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铁成

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中共六大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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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河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国际通商口岸。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以这条铁路为纽带，绥芬河市曾与海参崴、哈尔滨同步发展。曾有美、英、澳、日、朝、俄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贾云集于此，时称“东方旗镇”“国境商都”。绥芬河市的南、北、西三面与东宁县毗邻，东与俄罗斯远东最发达地区——滨海边疆区接壤，边境线长达26公里，是连接中、俄、日、韩、朝等陆海通道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

20世纪20年代，大多中共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以及派往苏联学习、工作的同志是经过绥芬河出入境的。

1927年的八七会议，面对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要在六个月内准备召开六大。中共六大是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要解决的问题既繁多又重大。在苏联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六大代表怎样才能安全地到达莫斯科是一个难题。

为保证代表们能够安全抵达，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给予了大力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参加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夫具体负责代表们的旅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绥芬河、满洲里等地的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

参加大会的代表主要从绥芬河和满洲里出入境。据考证，从绥芬河出境的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龚饮冰、李文宜、杨之华、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龚德元等19人；从绥芬河入境的六大代表有周恩来、邓颖超、李立三、蔡畅、邓中夏、杨之华、向忠发、张国焘、龚饮冰、罗章龙、项英、毛简青等51人。

走绥芬河路线的，由哈尔滨乘火车，到达绥芬河后，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被安排在他家休息吃饭。到了晚上，由这个苏联人带路过境，需要翻山涉水，走很长一段路，第二天早上才能到达苏联境内。然后先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路上需要走一个多月。哈尔滨接站尽量不安排这条路线，但有时来哈尔滨的代表多时，就得分散行走，曾安排过一两次。据史料记载，第一次安排蔡畅、龚饮冰，第二次安排瞿秋白等四人。

安徽代表龚德元、河南代表李鸣、云南代表王德三和两名广东代表编成一组，组长李鸣。按照上海中央交通处交代的地址，龚德元和李鸣携接头物品——一只火柴盒，盒底有五个小眼，表示五个人，在哈尔滨道里十六道门与共产国际东方交通部交通站接上了关系。此后，代表们的行程由国际交通员具体安排。6月初，代表们在国际交通员带领下，于夜间从绥芬河徒步跨越中苏边境，拂晓时抵达苏联边境城市双城子，然后从海参崴乘火车直抵莫斯科。

中共六大结束后，有一些代表留在苏联学习或工作，多数代表分批分散回国。中央又派龚饮冰等在哈尔滨设立了交通站，负责接待六大代表回国后奔赴各地传播六大精神等相关事宜。代表们的入境地点不同，有从满洲里入境的，有从绥芬河入境的。

代表们回来时，通过绥芬河到哈尔滨后，住在楚图南家的是王德三，住在别的地方的有周恩来、罗章龙等人。他们昼伏夜行，路上又逢大雨，衣服都淋湿了，文件都是捆在裤带里，也都湿了。龚饮冰回忆：“周恩来就是从绥芬河入境的。一同回来的还有罗章龙、王德三同志。他们是通过绥芬河入境的。”

1928年8月，罗章龙与项英等20多人从莫斯科起程回国。两星期后，到达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由于铁路被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淹没，决定改乘轮船前进。汽轮行一昼夜，再乘火车，及抵海参崴，已是秋末冬初。

在海参崴红河子的一个小山庄，停留一星期，等待跨越国境。山庄主人名尼考夫，年四十许。为保密起见，禁止客人外出。某日傍晚，主人宣称今晚起程，带着他们循山边小河畔步行前进，约10公里至山岗，改穿红军制服披外套，乘坐马车，继续乘月色前进。途中丛草没胫，巨蚊叮人极痛，约一小时后下车步行七八里，遥见前面横一小溪，尼考夫嘱咐他们脱去军装，轻装涉水前进。尼考夫头系白巾，所有人望其背影摸索前进。

此时，众人是穿桦皮凉鞋，手扶短棒，俯首弯腰，越过溪流，后经一村落，到一狭长丘林地带。四顾悄无声响，尼考夫令他们徐行，过一设置障碍物沟渠，遂抵一处。尼考夫表示已到达目的地，并叫他们席地而坐，休息片刻，整理衣服。顷之，黑暗中闪出一青年向导，引他们快速步入绥芬河车站，并交给每人当晚西去卧铺票一张及旅费、途中日用必需品等物。

经海参崴从东北回国的还有山东的六大代表丁君羊（丁基实）和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爱人于培真（于佩贞）。他们从莫斯科经赤塔到海参崴，然后转向西南到绥芬河跨越国境，乘火车到哈尔滨。顺直代表团的刘慎之也是从海参崴经绥芬河回国的。

责编：刘忠辉

编审：郑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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