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日军纠集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常德，坚守常德城的部队是七十四军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最后8000人只有100人生还，余皆战死。余程万率残部于半夜突围。七十四军王耀武率五十一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6天激战，终于收复了常德城。

宋瑞珂淞沪抗战（宋瑞珂宋希濂）

战后，王耀武表示对余程万弃守常德不认可，他认可的是“你余程万死在常德阵地上，也不许丢阵地。”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粟裕、许世友的指挥下，对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济南进行的大规模攻坚战。城破前夕，国民党在山东的最高军政长官王耀武面对绝望的部下，告诉他们，“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亲生念头。”

王耀武被俘后，毛泽东曾让罗瑞卿转告他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

作为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对手之一，有人让粟裕评价一下王耀武。粟司令说：“王耀武这个人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比较有指挥才能。陈老总说过，不要小看王耀武，他是国民党那些人里比较明白的一个。”

王耀武的“明白”不仅仅体现在作战指挥上，他对时局的判断，也要比大多数国民党高级将领“明白”许多。

对于国共两党最后兵戎相见，王耀武内心感受极其复杂。他不赞成陈诚那些人急于发动内战的想法，却又不能不服从于军令。他本来从不在家里谈及军务、政务，这次却也隐忍不住。据王耀武妻子郑宜兰后来对说，王耀武两次说过“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的话。

果然，王耀武这“一腔热血”终究是洒错了地方。济南城破之际，王耀武遣散手下，自己则化装出城。时国共两军城北对峙，相距3华里之遥，其间全是稻田、池沼。王耀武突然率兵北突，待解放军反击，他又让突围部队迅速退回，自己却和几名卫士躲在一个小村庄的民宅中，扮作商人。

当时和王耀武在一起的是他的卫士乔玉培，王化名乔坤，两人伪称叔侄，从济南北门流水沟爬出城。王耀武身上藏有黄金2两、现洋10元并北海币（当年山东解放区通用货币）10余万元。他们雇了一辆大车，又买了简单的铺盖。王头裹白毛巾，称自己是济南商埠开小饭馆的，因腿部在战火中受伤，急去青岛投亲就医，还搞到一张路条。一路上，有几位民众搭车同行。到寿光县张建桥时，王耀武到大桥下上厕所，完事后按照日常习惯，理所当然拿出白色的软纸擦屁股。

若在今日，这一定不会有什么人在意，但是当年的中国，用软纸，还是白生生的软软的纸擦屁股，那可太罕见了。当即就有老农去报告了解放军。一查之下，王耀武倒也干脆，要求见县长。然后得知盘问者为公安局长，就直接认了：“我就是王耀武。”

王耀武被俘时

被俘后第50天头上，王耀武在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了广播演讲，向蒋介石喊话：“以现在的局势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是多么不智，最好命令全国国军立即向解放军无条件投降，使中国恢复和平，让民族保存元气。”

当时正值淮海战役期间，王耀武的广播对瓦解国民党将士的斗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王耀武“明白”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发生转变。

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关押期间，王耀武一次在井边打水时，看到了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参谋长文强。眼见旁边无人，王耀武悄声问道，“你与国防部的人很接近，我被俘后，共产党叫我在电台上讲了几句，不知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

文强告诉王耀武，蒋介石在听到广播后，大发雷霆，当场把收音机都给砸了，痛骂他是软骨头。王耀武一听这话，顿时呆若木鸡，面如土色，已经提在手上的水桶，“叭”一声落到井底。

王耀武虽然比大多数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明白”，但他终归还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黄埔三期的“天子门生”，对于他所效忠的校长，多少还是有些“畏惧”。抗战末期的雪峰山会战，是王耀武作为方面总军司令指挥的一场大战，也是让他在抗日战场上扬威的一场经典战役。后来在功德林中，当年的下属杨伯涛却揭发他下令让开一个口子，放走了凶残的日军，包括一个师团长。王耀武承认，那是蒋介石下的命令。

早年王耀武与蒋介石合影

自从跟文强对话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王耀武精神萎靡不振，尤其是记忆力衰退，他既准备活下去，又不准备活多久，持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以致某日心血来潮，提笔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墙头：

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

多年后，王耀武从功德林被特赦出来后，当年跟他一起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的庞镜塘要回去济南，特地找留在北京的王耀武辞行。他将王耀武当年写的那副对联保存了多年，在离别之际当礼物送给王耀武。

王耀武接过早已发黄的对联，顺手撕得粉碎，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要知道，那是俺心烦意乱的时候写的……俺在道德与良心的夹缝中求生存，想活下去，又不想活多久，这就是俺当时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德行！”

旧事重提，王耀武在庞镜塘面前长吁短叹。当年，王耀武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庞镜塘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一个是地方军政一把手，一个是地方党的一把手。而多年后，他们都是经过十多年改造，改恶从善的特赦战犯。庞镜塘笑道：“可是你以后变了，从大大咧咧到小心翼翼，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庞镜塘说得没错，王耀武的确是变了。

