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美的，为何当之无愧地登上第一大名山的宝座？！就是因为泰山是历史文化的记忆堆积起来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拜泰山。泰山被视为是社稷稳定、政权巩固、国家昌盛、民族团结的象征，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的说法。

（一）先秦时期：泰山已现文明初光

天下第一山（天下第一山之称的是哪座山）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海岱地区东夷初民从大汶口时代到龙山文化时代，文明进程比起中原地区、长江中游等其他文化区域来，明显地先行了一步。泰山作为海岱地区的最高地标，被先民尊崇为神山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观察泰山周边多地出土陶器上的“日火山”刻符，至少大汶口文化时期泰山应当已是东夷人的观察和崇祀对象，加之缺乏对区域以外的了解，也让泰山区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天地之中”。故《释地》又云:‘中有岱岳’”。史书的记载当有一定的史影。

我国最早描写泰山的诗就是写泰山的，据《诗经》记述鲁国军士在一次征战凯旋后唱到“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就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留下《丘陵歌》。《閟宫》“泰山岩岩”是泰山诗的开山鼻祖。

（二）秦汉时期：泰山首山地位奠定

泰山地位的奠定，嬴秦人当为首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起于泰山山脉东缘嬴汶河流域的嬴姓一族，商末周初有记载的至少三就有批嬴秦人以不同的身份进入西部，其中包括清华简上记录的周初三监之乱时被废姓绝祀的一批嬴秦族人：“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朱圄，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卫。”

秦始皇得天下后的行动或许可以回答，一是以其族姓在嬴汶河流域设置“嬴县”，二是统一第三年便东巡泰山并行封禅大典。封禅是泰山几乎独有的仪式，是先秦人士鼓吹的上古帝王之礼，是宣扬“告成功于天”的天人合一的政治礼仪。始皇五次出巡四次至东部地区，并审慎而隆重地封禅了泰山，成为第一个有确切记载并留有碑刻遗物的帝王，开启了后世帝王一统天下后争相至泰山封天禅地的先河。五行学说与封禅说的共同作用，加之对长生不老等的祈求，成就了一代雄主秦始皇的泰山之行。

当然，始皇的泰山之行，也要看到另外两个重要诉求，一是国家安全的需求。这当是源自于人类的心理需要，也应是一国一朝的第一需要。国必定四至，而“四岳”“五岳”则为领土四至的象征物，也体现了地处中央者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是需要时时维护的：长城的修建、四塞之地的追求、重兵的驻守、帝王的不断巡视当是安全需要的必然行动。二是宣示一统天下。泰山是“东极”的象征，是战国盛行的五行说中化生万物之所在。泰山之所以具备一统的标志性，就是因为其地处东极，对地处西部的帝王而言，一旦东极在手就代表着天下统一。

对始皇而言，心底里或许还满足了嬴秦一族“衣锦还乡”之愿。

汉承秦制，在泰山封禅上也是如此。在汉初的变革中独尊儒术，作为儒家“靠山”的泰山，自然而然被推上独尊地位。汉武帝不但封禅泰山，修建明堂，更为惊人的是，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能八次亲至泰山，使得任何山地在有汉一朝均无法超越泰山。汉武帝曾孙汉宣帝更是一锤定音，公元前61年（汉神爵元年），制诏太常，“唯泰山与河水五祀，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祀”，从国家祭祀制度角度根本厘定了泰山五岳之首的位置。传说，颁诏之时“凤凰集于泰山”。

汉代天文学家张衡也留有“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的诗句，充满了对泰山的向往。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以泰山为象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道出了检验人生价值的标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现存最早的泰山游记是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这也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游记，因此文学地位非常重要。不过，严格地说，《封禅仪记》并不是一篇真正的游记，而是一篇工作实录。马第伯，东汉初人，随汉光武帝封禅时任虎贲郎将，他事不详。东汉建武三十二年（56）二月，光武帝刘秀欲登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特派遣马第伯先行登山检查道路情况，《封禅仪记》便是他记叙这次封禅仪礼的著述。《封禅仪记》原文已经散佚，今存内容由后人辑集而成。因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引用过本书的部分内容，所以有人误以为应劭为《封禅仪记》的作者。

由于作者并不是着意为文，也不是为旅游而作，只是旨在说明情况，因而它结构自然，语言质朴，描述具体而生动，读之如身临其境。为我们了解近两千年前古人攀登泰山的情形提供了一种可贵的文献和一段生动的实录。尤其是它对泰山景观的描述备受后来游览泰山的文人所称道，以至多次被引用。由于它是现存攀登泰山的最早散文作品，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既可作为一篇登泰山的实录文献加以阅读，也可作为一篇广义的游记散文用以欣赏。

（三）唐宋时期：第一山地位巩固

有唐以来，泰山五岳首山位置又生插曲。太宗封禅泰山的意愿强烈，奈何立国不久百废待兴，加之贤臣劝阻，泰山之行未成而终成憾事。高宗携皇后武则天登封泰山，联袂行了封禅泰山的旷世大典，至今双束碑仍在述说着皇帝夫妇的佳话与趣闻。至玄宗登封泰山，将泱泱大唐气象的《纪泰山铭》留在岱顶。

宋真宗封禅泰山，将东岳泰山神格由“天齐王”上升为“天齐仁圣帝”，并诏令天下广建泰山东岳大帝行祠，使得泰山东岳庙遍布天下，自然也遍布各名山所在地。至此，已无任何山地能撼动泰山根深蒂固的传统地位。

宋后，元代的加封、明代皇室与泰山的密切往来、清代帝王破纪录地登临泰山、民国的泰山国山议案，泰山的地位已经层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同样，升斗小民的进香祈愿也让泰山更进一步深入人心，历史时期分布于各地的东岳庙、元君庙等泰山庙宇更是就近慰藉着华夏子孙的心灵。

唐宋时代，文人学士游泰山蔚然成风，泰山的美学资源在他们的畅游审美下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掘和颂扬，泰山既是“神”的化身，更是美的象征，“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诗仙李白，登泰山时留下了《泰山吟》、《梁父吟》、《送范老人归泰山》等十几首诗，将自己心目中雄伟，神秘的泰山多视角、多层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诗句：“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开”、“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等，脍炙人口，久传不衰。被称为诗圣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25岁登泰山时就写了“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

唐代大历年间进士丁春泽有《日观峰赋》，名虽为赋，其实是以赋体写就的游记。《日观峰赋》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泰山游记散文的复苏，另一方面它的赋体形式也说明此时泰山散文还没有从骈体文的窠臼中挣脱出来。

宋代泰山游记创作较之唐代有了一定的进步。如邵伯温（1057~1134）到泰山游览写下的《泰山闻见录》已经是较为完整的游记小品了。文章仍以泰山最著名的景观——泰山日出为写作重点。行文纯是笔记体写法，叙事简约，短小精炼，文辞峭拔，着重于交代事件的完整和趣味，关键处了了数笔已是非常传神。

明清之际，文人雅士更是接踵而至，歌颂泰山的诗词创作达到了高峰时期。这个时期写手大大增加，创作范围更加广泛，高质量的诗篇创作层出不穷，从而丰富了泰山诗歌宝库，字真意切，韵律谐美，脍炙人口，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