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中期以后，包括东珠在内的各项贡差接连遇到采捕困境。为此清朝在采捕打牲政策上做了一些调整。

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先将乌拉采参交由吉林将军兼理，后将人参采捕从乌拉衙门裁撤，十五年（1750），总管绥哈纳缘事革职后，吉林将军兼理乌拉总管，四十三年（1778）清廷又将打牲乌拉进贡东珠、鳇鱼等差交给吉林将军办理。

蚌病成珠（蚌病成珠的意思）

乌拉衙门从原内务府派出专职采捕衙门划归地方驻防衙门节制，是清朝为改变打牲不利的重要变革。吉林将军增设卡伦，加派兵丁巡逻严查旗民盗采东珠。

乾隆末年甚至下令停采东珠以滋养珠蚌，试图扭转采捕困境。嘉庆朝以后，东北官营采捕衰落已成定局，嘉庆、道光两朝都曾效仿乾隆朝停采东珠以养珠蚌的做法，然而收效甚微。

咸丰朝至光绪朝，清朝仅采珠三次，捕打东珠总额尚不及盛时一年所捕东珠之数。光绪末年起，清廷已无力支持大规模官采东珠，采珠之差名存实亡。

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清廷接连裁撤乌拉捕貂和采参两件贡差，希望其专职东珠等采捕差事，竭力采捕。但经过短暂辉煌的采捕期后，东珠采捕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乾隆朝为采捕东珠总数最多、打牲频率最密集时段。六十年间除去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一年（1781-1786）停采东珠，另寻新的采珠河流之外，总计采珠55次，共得珍珠100127颗。但自此之后，因乌拉当地连年遭遇洪涝灾害，牲丁生计一度出现困境，东珠采捕也顺势出现滑坡。

乾隆中期以后，为鼓励牲丁采珠，清廷一面将打牲丁俸饷提至每月一两，另一面命乌拉衙门尽快寻找新河珠源。乾隆三十五年（1770），打牲乌拉衙门觅得新河珠源。

此后，东珠采捕越来越依赖于新珠河，每年贡送的东珠中，头等质优东珠也不及乾隆初年，无光、颗粒甚小之东珠越来越多。

康熙朝时，清廷规定打牲乌拉每年贡送东珠528颗，但乾隆朝以后，东珠征额增至1504颗。

其中上三旗59采珠珠轩，按每珠轩年交珠16颗，总计交东珠944颗。下五旗35珠轩，每珠轩年交珠16颗，总计年交东珠560颗。

东珠上交之征额数内包含最终确定折算抵消后的东珠总颗数，凡入贡东珠皆需为成色姣好，粒大饱满之珠。

康熙朝，每年东珠采捕几乎都超额完成贡差，总管及翼领等官也因此多次受到康熙帝嘉许。但盛极而衰，雍正年间，东珠采捕已显露颓势，不但规定允许折征东珠，还加强了对民间私采的监督。

乾隆朝以后，东珠采捕陷入困境。为缓解东珠采捕困境，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五十一（1786）年，清廷曾令乌拉停采东珠五年，但复采后，仍未达到预期。

五十四年（1789），上三旗所交东珠甚至比定额缺少294颗，乾隆帝震怒，将“总管、翼领、骁骑校等员均照例降二级，仍罚俸五个月。至委署骁骑校、委官、领催均照例鞭责等”。

此后，慑于君威，打牲丁几经奋力捕打使得东珠采捕又曾短暂恢复。但嘉庆朝以后官采东珠再次出现断崖式下跌。接连多年，每季东珠采捕数量不足从前盛时的三分之一。

嘉庆四年（1799），在乾隆末年东珠恢复采捕十五年后，清廷再次下谕停采东珠三年，嘉庆帝称此举是爱惜打牲人丁生命并非因喜爱东珠，“每岁劳苦采捞人等，又复多伤物命。朕仰体皇考好生至仁”。

