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苏东坡是一个人，其实也不是一个人。说是一个人，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人。“轼”是家父苏洵起的原名，老苏也是文化人，当然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有出处与讲究的。“轼“字原出自《左传.庄公十年》“登轼而望之”，轼的意思为车前的扶手，老苏就是希望儿子将来能扶危济困。“东坡”是后来被贬黄州在山坡种地时，苏轼给自己起的“东坡居士”雅号。但就这个雅号却超过了原名的使用频率，而更被人熟知。这雅号的名气更大，甚至超过了皇帝赐封的名字。宋高宗时期，赵构敬其忠勇，高官加封了苏轼的孙子苏符。在苏东坡死后六十年，宋孝宗赵昚又赐苏轼谥号“文忠公”，但后人知道“文忠公”是苏轼的怕是不多。按说，原名苏轼或皇帝钦赐的“文忠公”都会比东坡之名叫得响，叫得开。但恰恰相反，道是这“东坡”之名却声传久远，就连史书上每以“东坡”称他而不冠以姓。民间提起“东坡”二字，老百姓心中也知道说的是苏东坡。有人说，“东坡”二字接地气。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而是从称“东坡”开始，苏轼如换了一个人。

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死里逃生，苏轼的人生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改变，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也受到了一次洗礼。

说起苏东坡名字的由来，就绕不过“乌台诗案”。

苏轼谥号叫什么（苏轼谥号和欧阳修谥号）

“乌台”说的是北宋时期的御史台，是专门监察、监督文武百官的部门。府门前栽种了许多松树柏树，成群的乌鸦在树上筑巢栖息，所以被人们称为“乌台。”

宋神宗赵顼执政期间，运用改革派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于是朝廷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的，一派反对的。神宗赵顼刚刚当上皇帝，有一颗图治之心，大力支持王安石的新法改革，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王安石当宰相后，就任用一些支持变法改革的人，打击罢黜一些反对的人。这期间不乏任用了一些奸佞小人，全力打击反对派。司马光、苏轼都是反对新法的，当然成为打击的对象。1071年，苏轼被下放外派到杭州通判，通判相当于一个州的副职，但同时又有监察的职权。这是苏轼第一次到杭州做官。他深入到民间，看到了许多新法实行带来的弊端，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并不断上书皇帝、朝廷，并写了许多诗文进行批判讽刺。

1076年，沈括受神宗赵顼之命巡查两浙农田水利情况，并叮嘱沈括到两浙之后，去关注、看一下他的老同事苏轼。皇帝发话了，沈括自然不能不去。沈括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后来写出《梦溪笔谈》的那位伟大科学家，当时任三司使，官居三品，当年他与苏轼同在崇文馆任职，而且关系一直不错。到了杭州，苏轼自然是热情接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话也越唠越投机、越唠越开心，沈括当时就要了一些苏轼近期写的诗文，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引发“乌台诗案”的《咏桧》《吴中田妇叹》和《山村五绝》等诗。沈括回京后自然把这些诗文报告给了神宗，其实这也没什么毛病。但却说苏轼的诗中有攻讦新法，诽谤皇帝之意。《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基本都是反应新法给乡村百姓造成的苦难、新法弊端的。苏轼《咏桧》本来写的是一棵老松树，诗里有两句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沈括说这是苏轼变向诽谤皇帝。皇帝是真龙怎么说成蛰龙了，蛰龙是地上的龙、趴着的龙，真龙都是飞在天上的，而且蛰龙怎么又跑到九泉里去了？难道要皇帝去死吗？此言一经传出，一些苏轼的政敌，也抓住这些诗句添油加醋，大做文章，说苏轼影射皇帝，污蔑新法。但并没有引起神宗赵顼的重视，并说，苏轼写的也就是一棵老树而已。这些人想彻底整倒苏轼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也为后来诗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政坛上的政敌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击苏轼。

人要是找你毛病，抓你小辫子真不是什么难事？人终无完人，何况苏轼素来就是正直敢言、实话实说的主。

这机会终于还是来了。

元丰二年，与上次沈括的小报告事件过去了四年，神宗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也是阻力重重，许多弊政也逐渐显现。反对变法改革的大有回朝主政之势。那些借助改革升了官、又横行霸道的人，就十分害怕了，惧怕人之中就包括苏轼。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任知州，例行公事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给神宗，其中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就是说，陛下知道我脑袋不灵光不能适应这个新时代，跟不上新提拔的那些官员的思路；又觉得我这个老头子不喜欢折腾。或许能让老百姓过上点好日子。

