雨顺，和晏海清，更是求之不得的祥瑞。

但千百年中，走马灯一样的改朝换代，留给中国人的真正盛世，充其量不过三个，即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以及清康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不仅历代正史大加推崇，在民间留下的财富积累和文明进步也延续至今。

除此之外，虽然也曾有东汉的光武中兴、隋初开皇之治、盛唐开元之治与明代仁宣之治，但大都是在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国力消耗后取得的暂时辉煌，帝国可能在转瞬间便陷入衰落和崩溃。这样一来，天下百姓不是生逢逐鹿中原的乱世，就是苛政繁琐、君暗官贪的衰世，要是迎头碰上个小冰期这样的灾难，基本是逃脱不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命运。

道光帝是昏君吗知乎（道光帝是昏君吗还是明君）

细细考究之下，西汉奠定了汉家江山的基本轮廓，李唐弘扬了汉家文明的威武壮阔，至于由大清三位帝王开创的盛世，更是被推崇为中国古代历时最长的恢弘治世。但为何这样的盛世天朝会在仅仅二三十年后便陷入危机呢？甚至在半个世纪后被西方击败？一般认为，国家衰落、官贪民反的恶果应该由嘉庆帝和道光帝承担，可这个盛世果真如史书歌颂的那样吗？

乾隆帝

作为盛世大清的统治者，乾隆帝不仅不用像祖父康熙一样忧虑南方的三藩和西北的准格尔部落，更不用像父皇雍正那样为了给自己正名而起早贪黑，事无巨细的统领一切。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凯歌高奏了近一个世纪，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正巧是百年盛世。

此前历朝历代所遭遇的难题和困境，在“十全老人”乾隆大帝的统治下销声匿迹。首先，由于大清对内外蒙古的怀柔政策，使得中华再也不用担忧来自北方的威胁，甚至连长城的修造都显得无足挂齿；然后，由于自吕宋（今菲律宾）等地传入了诸如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传统农耕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耕地不断被开拓，使得整个帝国摆脱了饥荒的威胁，人口得以暴增。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白莲教叛乱为止，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下，中国人口从一亿五千万猛增到了三亿，几乎翻了一番。仅是1779年——1850年便增长了56％！

人口爆炸的结果就是反作用于农耕，使得帝国的粮食产量不断增长；最后，由于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前车之鉴，使得清朝轻松避免了宦官干政、藩王作乱、权臣乱政和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西方商队不断来华贸易，给中国输入了巨量的白银，进一步刺激了帝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样看来，康乾盛世果真是无比辉煌！且慢。

1792年，在击败廓尔喀（今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后，乾隆帝不禁为自己总结出了自即位开始创立的十大武功，便作下了《十全记》来纪念。这十大武功中，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定西域回部，两次横扫扫金川，一次安定台湾，击退缅甸、安南的侵犯各一，廓尔喀两次归降大清，乾隆帝因此自称“十全老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以及实际掌权（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合共64年），即便是为了不超过皇祖康熙帝而禅位给第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身居太上皇的乾隆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帝国的掌控。反观嘉庆，不仅在太上皇的面前唯唯诺诺，甚至还会被和珅党羽当朝架空。当时，由于乾隆晚年已经昏聩，使得帝国的运转出现了巨大危机。

一方面，由于人口暴增，导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但朝廷偏偏紧把着海禁的缺，还通过严刑峻法压制“浮口”（无业游民）的自由择业。与内地流民的悲惨相对，一口通商的广州官员却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由于和珅长时间把持朝政，使得朝廷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多年以来的文字狱和八股科举更是扼杀了民间的活力。就这样，刚上台的嘉庆帝几乎处于贪官污吏的包围之中，面对着烂摊子，难有作为。最后，白莲教起义的烽火燃起，而太上皇却在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安然驾崩，虚岁八十九。

由于康熙晚年多宽纵臣下，使得国库多出现亏空。之后，雍正虽然努力刷新朝政，不仅肃清了朝政，还推行火耗归公等多项新政，进一步巩固了帝国的统治，但文字狱也随之而起。乾隆帝虽然继承了祖父留下的伟业，但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他，最后还是亲手将帝国送进深渊。明史家孟森曾评价高宗(乾隆)志得意满，所谓的盛世早是强弩之末，腐朽的帝制和闭塞陈旧的传统制度无法给百姓以出路，进而使得民变迭起。

嘉庆帝

刚摆脱太上皇阴影的嘉庆还没有坐下喘口气，摧枯拉朽的白莲教起义就紧跟而来。经过九年的鏖战，到嘉庆九年，朝廷才彻底戡乱，但耗用的军费已经有二万万两之巨！为了偿还国库亏空，不但和珅被吵架，官府也开始大兴捐纳，花钱买官。急于笼络人心的嘉庆帝也无可奈何，谁让这局面连父皇也解决不了呢？

一方面，吏治极端腐败，国家制度被破坏殆尽。其实，官吏集团的贪污和堕落是自明朝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只不过由于康雍乾三朝有着精明强干的皇帝，还有满汉大臣的互相掣肘，使得邪不压正。百年盛世的滋养下，养廉银已经无法满足大小官吏了，使得乾隆晚年的士人洪亮吉痛惜感叹：“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特别是乾隆六次南巡和此后的大小民变，几乎透支了国库，使得捐纳卖官风行一时。另一方面，承平日久，军备早已废弛。不仅是汉军八旗和绿营不习战斗，往往兼着市井职业糊口，连满洲八旗也早就腐化堕落，“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甚至在镇压民变的时候，祸乱百姓最凶的，就是这帮正规军！

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曾和幕僚赵烈文商议大清的走向。最后赵烈文指出，大清立国创业实在是太轻巧，且不说对江南的摧毁，君臣上下更是交相堕落，整个国家和人民都在苦苦挣扎，却每人能摆脱。确实，在这所谓的盛世背后，不但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来了，革命的号角也即将吹响。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苏灿

参考资料：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