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这个被称为晚清“中国最有名望之人物”，一生中，“从未做一稍有荣誉之事”，而其贪黩之声，却遐迩中外，直可与前清的和绅比肩列坐。在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置国家衰弱民族危亡于不顾，唯利是视。“彼于官场中实为一罪大恶极之人”

（一）行贿钻营

道光十八年（1838年）奕劻出生。其时，家道由隆而衰，作为一皇族，已是贫困不堪。

协理大臣相当于现在什么官职（协理大臣是几品）

奕劻的祖太王爷永粪系乾隆皇帝第十七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他与嘉庆皇帝是同母弟兄。嘉庆四年（1799年）仁宗亲政后封其为惠郡王，不久改封为庆郡王，是为清朝第一代庆王。嘉庆二十五年永璘病危，仁宗亲往视疾，晋封庆亲王，死后谥号“僖”。按清朝惯例，一般的世袭爵位都是降一等承袭，即亲王之子袭郡王，郡王之子袭贝勒，贝勒之子袭贝子……永璘逝后，其三子绵慜例袭庆郡王，成为清朝第二代庆王。道光十六年绵慜去世，溢日“良”（奕劻因之称“良太王爷”）。绵慈无子，奉旨以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綵为嗣，再袭郡王一次。庆王族系从此衰落。道光二十二年奕綵因在孝服中纳妾，下宗人府议处。奕綵行贿请免，水璘第六子辅国公绵性觊觎王爵，行贿谋袭，事发，奕綵夺爵，绵性发配盛京（今沈阳市）。道光二十九年，十二岁的奕劻（绵性子）承袭辅国将军爵。庆王族系至此由亲王降到了辅国将军。

然而，就是这个辅国将军奕劻，非但没有使庆王族系继续下滑，反而开始升腾飞跃。咸丰二年（1852年）封贝子，威丰十年晋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大婚，加郡王衔，光绪十年（1884）晋封庆郡王，由此恢复了家族的荣誉。但奕劻不以此为满足，继续钻营，青云直上。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寿庆，又亲旨晋封庆亲王，光绪三十四年更获得亲王“世袭罔替”（世代父死子袭）的最高待遇。但还没容他的子孙承袭王爵，为他授爵的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覆没了。奕助是清朝第三代庆王，也是最后一代庆王。

威丰十一年“祺祥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成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首脑。其秉国，政刑擅专，顺者昌，逆者亡，权势熏天。奕助对慈禧太后言听计从，百计奉迎，无所不至，由是渐见信任。自同治六年后，他历任镶红、镶白、镶黄旗蒙古都统，镶白、镶黄、正蓝、正黄各旗满洲都统，镶黄、镶蓝各旗汉军都统，挤进官场，所在纳贿，聚敛财货，转“孝敬”慈禧。

晚清政治腐朽，卖官鬻爵，货赂公行，朝野上下贪污受贿之风日盛一日，连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不例外。史载，慈禧“好贡献”，日以积蓄为事，到晚年，资产达二千五百万磅，“遗产之富，为满清所罕有者”。作为官迷的奕劻不能不投其所好。他除将其第四女即四格格送进宫中，陪伴慈禧纵情玩乐，日进甘言外（四格格最为慈禧宠爱，奕劻的飞黄腾达与之大有关系），再就肆行贿赂，“岁费巨亿”，竭其禄俸所入兼广纳货贿还不够，后与袁世凯交结，月有贡品到京，珍宝奇巧填塞慈宁官。慈禧太后满心欢喜。

奕劻由于深得慈禧宠信，官运享通，扶摇直上。同治十一年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次年会同醇亲王奕譞办理海军事务。其间，勾结奕譞、李鸿章等，挪用海军军费一千多万两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之用。

奕劻的丑行，深受慈禧太后赏识。光绪十二年慈禧命奕锄在内廷行走，同年使与英使欧格纳订立《中英缅甸条约》，承认英对缅甸之主权，次年又与法使恭斯当续订《中法越南界务专条》及《商务专条》，开龙州、蒙自、蛮耗为商埠，出卖国家主权。光绪十七年命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六十万寿。还在两年前，慈禧即派奕助与礼亲王世铎总办“万寿庆典”。两年中，奕劻颇为卖力，为筹办庆典物品多方奔走，效尽犬马之劳。这次庆典，共计挥霍白银不下一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岁入的六分之一。也正是在这次“万寿庆典”中，奕劻爬到了庆亲王的高位。