谢表中苏轼也对朝政发了一些牢骚。这本来是写表谢恩的，但一些朝官抓住其中语句，立即对苏轼进行了弹劾诟陷。舒亶时为御史，读到苏轼的《湖州谢上表》，看出苏大学士是在讽刺他们这伙新党小将无事生非。于是找神宗皇帝告了一状：“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御史中丞李定说，苏拭包藏祸心诽谤皇上。舒亶还从苏轼诗词中摘抄出支言片语，说朝廷每实行一项新法，苏轼都写诗恶毒攻击。实行青苗法，苏轼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以新法课试群吏，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兴修水利，苏轼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严禁私盐，苏轼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这些都认为是苏轼愚弄朝廷，诋毁新法的罪证。原来打小报告的沈括又一次上奏章弹劾苏轼。当时，神宗赵顼正为新法不能顺利推行而烦恼。苏轼的诗文，被断章取义的解读后，更是火上浇油。于是神宗一气之下就派人抓捕了苏轼，打入御史台大牢。苏轼在大牢里一次又一次被被提审、逼讯、录供，苦不堪言，惊惧万分，不得不认罪。当时深感死罪难逃了。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绝命诗。

（一）

柏台霸气夜凄凄，

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

魂飞汤火命如鸡。

（二）

眼中犀角真吾子，

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知葬浙江西。

其实，苏轼当时写这两首绝命诗是有小插曲的，并对减轻处罚还起了作用。苏轼进了监狱之后，儿子苏过自然每天给父亲送饭，并且借送饭之机传递外边的消息。苏轼告诉儿子，每天送饭送青菜和肉就平安无事，如果送魚就是最不好的消息了。有一天苏过有事，就打发好友给苏轼送饭，好友当然要给苏轼送点好吃的，其中就有魚。苏轼一看这魚，心中刷一下凉了，这下完了，必死无疑了。于是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上面两首诗。这诗当然会送到神宗赵顼手里，据说当时神宗看后也很受感动，也放了杀苏轼之心。

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那是非苏轼莫属。苏轼在当时政坛、文坛那可是名震全国的人物，苏轼进了监狱自然不是小事。

苏轼被抓捕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震动，许多勇敢的官员都站出来为他说话、为他鸣冤发声。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称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其弟苏辙还为兄长写了《为兄下狱书》，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哥抵罪，“臣欲纳在身官以赎兄轼”。昔日的政敌王安石，虽然已辞官隐居，当听说“乌台诗案”苏轼要被杀头，连夜给神宗写信，信中一句话写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可是神宗又敬重、又信任的人物。由于变法受到了太后，家族贵戚及一些大臣的强力反对，神宗被迫罢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但王安石的话在神宗那里还是有一定份量的。王安石与苏轼是新法改革的两派，苏轼一直反对王安石的某些新法，可以说苏与王是政敌，但王安石并没有在苏轼蒙难时落井下石。这一点与沈括就截然不一样了。后人评价王安石，许多人对王安石的为人都有些存疑与诟病，但凭这一事，王安石也算是堂堂君子。

苏轼的案子也惊动了太皇太后曹皇后，也就是神宗的奶奶。曹皇后也可算一代贤后，垂过帘，听过政，当时已病入膏光，她强支撑身体把神宗叫到面前说：“我听说苏轼这个人被你抓了，还要杀头。当年你爷爷仁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宫里高兴地对我说，我为子孙找到两个宰相，就是苏轼与苏辙。现在我听说被押在监狱里，是不是有人要陷害他冤枉他呀，因为写诗就把人抓了，是不是有点过份？我现在病成这样了，希望天下祥和，不再有戾气，使我的病加重。”这祖宗辈分的人物说话，神宗赵顼那敢不听。

