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仲信

近几年，随着《长江支队：从太行到八闽》纪录片的热播，尤其是百年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推进，更激起人们对干部南下工作的关注，也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为配合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迎接二十大活动的开展，纪念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75周年，笔者愿捧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大家一起分享。

千里跃进大别山路线图（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干部南下，是一个历史称谓。指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为顺利接管南方广大解放区，而派遣的大批干部队伍。他们来自北方老解放区，冒着未散尽的硝烟，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入新解放区。像钢筋铁骨一样，在新区各地接管与建政工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不仅保证了新解放区的开辟与建设，还推动了南北融合和文化交流。他们在中共党史与共和国建设史的精神谱系构成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大，地位比较突出，对后人具有很大的教育作用。

南下优秀干部谷文昌雕像

中共中央决定调派大批干部南下，完全是适应当时形势而做出的重大决策。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内战很快全面爆发。在经过两年“拉锯战”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军占领国土面积迅速扩大，东北、西北、华北、华东解放军反攻势如破竹，并取得决定性胜利。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领第一批12万大军，从山东寿张至鄄城150公里的黄河北岸，一举突破黄河防线。战略反攻从鲁西南发起，仅一个月连续作战，就歼敌4个师部，9个旅，共计6万多人，可谓旗开得胜。之后，又以30万大军，一举跃进大别山，跨过淮河，直逼长江，直接威胁着武汉、南京，使解放区人口扩大到4500万。

新解放区的开辟与扩大，必然造成国民党势力的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那些失去了军队庇护的各级政权不得不纷纷垮台，一时间各地出现政治“真空地带”。各路解放军，所向披靡，攻下一个县城后，又急着攻占下一个县城，那些攻克未占的新区，急需行政人员接管、建设与发展。加之一些即将被解放军攻下，将成为新解放区的地方，也急需要准备大批干部。一时间，各地要求中央派遣干部的电报，如同雪片般飞来。

早在1948年8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建议，注意提前准备干部，并介绍中原局的经验。那就是提前根据行政区划，配备好县区以上领导干部，随军行动。“一路展开，收效必快”。各路军政要员，直接面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也不计其数。

1948年9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次会议除讨论军事斗争方针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广大新解放区准备接管干部。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为确保新旧政权顺利过渡，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0000至40000名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随军前进，能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按照“九月会议”的方针，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

为迅速准备上述干部，中共中央按照区域进行任务分解，其中华北15000人，华东15000人，东北15000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并要求各地，务必在1949年12月底前，完成抽调工作。

尽管各地把此项工作摆在要位，并紧锣密鼓地推进，但由于形势发展得太快，整体工作仍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使工作跟上形势发展，自“九月会议”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央就接连发出3个抽调干部的指示。强调超任务，保质量，快到位。

长江支队南下福建的行军途中，群众夹道欢迎

抽调干部与接管工作千头万绪，但干起来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有一定规律可循。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提前组建干部工作团或队，跟随部队前进。例如，部队占领一个县城后，负责接管该县的干部队伍随之进入，宣布成立县委、县政府，以及包括群团组织在内的相关部门。接管干部按照提前的职务安排分别就职，接管建政的工作随之展开。

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这些接管干部工作的人员及其区域分布如下：

（一）南下（西进）支队

根据中央要求，华北局于1948年10月底，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按照区域分配任务。强调各地组建从区委到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如北岳、太行、冀南、冀鲁豫等5个区党委各抽调1个区党委班子，随时准备南下。经过紧张筹备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冀南区共派遣20000余名干部，南下荆楚大部分地区。同时，抽调一部分干部，随二野前进。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负责接管赣东北地区。另有一部分干部队伍随二野进军大西南，组建“西进支队”，成为接管贵州的主要干部群。

（二）长江支队

根据中央指示，华北局又于1948年12月，再次从太行、太岳两个地区，抽调4500名干部准备南下。此次主要抽调区党委、行署以及机关干部，包括1个区党委，6个地委（专署），30个县委（县政府），200余个区委（区署）。这批干部，经过在河北省武安县培训后，于1949年4月25日出发南下。其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支队负责人为冷楚和周壁。该队原计划接管苏南，后因该地解放步伐快，长江支队未赶上，而被别人补缺，将长江支队改派到福建，成为接管福建的主要力量。