慈禧庆寿之年，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击沉高升号舰，中国官兵七百余人罹难，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攻占平壤，十八日挑起大东沟海战，几百名官兵壮烈殉难。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占领大连、旅顺。中国处于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而慈禧、奕劻等置之不顾，沉醉于“喜庆”之中，“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岂非咄咄怪事！慈禧“万寿”和奕劻的“走红”、“荣升”，凝聚了多少将士和劳动人民的血泪！

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有识之士，无不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奔走呼号。光绪二十四年酝酿已久的改良主义思潮，终于发展为戊戌维新运动，暗暗长夜透露出一缕晨光。然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助，作为一个关键性人物，为保全既得利益，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沆瀣一气，极力阻挠变法运动，对光绪皇帝命议施行的变法事项“抑压迟迟”，对康有为建议开设制度局一事，以“成宪昭垂，法制大备”为辞，予以全盘否定，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终于与慈禧等顽固派一起扼杀了维新变法运动。

戊戌政变后，奕劻对遍地而起的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极为仇视，表示要“严拿为首之人，从重惩办，以靖闾阎而消隐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太后偕光绪帝狼狈西逃之时，留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联军议和。谈判中，他卑躬屈膝，甚至向联军统帅瓦德西表示“吾深望以后中外成为一家”，忠实执行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光绪二十七年，他代表清政府与英、美、俄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奕劻与侵略者关系颇深，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期间，京城的王公府第大多惨遭践踏，而庆王府因得到联军的保护而安然无恙。由于奕劻卖国有功，益受慈禧青睐，出任外务部（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大臣，光绪二十九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年领班，兼管外交、财政、练兵等事，总揽清廷大权。宣统帝即位，虽有载沣摄政，但奕劻仍不失为影响政治之强有力者，举凡朝廷大政之失，无不与其有关。

（二）百般聚敛

晚清对“权利”这一名词，往往析为“权”、“利”，赋予特定的涵义。未得权，不惜丧名屈节以求权；既得权、又不惜丧名屈节以求利；既得利，更荒淫奢侈，无所不为。奕助正是这种“贪权”、“贪利”、“贪色”之辈。经过苦心钻营，其权势愈来愈大，而利欲也随之膨胀。

在奕劻没显达之前，穷困潦倒，“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藉以略增其收入”。有时甚至上朝穿用的官衣，还得去到当铺中取黩。然而，后来却一跃成为京中首富，其聚敛之术堪称无比。

我们姑且不论其如何聚财，不妨先粗制一个他生活方面的“备忘录”：

先看奕劻的住宅，座落在北京西城定府大街的庆王府，威丰元年奕劻刚搬进时仅有房屋一百六十多间，“到奕劻时又在府内大兴土木，修建了万字楼和戏楼等处，建筑华丽精致”。“其中房屋分五个大院落，大小楼房约近千间，大门口是纯粹封建王朝的特殊形式，朱红大门。院内主房有九处，高大如宫殿，只是屋顶为泥瓦而不是琉璃瓦”，

——庆王府费用每年“三十余万，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

——皇族载润说：“常闻人云，奕劻为贝勒时，家道甚窘，到光绪三十三年，我守护西陵任满回京，见其邸第扩充三倍，焕然一新。至次年二月二十九日伊作寿时，近支晚辈王公和蒙古在京王公暨各部大臣等无不前往祝寿，我亦前去。伊设宴、演戏，大肆铺张，其子载捜夸耀于人日：此一日用费不下万金。按其当时的豪奢举动，绝非亲王之所能办到者。”

