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赵匡胤病逝于皇宫。对于太祖驾崩，《宋史·太祖本纪》中只记载了一句：“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

接着，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太宗。对于这次“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一直以来都有“斧声烛影”之说，真相迷离，但是无法证实，成了千古疑案。事实早已随着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湮没在历史中。但无论真相怎样，可以证明，在开宝九年，赵光义已具备登基之势。

从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始，有一点不容讳言，那就是太祖对这位弟弟一直很有好感并极度认可。

斧声烛影是什么意思（斧声烛影的真相）

?建隆元年（960年）陈桥兵变“政治秀”时，太祖在幕后指挥，赵光义和赵普在前台表演，三人配合得天衣无缝，把一出欺负孤儿寡母的把戏演出了最高境界，比曹氏、司马氏的“李代桃僵”高明许多。

建隆二年，赵光义升为开封府尹，掌管京师大权，地位越来越高，并在开封府尹任上长达15年之久。根据五代旧制，储君一般都是先担任开封府尹的职务，太祖的这一举动，实际上已经在暗示弟弟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太祖还曾对近臣称赞赵光义说：“光义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在此期间，赵光义组织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幕府成员便有60人之多。与此同时，他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哥哥的嫡系旧部，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都着意结纳。

开宝六年，太祖封弟弟赵光义为晋王兼侍中，朝廷排班时，“班宰相上”，其地位、声望已达到皇位继承人的程度。太祖以兵变起家，当然知道权力的重要性，除非是他默许或是有意培养，否则不会让赵光义如此介入权力中枢。

再有，整个太祖一朝从未立太子，这事也透着迷离。五代以来，国祚和皇帝的寿命都很短，所以兵变后，朝廷未来的接班人问题应该是太祖内心最重要的事。柴荣的后果就在眼前，不要以为太祖年轻就没这个打算，而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赵光义最符合这个条件，因而，太祖刻意培养弟弟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兄弟再优秀，也没儿子亲，随着统治基础越来越稳定，太祖也逐渐慢慢培养自己的儿子。乾德二年（964年），太祖之子德昭出阁，但没有按照规矩以皇子身份封王，到了开宝六年，德昭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这一年，太祖却封赵光义为晋王兼侍中，并“班宰相上”，从这一点上看，赵光义比德昭更像继承人。

?几年后，开宝九年，太祖另一个儿子德芳也出阁，政治天平虽然开始向德昭兄弟转移，但德昭始终没被册封为太子，也没有进入权力核心。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所以历史上对德昭的正面记载不多，但德昭的个人能力也可见一斑。赵匡胤去世的976年，太祖50岁，赵光义38岁，而德昭也26岁。

26岁了，太祖如果还没肯定德昭的太子位，只能说明德昭不合适，再者，就算得不到父亲的认定，德昭也应该像李世民、朱棣那样积聚势力，不可能让叔叔占了便宜。相反，他的父辈却成熟得都很早，父亲34岁就做了皇帝，叔叔22岁就策划了陈桥兵变，23岁任开封府尹，26岁带兵剿灭后蜀叛乱。可以肯定地说，德昭的个人能力确实不敢恭维。

从历史角度看，一个新的朝代最难过的是“瓶颈时期”，也就是开国之后的第二、三代。太祖以兵变止兵变，由大乱到大治，他的政治操作、观察能力非同小可，聪明的太祖肯定看得出：强大的秦朝、隋朝都亡在可怜的第二代，真正顺利度过“瓶颈时期”的只有汉唐两朝，汉朝有吕后，而他的后宫无人，只能找李世民类的人物了。

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打仗打的是什么，是后勤补给，是人力、土地、财物资源；“陈桥兵变”是什么，获得皇位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经济以及经济能力的重新分配。大宋帝国的万世长久，在于继承人的雄才大略，更在于经济层面的保驾护航。

东京汴梁，无险可据，北方的骑兵两三天即可冲到城门外。在太祖的心中，建都长安是上策，建都洛阳是中策，建都东京是下策，因此他一直希望把都城迁到洛阳或者长安，但因立国之初，需要稳固政权，所以暂时搁置。十几年后的开宝九年，太祖率领文武众臣来到洛阳，准备迁都洛阳，再迁入长安，许多官僚表示反对，他却态度坚决，以致“群臣莫敢言”，最后赵光义一句话“在德不在险”，太祖沉默不语，只能放弃迁都的念头。

建隆二年，太祖召见宰相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战斗不息，百姓涂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去掉兵灾，为国家长久打算，怎么办？”赵普马上说：“症结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太祖当然明白，他的天下是如何来的，从此，“守内虚外”就成为大宋王朝的国策。因此，“杯酒释兵权”应运而生，将兵权收在自己手中，并把地方上的精兵选拔到朝廷禁军之中，归皇帝亲自统领。这样一来，皇帝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几十万禁军要吃饭，吃饭需要粮食。

?关中地区在秦、汉时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有问鼎天下的帝王之气，但经过东汉后期的董卓之乱，人口、资源大量锐减。到了唐朝，安史之乱，唐末的军阀混战，再加上黄河水利的失修，关中地区早已贫瘠，不足以养起几十万的禁军。而东京虽无险可据，但漕运发达，水路交通优越，各地的粮食可以轻而易举运到帝国的中心。

于是，一个逻辑关系出来了，赵宋天下要长治久安必须“守内虚外”，要“守内虚外”必须在都城供养大量军队，要供养军队必须有大量的资源，要获得赖以生存的资源必须选择东京为都，而东京的主人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兄弟。虽然太祖迁都有很大的原因是想削弱弟弟的实力，脱离他的势力中心，但为了大宋的基业，只能作罢。“迁都之议”不到半年，健健康康、年仅50岁的太祖撒手西去，政治天平无法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儿子德昭始终没成即位之势。

从法理上，赵光义取得皇位不是理所当然，但从政治上，赵光义集团已成为当时除太祖外唯一可以扛大梁的独立系统；从经济上，赵光义掌握了制约帝国长治久安经济命脉，其即位是“势所必然”。如果太祖真的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说不定四百年之后的“靖难之役”会提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