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了的战争形态

1982年6月9日，当沙龙洋洋得意地站在贝鲁特城郊的山顶上，透过望远镜俯视这座在战火中颤栗的千年古城时，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也向全世界、向全体浴血奋战的巴解将士们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我们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敌人或者看见我们的尸体，或者看到我们活着前进！”。但这样的豪言壮语却掩盖不了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巴解组织武装力量主力已经在以色列国防军装甲洪流的袭卷中不复存在了——除了少数正规部队最后得以随巴解总部撤往突尼斯外（即所谓“我们是作为军队离开的”），在黎巴嫩境内剩下的散兵游勇已经难成气候。由于战场上的彻底失败，1982年之后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于巴解都是个寒冷的年代。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们——阿拉伯诸国对巴解的支持从此只停留在纸面上，全体阿拉伯人曾经高高举起的“大义”实际上已经破产，这使巴勒斯坦问题从此在事实上退出了军事较量的舞台，变成了一个扯不清的纯政治问题。阿拉伯诸国不再把解放巴勒斯坦当作他们的义务，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再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问题，而只是单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问题，甚至于阿拉法特不久后也表示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以换取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结果，本已因埃及的“背叛”而分裂的阿拉伯世界，再也不可能协调起来对以色列进行全面的军事斗争了，以色列面临的军事威胁自此从地缘到形式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对以色列来讲这种变化真的有利吗？答案是也许、可能、未必！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真主党的崛起视为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结果之一，那么我们完全能够从此后以色列装甲部队的角色变化中去寻求真相。

真主党的崛起

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闪米特人的起源）

如果要谈论真主党的崛起，就不能不谈背后的伊朗因素。波斯与以色列的纠葛到了20世纪的冷战时代又是另外一番情景。巴列维时代的伊朗是中东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复兴波斯帝国的雄心壮志下，工业化的既定国策与大把石油美元相结合，使其综合国力比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埃及更胜一筹，而有意思的是，巴列维时代的伊朗还是以色列在中东的唯一盟友，两国的关系甚至用亲密无间来形容都有些保守（以色列在逆境中的辉煌成就吸引了国王，认为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他实现“白色革命”。美国犹太社团对国会决策有着巨大的影响，伊朗与以色列搞好关系，可以借助美国犹太社团的力量敲开美国国会的大门，帮助伊朗实现自身的利益。同时以色列也想与伊朗搞好关系，摆脱在中东的政治孤立，并从伊朗获得必需的石油。于是双方的合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开花结果。伊朗的石油不但在中东战争中给以色列帮了大忙（1959～1976年以色列75%～90%的原油是从伊朗进口），两国甚至签署了代号为“鲜花工程”的核导弹秘密研发计划。所以在1948～1979年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打得你死我活，但巴列维治下的伊朗却声称“我们是穆斯林，但不是阿拉伯人”而袖手旁观（甚至对以色列军队在对阿战争中的成就表示钦佩）。不过，这一切都随着1979年1月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流亡国外，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而急转直下，伊以两国如胶似漆的关系迅速被一种冷冰冰的敌我关系取代了。

早在1960年，霍梅尼就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伊斯兰世界和世界穆斯林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霍梅尼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工具，反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他认为“殖民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企图消灭伊斯兰民族和伊斯兰国家，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包围伊斯兰各民族，掠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然资源。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西方殖民主义建立以色列政权的目的是镇压和殖民伊斯兰各民族”。在巴列维时期，霍梅尼通过演讲、发表声明和撰写文章向穆斯林阐述以色列政权对伊斯兰世界构成的威胁，认为以色列政权是伊斯兰世界心脏的毒瘤，如果不铲除，其后患无穷，反对伊朗国王与以色列政权建立友好关系。也正因如此，在成功地以一场什叶派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政权后，霍梅尼伊朗开始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号召伊斯兰世界铲除以色列这个“毒瘤”。