（三）晋中南下工作团

1949年2月，晋中区党委决定，从现有干部中抽调一半干部南下。同时，合并来自太行、冀中区，以及察哈尔省的南下干部，组建晋中南下区党委，后改名为“晋中南下工作团”。该团下设6个地委（专署），36个县委（县政府），以及200余个区委（区署）班子，共计3000余人。工作团负责人为武光、周小舟，在石家庄集中培训后，接管湖南长沙、衡阳、岳阳等地。

（四）东北南下干部大队

“九月会议”后，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川，按照上级分配给其6000余名干部的要求，从9个省级行政区抽调干部，并按照行政区划，组建9个大队，号称“东北南下干部大队”，并分为1大队，2大队，一直排到9大队，负责接管南方的9个地区。该大队紧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主要负责接管江西省的一些地区。

（五）四野南下工作团

第四野战军入关以后，负责攻略两广与两湖等地。原有的东北南下干部大队已难以满足需要。报经中央同意，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组建南下工作团，以谭政、陶铸为正副总团长，面向京津地区学生和知识分子招收南下干部，附带华北地区抽调12000余名干部，按照“总团——分团——大队——分队——小队”的组织结构进行归类，分别对应区乡级以上政权。经过培训、甄别以后，共计9000余人参与工作。该工作团，主要负责接管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含海南岛）等省区的工作。

（六）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华东局于1948年12月25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务必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完成并超额完成中共中央下达的15000名干部抽调任务。由于在华东区山东省是老根据地，干部队伍较成熟，因此，该地是抽调干部的重点区域。在山东分局的努力下，华东局最终完成抽调干部任务20000多人，超出了中央下达任务。这些外调干部，经过培训后，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主要接管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的城市。

（七）华东随军服务团

根据中央指示，第三野战军粟裕、张鼎丞所部负责攻取福建省。由于前来接管福建的长江支队人数有限，而随三野南下的干部，加上当地的游击队，仅能勉强配备县区以上党政主要干部，其余专业干部更加匮乏。福建尚有几十个中小城市，如福州、厦门、泉州等，近代以来，对外经济较为繁荣，因此需要一批有较髙文化且熟悉城市管理的干部前来接管。为解决这一问题，1949年6月17日，华东局建议在上海招收3000名知识青年或职工到福建。并征得中央同意，经上海青工委和学联发动，招收学生2000余人，加之抽调干部200余人，共计3000余人，组建“华东随军服务团”，以张鼎丞为团长，10月底抵达福建，负责接管福建的工作。

（八）西南服务团

其是华东局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为了接管西南而组建的一支干部队伍。根据中央部署，二野进军大西南。为了准备接管干部，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华东局决定在上海和南京接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随军前往大西南。该接管队伍被命名为“西南服务团”。1949年6月12日，该团在上海成立后，遂成为后来接管川东、川南、贵州、云南等地政权的重要干部来源。

（九）西南入川工作团

与西南服务团接管川东、川南等地不同，川西和西康，则由晋绥分局组建的西北入川工作团共同负责接管。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为团长，组建西北入川工作团。并从晋西北、晋西南抽调地委、县委及以下领导班子共计3600多人。经过培训后，跟随18兵团南下，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该团经秦岭入川，经川北、川西，一路接管重庆、成都，以及成都平原各县和西康省。

综述以上情况，能够看出在抽调大批干部南下工作中，华北局做得是比较好的。从抽调人数上说，超额完成了任务，共计派出21499人，超17000人任务近30%；接管建政的面积比较大，共涉及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贵州等6个省区都派出了素质较高的接管干部。

冀南区党委执行中共中央与华北局的要求比较坚决。从1947年7月至1949年4月，共组织三批7000多名干部南下作接管工作。其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是第三批，一次就抽派了3400多人。