在这些重量级人物的说情讲理之下，神宗给苏轼定了轻罪，被贬谪到了黄州。四个月零二十天的监狱生活，苏轼真可谓死里逃生。这就是“乌台诗案”的过程！

1080年2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这团练副史是一个什么官呢？你理解为当代的一个民兵连的副连长即可，即没什么权，也没什么事。说这是个官，其实苏轼还是个待罪之人，并受当地知府监管，没有皇帝的命令，是不允许离开驻地的。黄州知州徐君猷是苏轼的老相识，根本没把苏轼当作下属或罪犯看待。苏轼本来就是他敬佩的大学士，能来到黄州，他深感荣幸。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从吃到住，尽最大的可能给苏轼关怀照顾，经常请苏轼到他家里喝酒聊天，两个人还经常出外游玩。并在黄州城外给苏轼找了十几亩荒地，苏轼在那里建了五间草房，自己开荒种地。因房子是在一个雪天完工的，所以起名为“雪堂”。因坡地在黄州城的东山上，苏轼因此给自己取了个“东坡居士”的名号。

自称“东坡”，那为什么又称为“居士”呢？

“乌台诗案”对苏轼无疑是一场精神浩劫，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劫后余生的苏轼深感人性不古，官场险恶，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苏轼是很有一番归隐之心的，但当时必定待罪之身，身不由己。很是希望找到一种宁静，回归心灵的平淡。这时他找到了佛教，他在《安国寺记》里说：“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黄州他到过许多寺院，认识了许多主持禅师。佛教思想对苏轼的启迪是巨大的，他不迷信烧香拜佛，不迷信念经打座，但对其思想深信不疑。苏轼结交了许多和尚朋友，如惠勤、参寥，当中与佛印的故事最多。不出家而笃信佛教，所以称“居士”。

黄州四年的贬谪生活苏轼虽然是待罪之身，但是，他过得是愉快的，轻松的。他说自己更适合种地，做一个“田老翁”，更喜欢田园诗人陶渊明式的生活。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真是你想退也退不成。政敌们在惦记着他，想利用他才干的皇帝也惦记着他。但此时的苏轼已不是原来的苏轼，它已成为苏东坡了。苏轼已看透了人生的浮华，他变得旷达，坦然而乐观，原来的功名利禄，在他那里已变得淡如云烟。正是因为这种看得破，放得下的心境，使后来在更为流离失所，凄风苦雨的贬谪路上他也从容面对。从惠州到海南的儋州，虽然地域越来越偏远，别人以为这样的惩罚比死还可怕，但苏东坡的心却变得越来越宁静坦然。陶渊明诗言“心远地自偏”。在苏东坡这里是：“地远心自安”，离朝廷越远他越感心中宁静而轻松。当朝廷再次召回时，他几乎不愿回归了。

黄州之后，苏轼换成了苏东坡，无论是从性格特质到诗文风格及其思想都不是原来的苏轼了。尤其是诗词的思想境界，艺术境界都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期间，他写出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只要你细心的读过苏东坡的诗词就会发现，苏东坡自己似乎也在与以前的苏轼做着某种切割。以前诗文中涉及自己名号的多以“轼”自称，而以后多称为自己为“东坡”了。这说明，苏东坡自己也认为与苏轼是两个人了，你也许不信，我信。

由此苏轼从一个高傲的年轻才俊，脱变成了一个豁达、幽默、睿智的长者，苏轼活出了另一种人生境界。我们不难理解，一个遭受重大挫折和磨难的人，灵魂深处会是怎样的冲击与震动。这也就是说苏轼与苏东坡是两个人的重要原因。

苏东坡黄州写的诗词很有代表性，许多都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挖掘出了另一种人生的意境。如：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是在黄州时与朋友喝醉酒，天晚回家时的情景。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在黄州时，苏轼与朋友聚会，遇到了下雨。朋友们穿着雨具都离去了，苏轼最后找了一件蓑衣，踏着泥泞，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情景。

“江海寄余生”，看似随波逐流，其实，那是怎样的一种轻松、淡然的人生境界！

“也无风雨也无晴”。别人眼里是苦难、挫折、失败，是一种感情的纠缠与羁绊。但在苏东坡眼里，这些什么都不是。这一身蓑衣足矣遮挡那满世界的风雨。蓑衣更是他开阔心胸的象征。

无论你是文学大伽，还是文化名人，或是有文化的平民百姓，不品读苏东坡，不足以领略人生。无论什么人都会从苏东坡那里寻找到人生中的精神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