虽然总体来看，以色列与伊朗之争并非出于直接的国家利益之争，也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排斥不同，而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伊朗反以无非是把以色列视为西方代理人，认为以色列建国是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阴谋。可以说反以色列是伊朗反西方影响，维护伊斯兰利益的表象，其实质是反以色列后面的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指出的是，霍梅尼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可他不是个反犹主义者，在伊斯兰革命时期，他曾许诺保护伊朗的犹太社团，不许伤害生活在伊朗的犹太人，而且允许愿意离开伊朗的犹太人取道巴基斯坦前往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伊朗宪法更是明确保护犹太人的宗教习惯和风俗，并在议会中为他们留有一个席位。但在客观上，这个与埃及不相上下的庞然大物，却终于加入了日渐式微的反以阵线，并以一种领头羊的角色，开始寻求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的军事手段。显然，继埃及之后以色列再次面临着一个中东强国（兼前盟友）的军事挑战，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伊扎克·拉宾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伊朗现在从其奉行的哲学上来说是以色列最危险的敌人”。

然而，下定以军事手段消灭以色列的决心是一回事，能否将这个决心转化为行动又是一回事。对于伊朗来说，首先的问题在于与以色列并不接壤，而且伊斯兰革命的副作用不但使这个中东大国从经济到军事上都陷入了混乱和衰退，与伊拉克的战争更是使其有心无力，但宗教意识形态的狂热却又使其必须竖起讨伐以色列这个“小撒旦”的大旗（美国自然是那个大撒旦）。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曲折的策略，伊朗将目光投向了黎巴嫩，这其中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

一方面，黎巴嫩与以色列直接接壤，而1982年6月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又造成了这个本已因内战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力量真空，从而为伊朗势力进入黎巴嫩铺平了道路（1982年战争结束后，黎巴嫩实际上被本土的各武装派别、以色列以及叙利亚三方辖据，直到1989年，黎巴嫩各派才在各方斡旋下重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黎巴嫩国家政权。到1990年，黎政府军兵力约为41000人，拥有10个步兵旅以及一个用于保卫首都的机械化旅，装备各型装甲机械化车辆1140辆，但由于国家仍是一团散沙，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在以色列和叙利亚看来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另一方面，尽管伊朗领土与黎巴嫩并不接壤，伊朗人也不属于阿拉伯民族（伊朗人属波斯族，古代雅利安人的一个分支，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则都属于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但1979年成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什叶派神职人员在伊朗的统治地位（伊朗因为有和阿拉伯文化不同的独立传统，坚持和伊斯兰教主流势力分庭抗礼，萨法维王朝宣布以十二伊玛目宗为伊朗国教，从而确立了什叶派主导伊朗的传统）。这对于黎巴嫩什叶派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再加上在黎巴嫩拥有巨大势力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属于阿拉维教派，也算是什叶派的一个支派，于是一些亲伊朗的黎巴嫩什叶派激进组织随后出现，诸如“伊斯兰圣战”、“地球被迫害者组织”和“革命正义组织”等，这使伊朗在这块混乱之地寻找代理人与以色列进行军事斗争成为可能。

由于近60万名什叶派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这些难民没有住房，没有工作，也没有人关心，他们渴望返回自己的家园，这一切都成为这些激进组织滋生的温床。所以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以从“伊斯兰阿迈勒运动”中分裂出来的力量为骨干，这些组织在伊朗的支持下逐渐联合起来，1984年开始使用“真主党”的名称，1985年发表声明宣告正式成立。

显然，从诞生伊始，“真主党”便深深地打上了伊朗代理人的烙印，至于其军事机构更是可以直接视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黎巴嫩分支。事实上，真主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在真主党的政治纲领中就很清晰地指明了：真主党“听从来自最高教法学家充满智慧和正义的领导与指示，它体现在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位穆斯林革命的点燃者和穆斯林复兴的引路人身上”。可见真主党毫不讳言它服从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的命令。霍梅尼的宗教思想和政治理念对真主党影响极大，真主党的宣传材料充满了霍梅尼的语言。真主党认为，阿以问题的唯一解决之路是消灭以色列，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和平”一词蕴含着“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必须放弃被占领土地”的含义，这与霍梅尼对以色列的看法完全吻合。热衷于伊斯兰革命输出的霍梅尼也对真主党十分重视，向真主党派去了1000～1500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帮助真主党培养骨干力量和培训战斗技能。当然，最重要的支援则是伊朗向真主党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大笔活动经费。于是在伊朗的鼎力扶植下，真主党从黎巴嫩众多派别中迅速脱颖而出，成为了黎巴嫩国内令人生畏的一支后起力量，并在旗帜鲜明的政治纲领指导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完全填补了巴解撤出后在黎巴嫩南部留下的空白，成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交战对象。就这样，作为一支以伊朗为背景的非国家性武装力量，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崛起的同时将以色列国防军拖入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全新战争形态。