周恩来总理（左三）与郑庭笈、宋希濂、周振强、杨伯涛、杜聿明、王耀武（从左至右）在北京颐和园

全国战犯在功德林集中后没几天，王耀武、文强等人参加了一次翻仓劳动。仓库里堆满了发放给战犯用的棉衣，他们的任务是把棉衣一捆一捆地从一个仓库转移到另一个仓库。文强等人负责搬运，王耀武则负责将仓库里的棉衣一捆捆放在大家的肩头上。

搬到最后，管理员顺手将仓库大门关好。王耀武正好上厕所去了，回来一拉大门，发现大门被反扣上了，于是站在门角一动不动。等管理员又将大门打开，大家回到仓库时，文强又一次发现王耀武面如土色，呆若木鸡。

当天晚上，文强在一个私下的场合里问王耀武，是不是在摆脱了江湖术士的纠缠后，又在功德林仓库里发现了妖魔鬼怪。王耀武回答说，神不怕，鬼不怕，就怕共产党不信任他，而管理员扣上门，应该被认为是他在共产党那里产生了信任危机。

文强劝慰他，区区小事，何足惧哉？况且依照常情，仓库重地，闲人免进，管理员人走门关，合乎规矩，假若王耀武是个管理员，也非得这样不可。王耀武听了后，如释重负，连连点头说，言之有理。

王耀武就这样小心翼翼的在功德林接受改造。事实上，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就是王耀武为人处世的原则。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以黄埔三期的资历，并不深厚的背景，一步一步登上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高位。在功德林的所有战犯中，王耀武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杜聿明，行政职务上更是无人能比。

王耀武（右一）在改造中劳动

因此，庞镜塘曾跟王耀武开玩笑，说他颇像一生谨慎的诸葛亮。王耀武凑趣说，他更崇拜关云长。可是第二天，王耀武却慌慌张张跟庞镜塘说，他不能崇拜关云长，因为关云长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他是身在功德林，心向共产党，身心一体，绝无异念。

庞镜塘见王耀武如此紧张的神色，料定他前一晚上没有睡好，不觉感叹道：“你也太认真了。”王耀武正色道：“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庞镜塘认为这话很好，表示要用笔墨记下来，作为座右铭。王耀武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话。

关于王耀武小心谨慎的故事，在功德林里还发生过很多。有一次，黄维牙刷上的毛脱光了，刷牙时捣得牙齿咯咯作响，但黄维顽固的秉性让他从不伸手向人要东西。而因为这样，他的组长宋瑞珂受到了批评。批评并不严厉，仅仅是一句“为什么还不替黄维换牙刷”的询问。

宋瑞珂并没觉得有多大问题，作为组员的王耀武却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很快，王耀武作为功德林的学习委员召集组长会议，他主动在上面作了检讨。王耀武认为，他与大家朝夕相处，可是对黄维漠不关心，这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检讨后，王耀武将自己碗中的瘦肉都挟到了黄维碗里。

王耀武的改造，当然是积极的，这也让他在1959年成为第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后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月薪150元。1963至1964年间，他多次参与国庆等重大活动，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杨伯涛、溥仪、王耀武、周振强（从左至右）

年过半百的王耀武，生活上也算是衣食无忧，还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可是他看着身边的人，杜聿明的夫人从台湾到了美国，很快就要夫妻团聚，郑庭笈的妻子很早就从海南到了北京，虽然为了孩子离了婚，但很快就在大家的撮合下复婚了，甚至尚在功德林改造的顽固分子黄维，他的妻子也是很早就从台湾回到了大陆，一直在等着他出狱。而王耀武却鲜有家人的消息，尤其是他的妻子郑宜兰，始终没有联系上。

郑宜兰是福建人，据说原本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但王耀武跟她的结合，绝非是因为她的家世。当时正处兵荒马乱，随家人逃难的郑宜兰遇到了当兵的王耀武，两人产生感情并结为夫妻。从这点看，王耀武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也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结婚后，王耀武不断升迁，位居高位，但他始终不改对郑宜兰的忠心。

据他们的女儿王鲁云回忆，王耀武常年征战沙场，每逢回家时，身为福建人的母亲都会亲自下厨给丈夫包饺子。王耀武是山东人，特别爱吃饺子，而郑宜兰则是南方人，对饺子并不感兴趣，但是每逢丈夫回家，她总是亲自下厨给丈夫包饺子，足见夫妻两人有多么恩爱。

在当时的旧时代环境里，高级军官三房四妾者比较多，王耀武的感情却是难得的专一。他跟郑宜兰一共生了六儿一女七个孩子。在济南时，王耀武一家住在何思源的别墅里，附近有一所很著名的小学，孩子们去那儿念小学。

济南战役爆发前，王耀武让家人先迁往青岛。郑宜兰带着7个子女，加上王鲁云的两个堂兄弟，还有一些护卫，先去青岛，又从青岛去了上海，之后坐飞机去了香港。在上海时他们已得知王耀武被俘的消息，他们知道得比报纸要早一天，第二天各大报纸就刊出了消息。