按照中央要求，冀南各级领导班子一分为二，即一半留任，一半南下。南下人员共组成1个南下区党委（含行署和军区机构），6个南下地委（含专署与军分区机构），每个南下地委组建5个南下县委（含县政府），共30个县的架子，每个南下县委组建6至7个区级机构，共计4300余人。各地委人员来源是，1、2、3、4、5地委（治所在临清、夏津、肥乡、南宫、衡水）抽组。6地委为新组建，由原冀南区所属5个地委各抽组1个县委建制，构成所辖县建制，6地委机关的组成人员则由区党委直属机关和地委机关分别抽调。

冀南南下区党委班子于1949年春节前后组成：区党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乔晓光，组织部长郭森，宣传部长髙元贵，秘书长韩宁夫。冀南南下区党委及其所属各地委和各县委建制组成后，为适应随军南下的形势，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支队（南下区党委）、大队（南下地委）、中队（南下县委）等建制，原冀南军区参谋长孙卓夫任冀南支队司令员，原冀南军区武委会副主任韩克华任支队参谋长。

冀南南下区党委所辖各地委的主要成员是：1地委书记郭清文、副书记杨新一，专员梁向明；2地委书记周惠，专员赵墨轩；三地委书记袁崇德；4地委书记柴保中，专员孙云英；5地委书记陈登昆，专员张海峰；6地委书记王含馥、副书记王浩，专员李夫泉。

1949年3月初，冀南区第三批全体南下干部，先后赶赴河北省威县县城附近集中培训。除了学习文件，进行思想动员，专题辅导，领会接管管理城市与社会的经验外，还根据上级规定，明确了照顾南下干部的一些优惠政策：（1）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兑现；（2）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给予补助；（3）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4）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家探亲、安家、告别，限期回单位；（5）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可暂不出征，待新解放区稳定后，派专人来接等，以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编培训后，1949年4月3日，于威县方家营村举行欢送南下干部大会。之后，在冀南区南下区党委率领下，全体南下干部以地委（大队）为单位，徒步奔向目的地。5月下旬，根据形势发展，中共中央与华北局调整南下支队去向，由原定去江苏丶浙江一带，改为一部分去湖北，大部分去湖南新区，进行接管建队工作。其中5地委原建制的全体干部和区党委机关大部分以及6地委的一部分人员，共计600多人，由王任重、高元贵、韩宁夫，以及韩光华、苏钢等同志带领去湖北省，其余3700多人，确定去湖南省工作。

进入湖北后，1949年5月，王任重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政府副主席。年仅32岁的他，在协助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李先念工作中，无论运筹帷幄，还是决胜千里，所显示的才能，处处都深得李先念赏识。

1954年7月，武汉市遭遇破纪录大水灾。身兼武汉市委书记的王任重，广泛听取意见，实施科学排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此举，又深得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致好评。

1954年以后，王任重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一干又是10余年。在任上，无论谈论汇报工作，还是接待陪同，以及谈论古今文化，都深得毛泽东赞赏。被称为“华北第一才子”。

1979年之后，王任重调任中央，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任重是南下干部的杰出代表。冀南人总以曾经受过王任重领导为荣，以王任重的才能与作为而自豪。

冀南区所辖的三地委（其治所在肥乡县三里堤村，故也称肥乡地委），在抽调干部南下时，始终与上级党组织同频共振，保持一致。全区从1947年开始，先后从所辖的邯郸、永年、肥乡、鸡泽、曲周、广平、邱县、馆陶、大名、元城（大名县一部分）、魏县、临漳、成安、磁县（平汉路以东部分）、南和（一段时间，涉县、武安、磁县西部属于太岳区）等15个县中抽调近800名干部南下。其中比较集中的三批是：

第一批，1947年7月，抽调干部赴大别山地区，共计120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13人。他们是：张新亭，李方炎，康鸿禄，李华堂，胡易之，徐泽南，李勋元，孙荣章，张健三，宋振川，邢绍先，柳林，郭以珍等。

第二批，1947年10月，选派干部南下。去桐柏地区的，仅县委书记、县长就有12人。他们是：苑春芳，王少卿，李运先，韩国治，李亭，陈蕴贤，赵克温，冯金芳，王勤生，王培育，仲凯，白佩珩等。