一个棘手的问题

对以色列来说，1982年的黎巴嫩之战是一场巩固自身战略环境、改善成果的战争，然而当这场战争结束3年后，以色列国防军却发现，虽然曾经的宿敌已经相继淡去，埃及与以色列兵戎相释，被戈兰高地卡住喉咙的叙利亚安于现状，已经没有勇气在军事上发起挑战，巴解武装主力则基本上烟消云散，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继续存在，但黎巴嫩这块土地对以色列的敌意非但没有削减，反而还酝酿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敌人——真主党。当然，这并不是说真主党武装的战斗力有多强大，尽管其组织严密，装备精良，在年轻的穆斯林教徒中很有影响。

真主党总部设在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市，最高领导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协议委员会，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贝卡谷地、贝鲁特南郊和黎巴嫩南部等什叶派聚居地区，在1985年拥有基干兵力约5000人。但从纯军事角度而言，真主党尚且不如全盛期的巴解，不但在规模上要小得多，而且没有任何坦克、装甲车、重炮之类的重武器，与以色列国防军在力量对比上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历次中东战争的结局作为一个个反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就是如此一支算不上正规军队的武装力量，却长时间成为以色列的心腹大患。问题的实质在于，伊朗以这样一种代理人战争的方式与以色列开战了。

“游击战”一词源自西班牙语，原义是“小规模战争”，德语是bandenkrieg，含意是“小股部队战争”，似更为传神。游击战是与大部队正规战争相对而言，当然它本身属战区战略，实际上是灵活轻装的步兵战术扩大到战区规模，从而产生的一种不对称非正规战争样式。而伊朗与以色列间的这场代理人战争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不对称非正规战的基调。以装甲机械化集群为核心的以色列陆军堪称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地面武装力量，从苏伊士运河到席卷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再到入侵黎巴嫩的“加利利和平行动”，以色列的装甲机械化集群曾经在大漠戈壁上掀起过一阵又一阵势不可挡的装甲狂飙，兵锋所指几乎是攻无不克，最终成为了整个中东装备最精良、训练水平最高、作战经验最丰富，并且最善于取胜的钢铁劲旅。但问题在于，这支武装到牙齿的庞大装甲机械化部队却不是为了反游击战而存在的，真主党武装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无论是真主党还是背后的伊朗其实都很清楚，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要以黎巴嫩作为一个前进基地同以色列进行长期军事斗争，为将来的全面“圣战”做准备，那么在一段时间内斗争的手段和目的就要改变，换言之，以小股装备精良的轻步兵为单位进行游击战将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事实上，对伊朗来说以真主党为“工具”的游击战方案之所以诱人，完全在于在战役层次上真主党游击队将比以色列国防军这样的处境更为有利。虽然在技术层次上，游击队不但没有优势，而且恰恰处于劣势地位，但在战役层次上，游击队却占有实实在在的优势。只要神出鬼没地进行战斗，而不是像巴解那样试图据守阵地，阻击以色列装甲机械化集群的坚决进攻，以轻步兵为主体的真主党游击队就能按自己的意愿，想怎样打就怎样打。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了的战争形态？这成为考验以色列装甲兵的一个棘手问题。

结语

如果战斗中，不仅仅是在作战时间和地点上处于劣势，而是一个国家的力量长期弱于其他国家，那么采取反常行动，“出其不意”，便成了这个国家的用兵风格。以色列可以说是当代最好的例子，它避免与对手硬拼，既是为了减少伤亡人数，同样也是为了弥补在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在各次战争之间许多孤立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都选择了可能削弱自己实力和增加组织风险的战术，并且屡试不爽。然而，当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头一次遇到真主党这样以同样用兵风格对付自己的对手时，这支久经战阵的钢铁劲旅开始意识到麻烦来了。事实上，当人们把欲得利益与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比较，从而做出蓄意发动战争的决定后，可能遭受的损失往往难以确定，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色列国防军陷入的正是这样一种尴尬之中。于是，一场随之而来的转型也就成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