同时，要求吉林黑龙江将军在东北各珠河水陆隘口安设卡伦严行查拏偷采之人。相较于清代前期东珠较高的产量，乾隆十二年（1747）后，东珠历年采捕的数量一直处于缓慢下滑。

清朝初年，东珠采捕总数（上侧蓝色曲线）是处于上升阶段，其真实采捕量远远超过每年定额（黄色曲线）。康熙三十九年（1700），打牲总管穆克登曾因采珠有功，受到康熙帝嘉奖。

乾隆十二年（1747）之后，东珠采捕虽仍能超越清廷征额，但真实采得东珠数却逐年下降。打牲丁每季采捕遍寻珠河，几乎踏遍整个东北圈禁内的贡河，打牲愈发困难。乾隆末年试图用依靠停采滋养珠蚌的方式，刺激蛤蚌繁殖。

但事与愿违，嘉庆朝东珠采捕出现断崖式衰落。道光帝将东珠采捕衰落根源归结为民人私自盗采，认为官采虽停，民间私采、盗采东珠恐仍存在。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道光朝时东珠采捕时采时停，乌拉采珠牲丁遍寻东北各个河口搜寻珠蚌竭力捕珠，试图维系东珠采捕，结果仍不尽人意。

事实上，清朝统治者喜爱东珠，又因其特殊政治符号的作用制定了严格的东珠使用标准。因此，他们很可能认为民间一定存在东珠盗采的情况，经走私最终流入京城。

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制定在东北禁地采捕蛤蚌、私采东珠者的惩罚标准，参照偷采人参例，“为首者斩监候，为从者枷两月鞭一百”。

雍正二年（1724），除了惩罚偷采者外，还增加了对各关口查拏私藏东珠者的奖赏。而早在十一年（1733），清廷就接到“河中蚌蛤较前稀少”的奏报，这是目前史料中能看到的最早关于珠蚌危机的记载。

乾隆六年（1741），奉天副都统哲库讷上奏称：吉林等处，系满洲根本，若聚集流民于地方实无裨益。建议吉林将军严行查禁出产人参东珠的吉林江河及与长白山乌苏里等处相通之水旱道路。清廷遂于各地珠河贝床皆沿途设置卡伦，查禁民间私采东珠。

道光二年（1822），为打击偷采东珠，清廷在东北禁地内各珠河河口、山中关隘处设置了更多卡伦，并派遣兵丁对这一区域进行勘察。

黑龙江与吉林两地驻防衙门官员，彼此都承担了在各自辖区内巡查之职责。为求东珠采捕可以顺利达到征额，乾隆朝扩大采捕珠河范围、继续增加采珠珠轩；嘉庆、道光两朝接连休整并制定停采养蚌的政策。

咸丰朝以后，蛤蚌资源依然不可避免的枯竭了。清朝竭力将禁地内的珠河恢复成自然原始的状态，但蚌病成珠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清朝以原始的捕蚌方式持续采捕多年，加速了珠蚌的消亡。

同治七年（1862），上三旗总共采珠530颗，多为细小无光东珠，其中仅挑出380颗可以入贡。下五旗情况更糟，仅仅采珠278颗，其中仅仅挑出入等东珠86颗。这样的采捕结果也让清廷倍感颜面无存，自此不敢轻言采珠。

此后多年，打牲乌拉总管、吉林将军年年上奏询问次年是否采珠，得到的答复皆是毋庸采捕，明岁再行奏请。光绪二十年（1894），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清廷决定重采东珠。这是东珠停采多年后的一次大规模采捕，清廷上下都十分重视。

为了顺利采捕，长顺上奏请求宽限送贡时限：“捕打东珠必俟入伏水暖。摸觅蚌蛤。秋分始能陆续旋回。请展缓两个月。期于九月交进”。

然而这次清朝下决心做一次大规模采捕，令长顺设法及早捕打，并迅速解京。但经前后两次捕打，也仅仅捕得东珠、正珠共870颗，其中成色良莠不齐，大珠尤觉色暗，足勘用者，寥寥无几。