第三批，1949年3月，从三地委抽调地级干部6人，县级干部14人，赶赴湖北、湖南，及江西省部分地区，做接管工作。他们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支队第3大队”。由该队组成1个地委（专署），包括几个县委（县政府）配套的班子。其领导成员是：地委书记朱效成、副书记田光涛，行署专员袁崇德，地委秘书长万达、组织部长李哲、宣传部长白连成。县委，县政府班子的领导成员是：张力耕，刘亚南，尹之席，栗会川，康日新，张宾清，董早冬，宋子兴，赵文元，唐振生，孔空，张黎民，张惠民，吴用等。

这些干部的任职，到达目的地后又有变化。有的还与不是三地委的同志混编一个县任职。如常德地委委员、市委书记兼市长栗会川到任后，与其配备副职的就是三地委之外的干部。但多数都是按赴任前的配备落实的，如石门县接管的县委书记张黎民，县长康日新；益阳县的县委书记张力耕、副书记孔空，县长董早冬；邵阳县委书记尹之席、副书记张宾清等，都是三地委的干部。

三地委派遣干部时，大家所表现的顾全大局精神，公而忘私境界，十分感人。当时做具体领导工作的三地委书记焦善民，50多年后提起该事记忆犹新，感动不已。

曲周县委书记冯金芳，县长王培育，同为广平县人。他们作为原藉县委，县政府以及基层组织的创建人，从1938年起，就配合一二九师东进纵队、骑兵团共同开辟广平抗日根据地。经过8年出生入死，把日本侵略者从广平赶了出去。期间，冯金芳还调任馆陶县抗联主任。刚进入解放战争，他们带领全县人民正忙于土改、剿匪、建政、支前等，工作热火朝天之际，1946年，组织决定2人同时调出。他们又服从组织安排，到曲周县就职。刚就任一年多，组织又安排2人南下。同时，组织考虑2人都有家庭实际困难。在给他们谈话时，冯、王共同表示，只要组织需要，家庭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一切服从组织决定。

就这样，冯金芳丢下年迈的母亲，以及前妻和不满6岁的女儿。王培育丢下两个未成家的儿子，毅然离开曲周，奔赴南下工作岗位。

冯金芳到河南省，先后任信随县、桐柏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许昌地委书记，河南省建设厅、工业厅、轻工业厅厅长，为河南的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做出了贡献。

王培育先后到河南省邓西县、新野县任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南阳、商丘、开封地委书记，河南省文教部副部长，郑州大学党委书记，河南省5、6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河南省建设与发展，尤其是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

三地委还按照中共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要求，动员在辖区内，原籍是东北地区的干部，回家乡支持东北工作。经过耐心细致动员，全区已有117人回了原籍。其中，地委委员，临漳县委书记张怀清，在魏县工作的邱新野，都被欢送回东北原籍，为家乡的解放与建设做出了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大名县委宣传部长王季平，虽然不是东北人，但自愿支援东北建设。王季平后来升任为吉林省副省长。

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业务部门，地方党委也按要求，支持对口接管。如冀南区党委机关报《冀南日报》也抽派社长兼总编莫循，带领30名人员，接管《江西日报》，并明确莫循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其他副职与工作人员，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与南下同志话别时，大家难舍难分。不仅召开文艺联欢晚会，还有不少人填词、赋诗，抒发胸臆。其中，原任《冀南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刚任正职的翟向东（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赋诗：

送莫循等同志南下

清江雨过换新天，

歌满村街绿满川。

壮志不移国事系，

请缨南下着鞭先。

寨前相送鼓声喧，

依依话别情谊牵。

不道从此难聚首，

盼寄喜报大江边。

笔者以该文作结，意在告诉后人，当时干部无论南下，还是留任，都无怨无悔，没有任何消极情绪，只有互相勉励，共同期盼共和国早日建成。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应该弘扬当年随军南下干部，所淬炼的“顾全大局、公而忘私”的精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22年8月7日写于邯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