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8月兰州战役结束后，西北再未发生重大战事。彭德怀提出了五年建设两千里铁路的宏伟计划，二十万一野战士放下钢枪，拿起锤头和钎头，用双手开凿大山。

第四军第十师一万将士也不例外，他们负责修筑天水至兰州的铁路。

甘泗淇（甘泗其上将）

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不少，但用惯了钢枪的双手开山凿路，又是新的严峻考验。

指战员在接收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修筑路基时遇到高山，要么打孔放炮，炸开山石，要么挖山洞和隧道。

比起在战场上厮杀，修铁路的危险性是小多了，可体力消耗同样惊人。

正在铁路路基一尺尺延伸的时候，到1950年6月，上级突然下达命令，将第十师师长刘懋功调到空军。

刘懋功夫妇

从在4军10师30团的前身——红26军46师3团当班长开始，刘懋功在10师一干就是16年。他对这个部队很有感情，舍不得离开。

更重要的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当空军就是开飞机，和陆军完全不一样，需要重新学习许多东西。

刘懋功觉得，自己在部队这么多年，从一个只识几个字的放羊娃变成一名师长，平时不是琢磨这么打仗就是思索怎么带兵，什么开飞机听都没听说过。

虽然他上过“大学”（抗大），进过党校，住过留守兵团军政学校研究生班，但文化程度距离空军要求还差得很远。

况且，刘懋功已经34岁了，年纪大了，他觉得自己干不了，也不想干，还不如继续在老部队干到老。

虽然刘懋功心里不想在空军工作，但上级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命令刘懋功尽快报到。没办法，刘懋功只好带着家人离开了十师，先到临洮军部，见到了第四军军长张达志。

张达志（右二）

张军长说：“调你不是军里的意见，说实话，我并不想让你走。不过其实兵团大概也做不了主，这是野战军政治部下的命令。”

刘懋功说，他要到兵团和野战军反映意见。张达志说可以，并专门派第四军参谋长姚知一同志陪同刘懋功。

刘懋功和姚知一同志一起去了兰州，住在第二兵团司令部。首先，他们找了兵团参谋长张文舟。

张文舟一听，大吃一惊：“怎么会让你去空军，你别走了！在4军好好的，你去空军干什么？你好好跟野司说说，尽量不去。”

刘懋功还找过政治部主任朱明，朱明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政工干部，他一听来意就直截了当地说：

朱明中将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一名领导干部，能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和组织决定吗？”

刘懋功不甘心，又跑去一野司令部找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甘主任，是你推荐我去空军吗？你不推荐，别人怎么认识我？”

甘主任耐心地对刘懋功说：“对，是我推荐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请示军委，从陆军选调15名年轻师级干部到空军。”

“军委分配给一野4个指标。经过审查，我在第二兵团的九位师长中推荐了你和另一位同志，并上报军委。”

“因为另一个同志比你大一岁，所以军委批准了你。这是中央同意的事情。如果你不去，这不是让我出尔反尔吗？”

刘懋功说：“那怎么办？我肯定不能胜任空军工作，主任能不能向军委汇报，改一下人选？”

甘泗淇

甘主任想了想说：“好的，我去汇报。但你一定要做好去的准备，中央军委的决定是不会轻易改变的，空军也会对你进行考察，如果空军考察不成功，我欢迎你回来。”

刘懋功无话可说，只好寄希望于军委改变决定或者空军考察不通过上。临走时，甘泗淇同志说：“你脸色苍白，瘦多了，最近修路累坏了吧，快去体检吧！”

刘懋功到野战军医院检查身体，有几位苏联医学专家来给他检查，身体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让刘懋功在轮椅上快速旋转，突然停了下来，向刘懋功询问方向。刘懋功能准确指出来。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其实是进入空军的第一关。

一周后，甘泗淇副政委对刘懋功说：“不行，军委的决定不能变，准备好，马上出发！”

一野专门派了一架C-46运输机，把选派的3名干部——第4军第12师政委刘镇，3军8师副师长刘凤鸿、4军10师师长刘懋功及家属送到北京。

C-46运输机

刘懋功和刘镇同志也是有缘的。当天，他们以空军干部的身份奔赴兰州。30多年后，他们回到兰州军区空军，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退休后，他们是邻居。

空军司令部位于东郊民巷西口。过去，这里是外国使馆区。空军司令部占的大院原是国民党华北空军司令部所在地。

刘懋功等人此时仍不死心，还打算回老部队，当然不准备报到，而是和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当面谈一谈，请他“高抬贵手”，放他们仨回一野。