——宣统年间、革命军起；北京某报，还有其他几种资料，均披露奕助私有金银珠宝衣饰详单所值在现金亿两以上。

如此大兴土木，挥霍无度，且能积蓄亿万资财，资金从何而来？看来只有“贪”之一途。

奕劻贪墨，当时朝野上下，路人皆知，有人就曾指出，“醇王奕環之贪黩，远比恭王为甚；而庆王奕劻之贪黩，尤十倍于醇王，此已成为晚清北京一般之奥论。”而其聚敛的手段，也是花样百出，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不一而足。

北京有个崇文门关卡，向被认为利之渊薮，需索“最侈且暴”，不仅商贾视为畏途，而且“凡外官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即如左宗棠进京觐见，行经崇文门，也受“门者留难，索巨贿，始放入。”皇室亲贵有出任崇文门监督者，无不立见其富。奕劻由于得到慈禧太后的格外青睐，同治、光绪年间，就曾五次得到崇文门关正监督的肥缺，侵吞巨额税款。

地租收入是奕劻又一大财源。

奕劻并不经营土地，却坐收“带地投主”而来的源源不断地租。所谓“带地投主”，是大小地主对政府纳地租的一种避重就轻的形式。当时大小地主对政府直接交纳的地租不但租率高，而且常常被租吏勒索挑剔，因此不少地主将自己土地投到王府名下，诡称王府土地，每年只向王府缴纳比较少的地租，就可以安然而不被税吏勒索。当时依附在奕勤名下的土地就有千顷之多，散布在华北、东北、内蒙等地。这样一来，奕勤轻而易举地从地主剥夺农民得来的地租中瓜分出来一部分，至于这种“带地投主”对清政府的统治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似乎与他无关。此外奕劻还经营典当多面，“挟势敛财”。

至于奕劻鬻卖官爵，广收“门包”、“运动费”之类，更是公开的秘密。据当事人回忆说，奕劻见钱眼开，谁要有事去求他，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要办的事情，当面将一个装有银票的红纸包递给他，说一声：“请王爷备赏”。他接过来看一看，虚情假意地说：“您还要费心。”随手把红包压在坐垫下面，这样就算是交易已成。杨士骧就曾以银十万两贿得山东巡抚。他如袁世凯、徐世昌、赵秉钧、唐绍仪等等，莫不以重贿破格擢用，就连吴禄贞之得第六镇统制，也曾花了运动费二万两。吴是当时很有声望的军人，奕劻尚不肯轻易放过，其他更可想而知了。

奕劻当国时，有一个名叫董遇春的粗野之人，与奕劻颇亲善，“动以万计因之，连捐带保至直隶省候补道，一时大僚有以裁缺而反得高位者，有以升任而进不已者，有不论阶级而速化者，有以废员而破格起用者，皆缘之以进。闻一次费多至十数万，少则数万，其陆续费用亦至十数万数万不等，其他万千以下之数，道府以下之官更仆难数”。因董能为奕劻广开财源，甚“博得庆邸欢心，爱之重之在其他亲友之上”.

奕劻本是一个追名逐利、贪鄙成性之人，可他满口“澹如斋”、“澹如斋主人”，把自己装扮成澹泊如水、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清官，还叮嘱他的子孙操守“四留”之训，即“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其子载振就根据此训名其别墅为“乐有余堂”。另外，他还将庆王府库存许多他认为不费重的物品，诸如文玩、字画、玉器、瓷器等，委托“品德祥行”代为拍卖，以“表示穷困”、“掩盖社会上的耳目”。

但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奕助的秽声丑行，早已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人们讥讽奕劻领衔的军机处为“庆记地皮公司”；还有人在北京出版一种石印画报上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一个老头，头戴双眼花翎的朝帽，戴着大眼镜，身着袍褂朝珠，手里拿着一把农民用的粑子，在地上楼银元宝。这足可说明他当权时的贪污情况和人民的怨恨了。而其贪鄙害政、误国贼民的行为，更激起言官的交章弹劾。从光绪末年直到清王朝崩溃，弹劾奕助之案接连不断，成为清末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我们不妨再顺着这条线索看看奕助的丑态和矫矫不阿的言官的命运。