东珠采捕历来是四月出发，秋后归来，五月水性尚寒之由难以让人信服，历经多年竭泽而渔的捕打，珠源枯竭已成必然。

咸丰年间，清王朝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英法等列强侵扰，国家财力衰退严重。适逢东北地缘政局发生重大变革，沙皇俄国势力亦逐步渗透。面临困局，清朝统治上层也多方寻求解决之道，一众官员上奏建议在东北开垦荒地。

咸丰朝以后，东北封禁政策松弛，关内大量移民得以涌入东北，使得本就困难的打牲采捕雪上加霜。光绪二十一年（1895），伊通知州晓谕本州民众时说：“各河道蚌蛤星稀，两岸蛤皮堆积甚多，显被佐进居民素常捞捕。明为肉食，暗图得珠渔利，以致各差捕获维艰等情”。

清末，朝廷常年拖欠乌拉衙门俸饷，牲丁生计窘迫。打牲乌拉官丁巡视珠河时若见移民屯农私采东珠，常常恫吓讹索，屯农不堪其扰，盗采后即将蛤肉就地掩埋毁迹，以防打牲乌拉衙门官丁所见。

清朝后期大量关内移民的涌入开垦荒地，在贡山、贡河私自捕捞贡鱼、采集山珍，这对东北原有旗民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产生很大冲击。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珠蚌资源的枯竭才是东珠采捕衰落真正的内因。

乾隆朝以后，不止是东珠采捕，其他皇贡的采捕也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滑坡。乾隆中期以后，乌拉贡呈的鳇鱼就越来越小。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巡视打牲乌拉进贡的鲟鳇鱼时发现，上一年进贡的鲟鳇鱼尚有八九尺长，而本年进贡的鲟鳇鱼仅四尺余。

而较前乾隆帝去祭祀天坛时，看见正阳门外鱼市上售卖鳇鱼，却有一、二丈长，遂震怒曰：“足见乌拉总管索柱并不竭力捕打。

嗣后将打牲乌拉所进东珠、鲟鳇鱼差，着归吉林将军福康安兼理总管”。鳇鱼的生长期极长，寿命可达五十年以上，十八至二十年才能成熟产卵繁育后代。

清王朝每岁鱼贡数量庞大，经过东北各衙百余年的捕打，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鳇鱼资源必然减少。最初乌拉设衙时采捕贡鱼交于御膳房，并无定额。清朝中后期，因捕鱼困难实际进贡鳇鱼视客观情况而定，通常不再强制要求尺寸和数量。

清咸、同以后，东北各地弛禁以致关内民人纷纷涌入开垦荒地。相对于蛤蚌，迁入东北的移民对于各河口内的鱼类水产更感兴趣，私捕屡禁不绝。

光绪年间曾多次发生民人于各河道私下堵鱼亮子等一度影响鱼回游，影响鱼采捕的事情。

这给乌拉捕鱼贡差带来很大阻碍，光绪二十二年（1896），打牲乌拉采捕鱼的差官因鱼贡采捕困难，甚至发生急功近利，抢夺三姓副都统衙门辖下打牲丁捕获的贡鱼，意图占为己有，为此双方闹至吉林将军衙门处。

翻阅《吉林贡品》所辑录的同、光、宣三朝打牲档案，其中事关贡鱼捕打不足额之记载占了相当比重。显然，咸丰朝以降，清朝打牲鱼贡同样面临着采捕困境。

光绪朝以后，俄人势力渗透至东北深处。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一份档案，记载了东北开垦户扰害鱼捕打致难足额，又因俄人修建中东铁路需用大量材料，遂觊觎东北贡山、贡河资源，影响了乌拉衙门当年的松子和鱼贡的进献。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俄人对于清朝官采的影响愈甚。吉林将军曾奏言：“近来实因边之内外洋人上下占据，拦江沉石，横修铁桥，大鱼不能上游，网捕惟艰。