此时，空军正式成立仅8个月。空军的领导成员尚未配齐。干部很少，都在东郊民巷的院子里办公。刘亚楼司令员正好也在。

三人开门见山，说起了自己想回到老部队的愿望。刘懋功上红军大学时，刘亚楼同志是训练部部长，是刘懋功的老上级，他也认识刘懋功。

另外，那个阶段有大量的人从陆军调到空军，与刘懋功一样遇到思想问题的人大概也不在少数。

所以，刘亚楼不急、不怪、不怒。他在说服教育方面十分耐心、亲切，对刘懋功等人早已想好的“理由”一一拒绝。因此，4人谈了3个小时也没有结果。

刘亚楼发现刘懋功说得最多，认定他是三人中“领头闹事的”，于是第二天单独找刘懋功谈话，不过说了大半天，刘懋功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刘懋功。

刘懋功最后就一句话——我不干了空军！刘亚楼苦笑了一阵，也没不发火，最后请刘懋功回去再考虑考虑。

第二天一早，刘懋功去找新上任的装甲兵司令员、原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同志。他比刘懋功早调任一个月，住在香村餐厅，也在前门外，很近。

许司令善于听取部下意见，足智多谋，遇事果断，是刘懋功尊敬的老首长，刘懋功便向他求援。

一听刘懋功要请他到军委去提建议，许光达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

“小刘啊，这说起来容易，你在兰州的时候又没说服甘主任放你一马，现在来北京了，又到空军司令部报到了，我还能怎么帮你呢？”

停顿了一下，许光达又说：“如果你真的不想干，也可以来找我，我们一起当装甲兵吧！我让你当战车师师长！（当时共有4个战车师）”

刘懋功还是想回老部队4军10师，也谢绝了老首长许光达的美意。

刘亚楼第三次找刘懋功谈话时发火了：“同志，你怎么能这样？你是革命军人，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军人要服从上级命令，你服从还是不服从？”

刘懋功不服气：“党章里也有规定，允许共产党员提意见！”

刘亚楼语气有些急迫：“是军委调你的，又不是我刘亚楼调你，军委命令你服从还是不服从？”

刘懋功还是拒绝了：“我文化底子薄，干不好空军。”

刘亚楼指着一野对刘懋功的鉴定：“你这是借口，这是一个野党委对你的鉴定，你看，怎么能说你不行呢？”

刘懋功说：“那是指陆军，搞空军我可学不来！”

刘亚楼无奈地说：“你这个同志，我已经跟你谈过三次了，你怎么还这么固执？”

刘懋功仍不松口：“我也求了你三次，你怎么还不理解我的难处？”

周日，刘亚楼安排空军司令部派吉普车接刘懋功一家到颐和园游玩。刘懋功夫妇带着儿子去了。

去了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刘亚楼的“计谋”。

这天去的人很多，包括总政治部第二副主任肖华，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等。

刘懋功和他们一起游了十七孔桥、万寿山，还坐渡船观赏昆明湖。游览中，刘亚楼对工作闭口不谈，所以大家都很随意。

中午，大家饿了，在颐和园的一家餐厅吃饭，由刘亚楼自掏腰包请客。

刘亚楼笑着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叫刘懋功同志，是一野最能干、最年轻的师长。但说起这位刘师长啊，他已经调到空军了，结果又不想干，我已经找他谈了三次了，还没谈得拢。”

萧华脾气好一点，又是第一次见到刘懋功，就温和地劝道：“刘司令三次请诸葛，去吧！去空军，大有希望！”

罗瑞卿可做不到。他红军时期就认识刘懋功，而且一向对干部要求严格，于是严肃批评：

“这可不行，你得服从命令。你以前在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当团长时表现很好嘛，现在怎么会这样？你要服从组织决定，必须马上报到！”

面对这么多领导，刘懋功有点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推脱了，只好答应：“好，我服从组织分配，明天报到！”

大家都笑了。罗瑞卿说：“对嘛，革命军人就该这样！”刘亚楼也笑着站起来，和刘懋功握手。

后来，刘懋功听说他的老部下--第十师28团团长张桂金和第十二师营长、战斗英雄田启元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去空军，硬是跑回了部队。看来，比刘懋功更固执的人还有很多。

一野（西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果然言而有信。他将原来的第十师师长职位空缺了半年，直到刘懋功真正扎根空军，第十师政委左爱同志才兼任师长。