光绪三十年三月，御史蒋式瑆首揭其奸，说他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汇丰银行收存，该亲王自简授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露不计外，尚能储此巨款。朝廷以查无实据为辞，令蒋回原衙门行走，以示惩罚。

继蒋式瑆之后，又有“台谏三霖”即赵启寐、江春霖、赵炳麟站了出来，捋虎须而探虎子。赵启霖弹劾奕助案更演成波及全国的“丁未政潮”和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光绪三十二年，奕劻子载振受慈禧之命前往东三省查办事件，道经天津，见到一个色艺双绝的歌妓杨翠喜（直隶通州人，家贫为妓，名噪津门，为一时女伶之冠），为之倾倒。天津道员段芝费以为奇货可居，便以一千二百两银子将翠喜从大观园戏馆赎出，待载振回来时献上，并从商会王竹林处借得十万两作为奕助寿礼，谋得黑龙江巡抚缺。载振大喜，欣然受之。光绪三十三年东北改设行省，段芝费果然如愿以偿。以道员升任巡抚，前所罕见，举朝震惊，御史赵启霖起而弹劾，将奕劻父子丑行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且说：“段芝贵无功可记，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界之专，椎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然而，奕助不仅巧为弥缝，蒙混过关，而且还与袁世凯勾结一起，党同伐异，采用卑劣手段，搞垮了赵启霖和较有政治才能的军机大臣翟鸿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

奕劻是慈禧的宠儿，慈禧死后，监国摄政王载沣也不得不受他的挟制。权势之大，“举朝莫敢撄其锋”，“撄其锋者立糜碎”。宣统二年（1910年）一月，御史江春霖“激于忠捆，冒死直陈”，又落得个莠言乱政，有妨大局，命回原衙门行走的下场。同年，资政院通过弹劾奕劻案，“折上后，奕劻见之甚怒”，竟将议长溥伦“叫至板房（车机处）痛加申斥”。

奕劻之所以如此器张，亦非偶然。清王朝自乾隆信任和珅之后，经嘉庆、道光两朝，贪驻枉法、收受贿赂之风日渐盛行，到晚清光绪、宣统时达到了顶，点，成为普天之下的恶习和公害。奕劻不过是晚清腐败官僚群的缩影。

（三）沽售国柄

王闿运在《祺祥纪事》把清王朝的覆没归结于统治集团之“贪黩”，那是说到点子上了的。而奕劻贪财竟将国柄转手卖给了袁世凯，真是财迷心窍，昏聩之极。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椅子弟。光绪二十一年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此人素有野心，权欲特盛，擅长奉迎拍马，也是一个秽声远播的贪官。在奕劻没有入值军机以前，他全部心血用于巴结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旋充军机大臣要职的权臣荣禄，肆行贿赂，无微不至，居间谄媚慈禧以邀荣宠，而对权势稍轻，时为外务部领袖的奕劻，则难以满足其贪婪之欲，无怪乎奕劻不时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在光绪二十七年后，荣禄躯体欠佳，竟至卧床不起，恐怕不能久于人世，而奕助入值军机的风声不断吹进袁世凯的耳际。袁世凯转而交结奕助。当时袁世凯遭心腹杨士琦给奕劻送去十万两银子，预祝奕劻入值军机，奕劻见了十万两一张银号的票子，初犹疑为眼花，仔细一看，可不是十万两吗？就对杨士琦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士琦回答得很妙，他说：“袁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慈禧太后），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奕劻听了，不再客气。等到荣禄死，奕劻出任军机大臣，杨士琦的话，并无丝毫含糊，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奕劻及福晋（妻妾）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甚至奕劻的儿子完婚，格格出嫁，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无不悉由袁世凯预为布置，不费庆王府一分一厘。事实上，奕劻贪权固位，也需要这样一个手握重兵的汉族军阀作为自己的“灵魂”。“钱可通神”，经过“孔方兄”的穿针引线，奕劻就范于袁世凯，与之朋比为奸。奕劻让子载振与之结拜，遇缺极力保荐；袁世凯晋升不已，当然也就馈贿不已。“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袁世凯，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材，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其结果，朝野上下遍布袁世凯党羽，成为不可摇撼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奕劻、袁世凯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招致言官接二连三的弹劾，不能不使慈禧太后疑虑丛生。为预防不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免去震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调为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阳为升迁，阴夺其对北洋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为时已晚）。又过了一年，慈禧忽听袁要废光绪、立奕劻之子载振为帝的谣传，着实大吃一惊。奕、袁关系太密切了，外间盛传朝廷大政皆由“袁世凯言之，庆王行之”。自己年事已高，难保不变生肘腋，奕劻贪污不堪，与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朝野比之严嵩父子，将来无论如何不能再委以“大任”。十月十四日（11月7日）慈禧病势危笃，在面临“交班”的紧要关头，将奕劻支到东陵去查看菩陀峪万年吉地（慈禧陵墓）工程，防其结袁世凯谋为不轨，还没来得及收拾袁世凯，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月14、15日）光绪、慈禧相继“晏驾”，正在冲龄的溥仪入承大统，改元宣统；其父醇亲王载沣，慈禧弥留之际降懿旨，让他监国摄政，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弟弟。光绪在戊戌政变时为袁世凯出卖，被慈禧囚禁于瀛台。载沣监国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除掉袁世凯，为兄报仇，杜绝后患。可是，当他拿着拟好的将袁革职惩办的谕旨征求奕劻、张之洞意见时，被袁重贿买通的奕劻首先表示反对，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的确，袁的势力很大，载沣不能不有所顾虑。

