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依存于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作为有益于人的生存。科学是人遵循自然规律的作为，人的科学素质突出地表现在基于自然的生产生活素质。关于科学素质，一般认为是美国教育改革家科南特（J.B.Conant）于1952年提出。实际上，人类重视科学素质由来已久。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1915年发表的《敬告青年》中论及“科学”的“思维”“信仰”“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1940年2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科学的文化”。陈独秀、毛泽东对科学文化相关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知识及能力等，都有深刻而简约的论述。

一、基于自然的古代科学素质探索

科学素质，最先表现为人的天文知识，以及适应天文变化生产生活的方式方法，即对天文知识的认知与运用。夏商周时代先民大众普遍具有较高的天文常识。明代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讲到：“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譬如对哈雷彗星，中国的记录就相当的早。《春秋·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传·文公十四年》：“孛者何？彗星也。”“孛”书面读音为bèi，指光芒四射、瞬息隐蔽的彗星。这里说的是公元前613年出现彗星的现象。《史记·始皇本纪》：“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十六日”。指公元前240年。欧洲巴比伦的粘土板上的记录在公元前164年。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其中说过：“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氏族社会的氏族领袖都要组织观测日月星辰以授民时。历代帝王，更为重视组织制定并颁布历法，为制定历法组织观察研究天文，以利农耕。《史记·天官书》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创造的巧妙的认星方法，了解到我国观星纪年的方法和对日月及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认识，看到我国古代对特殊天象的认识和命名，还可以发现司马迁观察记录下的天象和变化。古往今来，人们无不感叹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准确科学。道儒家学说则立足人与社会发展，以哲学思维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正确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基于古代实践认知与科学成就的朴素唯物论、辩证法闪耀着历史文明的光辉。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素质的探索

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并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论述“科学”与人们认识分析事物、理性的方法论和“思维”“信仰”“思想”“知识”“行为规范”等的关系、其重要的以至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关于“科学”的“思维”“信仰”“思想”的洞见，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科学文化素质、即科学素质的探索。关于“科学”与人们认识分析事物、理性的方法论，陈独秀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关于“科学”与“思想”和理性方法论的作用，他指出：“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他强调树立“科学”的“思惟（维）”、“科学”的“信仰”，因为他认识到科学重要的以至决定性的作用：“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只有学习科学、讲求科学才能根治虚妄错误的思维、信仰、思想，也只有科学才能纠正错误的知识与行为谬误。陈独秀强调指出“科学”的求真务实特征与广泛切实作用：“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他对“科学”的广泛切实作用以简约概括：“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他分析论述士农工商医等人群“不知科学”的危害表现，也涉及到与自然、生物以至生态相关的伪科学、反科学问题，体现出科学的自然观、世界观等思想观点。指出“士不知科学”“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

毛泽东1940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政治的整体宏阔视野下，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即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形式特色、内涵特征和核心要义。“科学的文化”，首先是文化源于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的科学思想的体现。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其二，强调切实重视科学技术文化内涵。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普及上，毛泽东指出：“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其三，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重视积极地以博大的胸怀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并且批判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分析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文化，体现了中华思想文化理性探究的科学精神、会通融合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同时强调：要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对于历史遗产和一切进步的文化，应该“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毛泽东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普及的重大意义：“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这是基于群众路线的方法论。简而言之，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及“科学的文化”，反映了基于唯物史观及辩证法的科学信仰、科学思想，理性探究、追求真理、乐观奋斗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科学品质，会通融合的科学方法，开展工作应有的先进文化修养、科学技术知识及运用能力。

这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文化以及共产党人科学文化素质、即科学素质的重要观点。“抗战”时期的根据地与解放区建设，生动实践了毛泽东科学文化思想，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努力培养、提高科学素质。毛泽东科学文化思想，反映在党中央和基层党政组织的经济社会工作决策中，就是统筹生产发展与生态建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用服务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发展。武衡著《延安时代科技史》比较详实地记述了有关重视自然资源的调查研究，农、林、畜牧业科学技术发展，注重养护耕地、支持畜牧、扩大林地、修建水利等革命决策及其实施史实。譬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计划》中关于农业“总的任务是，普遍提高粮食产量，发展畜牧；局部推广种植棉麻，有计划地发展林业，广泛发展水利，扩大耕地，以达到粮食确保自给，增加纺织及其它工业原料为中心。”《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8月30日公布）中讲到：“发展农业，积极垦荒，防止新荒，扩大耕地面积，保护并繁殖耕畜，改良种子、肥料、农具等农业生产技术。有计划地开井、开渠、修堤、改良土壤。”“发展森林、牧畜业、家庭副业。”为了全面支持促进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毛泽东的科学文化思想指引下，延安时期、“抗战”时期创建形成了切实有效、利于长远的科学技术体系与科学技术教育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一批高等学校，为边区也为全国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和经济技术干部，为新中国准备了干部队伍，“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科学技术教育，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又强调“给受教育者以必要的知识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规定政治学习只占20%的时间，以80%的时间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务使学员具有崇高的理想，为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强信念；同时又掌握必要的文化和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建设边区、建设祖国的才能。”

三、上世纪后期的科学素质的探索及测评

“二战”后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美国，科技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愈以广泛深刻地作用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科学技术快速进步推动历史变革的潮流，激发有识之士思考公民对科学技术认知支持的重要作用。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教育改革家科南特（J.B.Conant）于 1952 年提出 ScientificLiteracy概念，译作“科学素质”。“科学素质”，或言之科技素质、科学素养、科学文化素质等。美国斯丹福大学荣誉教授赫德（Paul DeHertHurd）1958年把“科学素质”解释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及其对社会经验的应用。

197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众舆论研究所所长米勒（JonD.Miller）教授尝试在美国公众科学素质调查中建立对美国成年人（18-69岁）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上世纪80年代起，许多国家进行公众科学素质研究测评，掀起重视科学素质促进热潮。美国科学和技术教育联合会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拟定《2061计划：全体美国人的科学》，是美国针对科学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改革工程。

我国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开展公民科学素质研究促进工作，从1992年开始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至2020年已经进行了到第十一次，并实现了对我国419个地市级单位全覆盖的公民科学素质监测评估。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是世界迄今为止最为持续的全面进行的、也是调查样本最大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

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公众科学素质行动，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使用“全民科学素质”概念，正式将“科学素质”从一个代表科学教育水平的指标，定义为体现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指标内容，也就是公民的必备素质指标内容。

四、科学素质的内涵

关于“科学素质”内涵，多有争鸣，基本共识起码包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知识，以及科学能力等。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前言”指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且强调指出：“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提升科学素质，对于公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整体进入新发展阶段，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建设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任重道远。（作者：丁德科，陕西省科协党组副书记、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发展联盟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