到空军报到后，刘懋功到空军卫生部门诊部体检。负责检查的是苏联医生，他按照飞行员的条件进行检查，要求非常严格，检查项目又多又细。

现代空军体检

还有几件特别的物件，比如刘懋功在兰州坐过的电椅。苏联医生按下开关，椅子原地高速旋转，再按下开关停止，立刻让你指点东南西北。刘懋功身体素质好，样样都能胜任。

两天后，刘懋功乘火车前往东北长春市第二航校干部班学习。

第二航校是苏联援建的6所航校之一，其教员多为苏联空军军官、军校老师和王牌飞行员，中国教员极少。

航校参照苏联航校编制，所用飞机和设备也是从苏联买来的。该机主要包括雅克-18初级教练机、乌特伯一2中级教练机、乌特伯一2轰炸教练机、图2轰炸机等。

刘懋功所在的班是干部班，有40多名学员。他们大多是从部队调来的师级干部，团职很少，没有营职。

从年龄结构上看，比刘懋功年长的也有年轻的。刘懋功今年34岁，不算大，也不算小。

大多数人文化程度和刘懋功相差无几，都是只上过两三年私塾，只有三四个干部上过中学。

包括刘懋功在内，老红军只有两三个人，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还有一部分是解放战争初期从地下党转到军队的。

干部班的班主任叫沙克，辽宁丹东人，吕正操的老部下。后来，他担任空军训练部部长，55授衔时成为少将。

进入航校前，刘亚楼要求刘懋功：“必须先学好理论，然后学飞行，争取飞出来。”

作为空军的一名新兵，刘懋功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合格的空军干部。

但真正学起来，文化低，基础差。什么“飞机结构”“发动机结构”“飞行原理”“引航”“气象”……真是难读、难记、难懂。

航校学员在上课

由于苏联教师高估了学生的文化程度，急于求成，态度严厉（甚至粗鲁），翻译水平差（主要是不懂专业术语），刘懋功听课就像听“天书”。

苏联的老师（顾问）特别喜欢在课堂上提问，学生害怕提问。一提问就各种抓瞎，极度紧张。答不上来，苏联人就生气了，斥责道：“你还想学飞行吗？！”像大人训斥孩子一样。

大部分学生在入校前都担任过部队首长，谁没有管过千军万马？他们过去常常对底下数千上万人“发号施令”。谁知到了学校得受“洋人”的气。

许多人对此一时难以接受，下课后，有人独自叹息，有人甚至抱头痛哭！

不过，苏联顾问们虽然要求严格，但在休息时与学生们的关系却非常融洽，周末还经常请学生们吃饭、玩耍。

对于困难，刘懋功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本来之前不想干，就是考虑到这个“难”字。但现在已经进入空军，刘懋功就不能再怕了！怎么办？没有好办法，只有努力学习！

课堂上，刘懋功像小学生一样端端正正地坐着，认真听讲，一个字、一个术语都不放过。剩下的所有时间和精力，有问题就写下来，个别请教老师，逐步赶上来。

“天道酬勤”。大概三四个月后，课堂提问、每周例行小考、每月例行大测验，刘懋功都不会“难受”。相反，对它们倒有一些期望，他再也不怕跟不上教学进度了。

除了理论学习，实践操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学飞行时，苏联老师开飞机，要求学生当领航员。

苏联老师故意把飞机从左开到右，偏离航向，让你马上回答向左纠正多少，向右纠正多少，偏差几度，你都得受到训斥，倒霉者还被苏联老师用操纵杆打腿打手。

刘懋功学的是轰炸机，教官是一位以严厉著称的苏联上校。由于课上认真学习，课后努力练习操作，刘懋功在实操中就游刃有余了。

轰炸训练是在野战靶场用石灰画一个大圆圈，里面有小圆圈，和步兵射靶的圈数一样，中心靶心插上一个小白旗。投掷教练弹根据炸中的环数得分。

航校教学用的图—2轰炸机

有一次，轮到刘懋功投弹时，刘懋功按照事先的公式反复计算，把误差控制在最小，目不转睛地从鼻子瞄准镜上盯着目标，算好提前量，迅速按下按钮。

炸弹直奔靶心而落。“咚”的一声，小旗被吹倒，最高分——红色5分。

到了第二学期，刘懋功的学习成绩就很好了，9门理论课程拿了7个5分，2个4分。4次实操都是5分。

遗憾的是，由于空军初建，人才匮乏，刘懋功只在第二航校学习了两个学期。不到一年他就毕业了，没有学会独立驾驶飞机。

1951年7月，刘懋功调任第四航校政委。学校里有雅克-18、雅克-11和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飞机共80余架，教员150余人。

校长吕黎平同志是红军、西路军的老干部。1938年3月在我党创建的新疆空军学习飞行。1946年秋，他从延安被派往东北办航校，飞行技术好，业务熟悉。

吕黎平

学校顾问是一位年轻的苏联军官，非常热心。他知道，刘懋功在第二航校学过飞行，掌握了地面滑行和空中飞行，还被带飞过，现在也很想继续学飞。

他一边答应一边说：“我带你学飞，不用60个小时，40个小时就能保证你独立开飞机上天！”