加以现年日俄启衅，俄复在于各处挖修战壕，建设江桥，添兵屯扎驻守，无论官私概行搜翻，以致不能荡捕。……况该两国战事未定，道路不通，去冬派去贡进蜂蜜之官至今未归”。

在东北大地上横行的日俄列强，民间为祸一方的土匪，让本来就因过度采捕走入低谷的清朝官方采捕业更加萎靡。加之清末对于边疆地区的管理力度大不如前，边疆官民勾结，合谋私利时有发生，导致民人私采之风愈刮愈烈。

宣统三年（1911），打牲乌拉衙门骁骑校面对私采贡鱼的民人宋青山无奈地说：“有人私闸鱼亮，拦捕鱼尾不能下游，不但今年闸亮，年年如是。仗有巡警侦探员奚焕章从中主持，似此伙谋私捕渔利分肥”。民人私采之甚，可见一斑。

日俄战争后，俄人势力大部分被逐出东北，依附于俄人的民众偷捕、盗采情况减少。但因产松子、松塔之红松价贵，民人私砍红松倒卖仍十分猖獗。

宣统三年（1911），民人曹永茂等人在乌拉贡山八台岭处，搭盖窝棚，招徕多人盗砍红松，售卖渔利。乌拉牲丁予以阻拦时，曹等五人不但不害怕，反说“此山系伊五人包领，不论红松杂树一概砍伐焚烧，招佃垦熟，不与尔等干涉”。

这些私采的盛行加速了东北特产资源枯竭的速度，随着清王朝日益式微，对于打牲采捕的财力支持也愈来愈少，打牲乌拉官营采捕的各项贡差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

打牲乌拉牲丁，一直保留渔猎打牲传统，善用火器，骁勇善战，一直是清朝内外征战时的重要兵源。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乌拉、吉林两城兵丁就在副都统安珠瑚率领下出征云贵等地，参与平定“三藩”。

乾隆朝，乌拉兵丁接连参与平定大小金川、甘肃回民起义。其时乌拉兵丁繁盛，乌拉衙门选派壮丁出征，尚有余丁从事打牲采捕。咸丰朝以后，乌拉官营采捕全面衰落。

清廷又一再拖欠乌拉牲丁饷银，打牲丁亦不能凭借采捕贡品得到奖赏，生活艰难，除日常采捕纳贡之差，还要抽调青壮兵丁为国征缴。

同治元年，清廷遂命从乌拉牲丁中选出500人出征湖北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但乌拉总管禄权以牲丁技艺生疏者居多，仅拨熟悉鸟枪丁三百名派往。

希望留下200名打牲丁可留防城垣、衙署、仓库等。清廷闻此回复甚为震怒，对此清廷500里加急谕令景纶其仍于乌拉牲丁内，择其技艺娴熟者，添调500名，同前挑壮丁300名，一并选员管带前赴湖北军营，以利征剿。

打牲乌拉总管禄权对此颇为无奈，陈述说乌拉牲丁俸饷减而又减，而每年采捕差务未减，可谓道出乌拉衙门的最大困境。因清廷常年拖欠乌拉俸饷，每季采捕备品常由商铺垫支，长此以往竟致商户无奈关闭，可见牲丁生计之艰难。

同治六年（1867），清廷又征乌拉兵丁60人出征山东镇压捻军，经过仔细甄选，乌拉衙门仅挑妥兵丁56名奉命出征。

咸丰朝以后，清朝内忧外患，兵事频繁，禄权奏请嗣后免调牲丁。打牲乌拉牲丁历年随军征缴，大多效命沙场，所归无几。

清朝要求出征兵丁技艺娴熟，所选几乎全是青壮主力。经连年征召，有经验牲丁所剩无几，仅能留老弱牲丁每年采捕打牲，致使完成贡差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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