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感慨关时事——王昆仑

作者|张义春

屈武山（屈武杰）

王昆仑，原名王汝虞，字鲁瞻，笔名鲲、太愚等，世居无锡城姚宝巷，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02年8月7日生于河北保定，1985年8月23日于北京病逝。王昆仑逝世后，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王昆仑属名门之后：清直隶候补同知王忠荫之孙；民国山东平原、海丰(今无棣)等县知县王心如之子。

王昆仑是国民党的反叛，共产党的挚友。他1922年参加国民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官，参加过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因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参加反蒋民主运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为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与王炳南、屈武等在重庆发起并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1943年与谭平山发起并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赴美国考察，1949年1月回国。

同年，王昆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委，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0月当选为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1981年12月当选为代主席，1963年12月当选为民革第六届中央主席。1978年3月、1983年6月先后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昆仑曾是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时的名誉会长，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总顾问，是较早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代表作有《红楼梦人物论》、昆曲剧本《晴雯》(与女儿王金陵合著)。《红楼梦人物论》陆续发表于抗战期间曹孟君主编之《现代妇女》，共十九篇。解放后，经作者修改合并为十四篇，于《光明日报》重新发表；1983年，作者再次修改，增补为十七篇，三联书店出版。昆曲剧本《晴雯》曾于北京演出，影响较大。

一、王昆仑《红楼梦》研究的起因及社会背景

王昆仑红学业绩的不可或缺，主要在于他是进入毛泽东视野的红学家。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据王昆仑说，他最初读《红楼梦》时十来岁，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那时，蔡元培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之也在那儿任教，他俩都对《红楼梦》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王昆仑却毫不在意，只是一股脑儿地沉浸在《红楼梦》所表露的豪情柔意，悲欢离合之中，压根儿就不去理会什么索隐派与考证派等等等。

王昆仑的《红楼梦》研究始于抗战期间。他说：当时“重庆有一份杂志叫做《现代妇女》，它是一些进步妇女办的，也经常受到党的关怀与爱护，我的妻子曹孟君曾在编辑部工作，1943年春天，《现代妇女》很想发表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曹孟君希望我为它写一点东西，于是我开始重读《红楼梦》。此刻的我已不复是青年时代的我，经历了一些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因此《红楼梦》吸引我的，也不再是悲欢离合的情节，而是一些生动逼真的形象，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奴与女伶，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是晴雯。”

“我和许多人一样喜爱晴雯，但什么是晴雯的动人之处呢？她和袭人都是怡红院的大丫环，都是贾府的奴隶。论美丽，袭人与她不相上下；论性情，袭人‘温柔和顺’，晴雯是块‘暴炭’，火热而又暴烈；讲工作，袭人是谨谨慎慎，细致负责，而晴雯几乎是没有太多的表现；论处世，袭人对卑躬屈膝、谄媚逢迎的贾芸，尚且亲自奉茶，而晴雯只要不高兴，连黛玉姑娘也吃过她的闭门羹。然而，像这样一一比去，原来袭人与晴雯虽同是女奴，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灵魂：一个是为了爬上半个主子的地位，不惜践踏别人的奴才；一个是为奴而不服奴的卑贱，终于付出了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我为着了解晴雯而懂得了袭人，为着赞美晴雯而剖析了袭人，所以先写《花袭人论》，以做第二篇《晴雯之死》的铺垫。”

“在抗日战争形势下的重庆，不但日本帝国主义给了我们很大的威胁，而且蒋介石为首的政权也给人民以很大的压力。具体说，普通人民没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我当时心中充满反抗、忧郁、难以说明的情绪，不期然地想起《红楼梦》这部书来，也就是想借此发泄胸中的郁闷。”

二、王昆仑《红楼梦》研究的影响

王昆仑在《现代妇女》发表《红楼梦》研究系列文章时，采取《红楼梦》“真事隐”的笔法，署名太愚。或许是论述别具一格、新颖可取，自第一篇《花袭人论》问世以后，山城重庆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等就纷纷传阅，都在议论太愚到底是何人？后来“还是泄漏了机关”。《王熙凤论》刊出以后，山城的争论沸沸扬扬。有人认为：此文是影射蒋介石的，且传到蒋介石那里。为此，很多友好都为他捏着一把汗，生怕有不测落到他头上……

也就在同时，王昆仑的文章得到周恩来的重视。

周恩来不仅注意到他的文章。而且还让《新华日报》发了报道。《花袭人论》发表前后，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国际解散。周恩来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即回延安讨论中国政策。行前周恩来秘密召见了“小民革”的核心成员。最后，握住王昆仑的手，深情地说：

“我很快就回延安了，我要把你写的《红楼梦人物论》带回去，给那边的同志们看看。”

就这样王昆仑的论《红楼梦》系列文章又传到延安，以至引起毛泽东注意与支持。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王昆仑。他直言不讳地对王昆仑说，“我读过你的《花袭人论》和《晴雯之死》，很有新意，是反我们的蔡校长和胡适先生的。”

毛泽东笑着看了看王昆仑，又指着周恩来说道，“他回延安的时候，给我带回了不少精神食粮，其中也包括你的文章。我认真地读了，希望你继续写下去。”

三、王昆仑《红楼梦》研究的继续

由于中共领袖的支持，王昆仑的红学研究一如既往，所发文章于1948年由国际文化出版社以《红楼梦人物论》集结出版。解放后，在筹备纪念曹雪芹诞辰二百周年的活动中，王昆仑坚持修改《红楼梦人物论》，前后历经年余。“除了对宝玉、黛玉、宝钗三位主要人物的论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修订之外，其它十四篇统统改好，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

与此同时，吴晗的京剧《海瑞罢官》搬上了舞台，不仅在戏剧界引起轰动，而且在史学界也引起了争鸣。一天，时任北方昆剧院院长的金紫光叩开了王昆仑的家门，直言希望他“撷取《红楼梦》中某些片段或某个人物，改编成昆剧”，交由北方昆剧院排练、演出。王昆仑从未想过用昆曲的形式来表现《红楼梦》的内容，故而颇费踌躇。”但是，在金紫光同志的坚持下，王昆仑偕爱女王金陵“决心贸然一试”。从此，王昆仑又进入了昆剧《晴雯》的创作。

《晴雯》在戏剧舞台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赢得了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为北昆剧种的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江青抓的现代戏汇演已在京城上演，加之毛泽东主席对文艺界做了两次重要指示，严厉批评文艺界“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昆曲《晴雯》于一九六四年辍演。令王昆仑始料所不及的是，江青后来追查他写此剧的背景，此剧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四、王昆仑《红楼梦》研究的成就及不足

《红楼梦人物论》就事论事，持论公允，从阶级的角度论《红楼梦》，颇能揭示其内在逻辑与深沉内涵。

王昆仑的不足是政治气息热烈，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影子，技术化的阶级论断有时未免有过度诠释之嫌，强调人物的阶级性不免遮蔽了作品审美层面的意义。这种总体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与偏左倾向，说明王昆仑在实质上是从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立场读《红楼梦》的。他说晴雯是反封建的代表，说宝玉爱的两类人是受两种时代精神吸引，说袭人“控制宝玉、顺应环境、内收羽翼、外结奥援”，“今天已获得了最有希望的处境，到明天她最理想的命运就只有进而攀取得宝玉‘姨奶奶’的地位，是奴仆群中委曲婉转以媚主求荣的奴才代表。”

当然，部分观点也有艺术的眼光。如，“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就认识到成功艺术典型浑园、复杂，不可以简单地以“善”、“恶”臧否的特点。

（此文多数内容取之王朝柱之《王昆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