他教容易，刘懋功学难，因为学校刚搬来，工作千头万绪，政委的担子压在肩上，刘懋功整天忙得根本挤不出任何学习时间。

在学校稳定、时间稍宽的时候，不幸的是，空军某师师长发生了飞行事故。空军司令部下了死命令：师级以上干部或35岁以上干部不准学飞。

刘懋功两条都沾边，就这样被剥夺了学飞行的权利。

有一次他去空军司令部开会。开完会，刘亚楼把刘懋功拉回来说：“你别学飞了。”

刘懋功说：“为什么？我上四航校的时候，你说一定要飞出去，现在又不让了。你曾答应我学飞行，希望你能兑现诺言。”

“没门儿！现在情况变了，我不能不改变原来的决定，不准再飞了。有个师长摔了，我向中央做了检讨，再出事，我就检讨不完了！”

就这样，刘懋功再过三四十个小时就能飞出去的梦想彻底破灭，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当时，刘懋功所在的第四航校，除了苏联顾问外，飞行教官、大队、中队干部大多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

这些人技术熟练，受教育程度高。在空军的初始阶段，它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苏联顾问过于重视对他们的使用和培养，轻视甚至放弃培养教育从陆军中选拔出来的，经过战争考验的工农干部。

刘懋功认为，这种本末倒置的倾向必须纠正，否则从工农中选拔出来的干部永远不会成为行家里手，掌握空军指挥能力。

当时，兼任第四航校干部部部长的刘懋功把这件事提到党委研究，大家都很支持。

于是，他同党委委员一道制定了一份培训名单，由干部部副部长惠子华与航校的苏联政治顾问谈培训这些同志的问题。

政治顾问看了名单，听了汇报，武断地说：“不行！这些人文化基础差，培养不出来，你这是自杀政策！”

第二天，刘懋功去谈，但没有结果。顾问强调文化啊、经验啊等，并说：

“斯大林同志派我们来中国，是为了尽快把中国同志带出来。我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为的是完成斯大林同志交给的光荣任务，使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中国空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刘懋功通过翻译告诉顾问：“我们衷心感谢苏联老大哥的帮助。”

“但是，中国空军的成长和强大，绝不能单靠少数几个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还必须依靠广大的、有经验的、经受了战争考验的解放军干部。”

“你们的所作所为，同斯大林同志和苏共援助中国的意图是不一致的。“

话不投机，顾问就生气了，不知道喊什么，翻译也不敢翻。刘懋功压住怒火，拿着单子离开了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校长顾问向刘懋功致歉：“政委同志，你的意见是对的，今后要争取多培养一些从陆军中选拔出来的战斗骨干。”

1952年冬，上级决定将第四航校迁至石家庄，在太原第四航校旧址上成立第十航校，任命刘懋功为第十航校校长。

上世纪70年代第十航校彩照

第十航空学校还没有成立，1953年8月，空军再次下达命令，调刘懋功到空六师任师长。

刘懋功转到空军工作刚3年出头，就换了3个岗位，每个岗位都干不长，他很不满意。

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秉璋找他进行任职谈话时，刘懋功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让我学飞行，现在又要我当空军指挥员，我没这能力。还是让我回老部队吧。如果你们不让我回老部队，那就让我学文化。”

此时，空军成立文化学校，刘懋功坚持到文化学校学习。

几天后，王秉璋问刘懋功说：“不要上什么文化学校，还是去南京军事学院读书吧！”

刘懋功对上学感兴趣，但仍坚持上文化学校。王秉璋不高兴了：“要么上南京军事学院，要么去空六师上任。上文化学校，不批！”

王秉璋

当时，刘懋功认为南京军事学院是刘伯承司令员办的，去了就可以回陆军了。于是他欣然同意。

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时，干部部接待的同志拿着刘懋功的介绍信，看了看说：“我给你介绍到空军部。”说完坐下来给刘懋功转介绍信。

刘懋功一愣，赶紧拦住他：“同志，先别写！我是来学陆军的！”因为刘懋功不知道这里有空军部，所以没有做这样的思想准备。

干部部的同志头也不抬：“空军政治部介绍的学员都是进空军部的，你怎么能例外呢？”

刘懋功指出介绍信给他看：“介绍信上没有空军部！我是来学习陆军的，我要求跟部长谈谈。”

听了刘懋功的“理由”和要求，干部部长笑着摇了摇头：“空军引进的都学空军，海军引进的都学海军，不用介绍信注明。也不能换军种，这没有先例嘛。”

南京军事学院旧址

看来这个“漏洞”钻不下去了，刘懋功只好去空军部报到。

后来，刘懋功才知道，1950年底学院成立时，就准备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

负责筹建的刘伯承同志因考虑设立空军部和海军部，建议中央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刘懋功历任空三军军长、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