载沣为人“谦抑退让”，“好逸畏事”，是一个优柔寡断、平庸无能之辈。在奕劻的挟制下，没有断然诛袁，仅“开缺回籍养疴”，铸成了“纵虎归山，养痈贻患”的大错。

度世凯回籍后，戴笠垂钓，纵情享乐，似乎看破“红尘”，决心“退隐林泉”了。其实，他在静观时态的发展变化，期待东山再起。

溥仪即位后，奕劻等当权者对外卖国对内残暴掠夺的政策，激起了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抗捐抗粮运动、抢米风潮、保路运动、会党起义等等，此伏彼起。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在湖北武昌发动武装起义，揭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全国各地，闻风响应，纷纷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宣布独立。袁世凯看时机已到，又向奕劻着实贿赂了一笔很大的数目。奕劻一方面放出风来，说他已年老，非袁世凯出山不能力挽危局；一方面与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连为一气，压迫载沣用袁。载沣虽极力反对，最后还是不得不“任听摆布，忍泪屈从。”初发布上谕，任袁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不就，继之让其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原任奕劻辞职，改任弼德院院长），组织责任内阁，总揽军政大权。清廷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袁世凯手里。当他利用武力镇压了北方的革命运动后，便开始演出“逼宫”的丑剧。

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手捧要清帝逊位的奏折，来到故宫养心殿，装腔作势地痛哭流涕、断断续续向隆裕太后诉说民主制如何优越，劝隆裕“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否则皇族就要遭到“靡有子遗”的可悲结局。隆裕为人，庸碌无识，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听了袁世凯的一番恫吓，吓得举止失措，连忙召集皇室亲贵，商量对策。载沣表示反对，愤而辞去监国摄政，退归藩邸。此时奕助的灵魂完全为袁世凯的重贿收买，力主自行退位。为迫使清廷屈服，竟当众耍起撒谎的花招。他在应隆裕召对时，进宫即对大众声言：“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旋至听候召对室，又复申前言说：“革命党已有六万之众，势难与战”。当时就有人嘲笑说，“数分钟内，革命党军队又增加了一万之众，何其如此之速耶！”奕劻此举，并非他能“顺从民心”，认识到共和对国计民生有何好处，正如载沣胞弟载涛所说，他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廷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心上。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屈服了，她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的清王朝至此覆没了。

奕劻售柄袁世凯之后，便回庆王府“纳福”去了。不久，他携眷到了天津，用贪污来的钱购买了一幢中西合壁、富丽堂皇的楼房，从此，闭门谢客，深居简出，过起隐居式的生活来。至民国六年正月初六日（1917年1月28日）默默无闻地病死。溥仪听说，愤愤地骂道：“奕劻贪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