王耀武曾给家人留话说：“假如我有不测，你们可以去香港，不要去台湾。”这是他的临别嘱托。所以郑宜兰就带着王鲁云他们9个孩子从上海去了香港。事实再次证明王耀武是一个明白人。据说后来蒋介石身边有人曾提议把王耀武家人全部“弄死”，所幸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同意。

当时去香港并不顺利，郑宜兰没钱买去香港的机票，和孩子们困守在上海。上海的物价飞涨，钱贬值得太快，上午一小篮子的钱可以买一个面包，下午就得用一大篮子的钱去买了。终于有一天，有人敲门，进来一位王耀武的副官，他说王将军是对他有恩的人，他无论如何也要让王将军的家人顺利去香港。结果郑宜兰和孩子们就坐上了军机。

香港混杂得不得了，那里不只有中国人，还有各个国家的各色人等。王耀武曾嘱咐郑宜兰和孩子们，不要说从哪里来的，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们很谨慎的。当时孩子们都在念书的年纪，都去上了学。但他们只有很少的钱，一家人挤在一个大房子里，出门坐公交车。9个孩子要吃饭，衣服倒还在其次，毕竟9个孩子都有校服。

初到香港，全家还想着要救王耀武，曾经上过当地人的两次当，花了两三万元，后来就算了，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孩子要吃饭，而且也没有大数目的钱。

1946年8月，王耀武与家人在湖北汉口合影

王耀武获特赦后，周总理得知他思念家人，特地派人到香港联系到他的家人，他们得以开始通信往来。王耀武知道自己的几个孩子们都已经平安长大，很是欣慰，唯一难过的是，郑宜兰始终不愿回来。

彼此隔断十几年，孩子们都已经长大，郑宜兰跟着几个儿子移民到了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已经上了年纪的郑宜兰，动荡奔波了那么些年，好不容易等到在儿孙身边享天人之乐，实在不愿意再来回折腾了。为了让王耀武放下，以便在北京再找一个人来照顾自己，郑宜兰主动提出了离婚。即便如此，突如其来的离婚，对王耀武的打击还是非常大。

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一直都住在香港。1965年的一天，王鲁云家的电话响了。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电话。那时候很少有人知道王鲁云他们是王耀武的后人，但费彝民轻易就找到了他们。在大公报社，费彝民告诉王鲁云，是周总理问她父亲家人在哪里的，她父亲就说在香港。总理就指示费彝民寻找他们，并邀请他们去北京与父亲团聚。

费彝民问王鲁云：“你们夫妻俩去北京怎样？”王鲁云的先生有工作离不开，于是王鲁云就带着当时只有7岁的大女儿黄惠珍去了北京。

王耀武女儿王鲁云（中）及她的四个女儿

她们坐火车去了广州，又坐飞机去了北京。在通关的时候，检查人员要打开她们的箱包。费彝民以手轻轻按住箱包，对检查人员说“不要开”，于是她们一路很顺利。

王鲁云在回忆中说，北京的街灯很暗，是一个大冷的天，人们都穿着很朴素的棉袄。到了宾馆，王鲁云见到了杜聿明、郑洞国、宋希濂、廖耀湘等五六个旧时的伯伯。她请他们吃饭，从友谊商店买了烟、肥皂、牙膏、牙刷、花生米、糖果……那时在北京，这些东西还是很稀罕的。她每个人送一兜，他们拿着礼物，都高兴得不得了。

见到王耀武，王鲁云当时心疼难过，但又不想让父亲知道，就努力忍着。她叫一声“爹爹……”王耀武应声还是一口的山东泰安口音。这一幕，感人泪下。

王耀武一一询问了家人的情况，又问王鲁云：“没有男孩子，公公婆婆对你还好吧？”当时王鲁云已生下3个女孩子，她的回答当然都说好。

王耀武精神状态还好，他那时得了帕金森病，医生让王鲁云从香港买一些药来。

这次见面只有一周时间。但毕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王鲁云心里还是颇感安慰的。

对于王耀武来说，虽然没能等回自己的妻子，但他最疼爱的女儿的到来，还是给他带来了足够的欣慰。

在见到女儿王鲁云一年后的1966年，王耀武在周恩来关心下，与北京八十二中教师吴伯伦结婚。吴伯伦贤惠能干，细心体贴，与王耀武生活得很幸福。1968年，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高干病房，享年64岁。

1980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廖耀湘等3人补开了追悼会，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芷江受降后王耀武（左一）与众将领交谈

作为王耀武唯一的女儿，王鲁云也是王耀武后人中唯一留在香港，但与大陆有多方联系，关心热爱中华文化的子女。

王耀武生于山东泰安，又曾出任国民党山东省军政统一指挥部主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对于山东，他有一种深厚的历史联系。同样，王耀武的女儿与外孙女们也与山东有很多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王耀武的大外孙女黄惠珍，曾是山东省政协委员，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替外祖父回报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