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华夏文明发展历程中，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封建王朝”，宛若时光卷轴里的图画一样，给后世人呈现出一派绚丽多彩的景象。

关陇集团（关陇贵族）

而不同王朝之间的更迭替换，是古代历史画轴中，不可或缺的一抹色彩。

喜欢历史的人，或许对这个“组织”并不陌生，它就是被誉为古代史上“第一政治集团”的“关陇贵族集团”。声名显赫，实力强劲，辉煌时间超过百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关陇贵族集团”这个称谓，其实并非源自于那个时代的史料记载，而是后世史学家，为了能清晰明了的解读分析历史，给一帮贵族政治联盟，新起的一个统称名号。

因这个集团里的贵族成员家族，常年生活在关中和陇西地区，所以根据地名的缘故，才被称为“关陇贵族集团”。

据史料《后汉书·公孙述传》描述：“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年光武帝在解除了函谷关以西和陇地的军事忧虑后，便开始专心地开始向东征伐，而当时光武帝已占有天下领土的四分之三。

并且史料上还明确记录：正光五年，也就是公元524年，北魏六镇爆发严重的军民起义，随后，得到关陇地区的响应。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北魏六镇军民起兵，其实就是关陇贵族集团发展史的开端。

东晋王朝灭亡后，华夏大地进入长达百年的战乱。后来，在北方边疆，一个以鲜卑贵族“拓跋氏”家族为首的少数民族部落慢慢崛起，并且逐步统一漠南草原地区，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北魏王朝，并且把都城设立在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

当年，这些藩镇对于新生的北魏政权至关重要，因此，北魏皇帝派出镇守六镇的主要将领，挑选的也都是那些经久沙场、声名显赫的少数民族首领，或者是能征善战，在北魏军营效力多年的汉族大将。

这些将领统领下的北魏六镇，其军事战斗力极强。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大家都是被外派去镇守边疆的将领，自然而然关系就越来越亲密。

而且他们多个六镇将领家族之间，也经常用通婚的方式结为亲戚。联姻关系，加上共同的军事利益，以及相同的命运情况，让北魏六镇将领和藩兵，形成一个特别的“阶层”。

尽管这些将领，关系紧密，并且也有联姻亲属关系。但离成为“政治军事集团”还需要一些历练和某些契机，那么接下来他们身上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

北魏王朝，这个以鲜卑贵族拓跋氏为首的政权，在常年和中原大地上小王朝的作战过程，及民间交流中，不知不觉也遭受着“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文化”这个东西很奇怪，有时候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形下，却会对很多事情造成巨大的影响。

北魏这个以鲜卑少数民族为基石的王朝，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先进“中原汉文化”影响，到了北魏孝文帝当政时期，包括皇帝在内，一大批高官大臣都非常推崇仰慕“中原汉文化”。

在此情形下，北魏孝文帝，作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决定：迁都洛阳。

在古代社会，“迁都”可不是单单国家机关换个城市“办公”那么简单。都城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倘若更换都城，则意味着国家大的战略，及政治方针的改变。

当时北魏迁都，朝中大臣也是争论不休，奈何北魏孝文帝对中原文化的着迷程度，几乎已深入骨髓。地处塞北边疆，常年寒风呼啸的平城，跟繁花似锦，中原汉文化底蕴深厚的洛阳城比起来，宛若现在“一线大都市跟十八线小城市”的差距。

而在众多反对人群里，反对声音最大，情绪也最为激烈不满的就要属塞外“六镇”。

那时候，铁了心要迁都的北魏皇帝，根本听不进去这种反对之声。

并且不久之后，皇帝就带着后宫佳丽和文物百官，住进了繁华的洛阳城，而塞外六镇的那些贵族将领，则无情的被晾在了遥远的漠南草原边疆。

“迁都洛阳”，最终也彻底拉下了“六镇”军民兵变起义的导火索。

当现代人面对“迁都洛阳”这件事时，心中不免产生疑惑：为何皇帝换个都城居住办公，“六镇”军民会有如此大的反应，甚至不惜“提着脑袋”去闹兵变，从而彻底跟北魏王朝决裂呢？

其实结合一千多年前的历史现实，站在北魏六镇那些核心将领的角度去分析，或许便能瞬间解开心中的疑惑。

古代社会有个很显著的特征：各种“利益”几乎都是以君王为核心，按照“由近及远”去层层减弱。说得通俗点，也就是离君王越近，获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等等利益就会越多，这是古代社会现状，及民众意识形态下的一种必然产物。

在此情形下，北魏皇帝用高瞻远瞩的“国家战略思维”，选择了漠南草原上六个军事要塞，设立了六个“藩镇”。并且在皇帝的一番“鸡汤”鼓舞下，那些贵族将领也都满怀激情，为了王朝利益，毫无怨言地携带妻儿老小，领着手下将兵，搬迁到了六镇。

虽然表面上看，那些贵族将领是去“戍边”。但从地理位置上看，当年的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大同，在那时严格意义上讲，也同处塞外地区，距离漠南草原那六个藩镇，路途距离并不遥远。

而且从文化意识形态上看，“六镇与平城”其实都属于塞外游牧文化范畴，彼此之间也没有违和感。并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当时六镇对于整个北魏政权来说，地位至关重要。

因此，皇帝也给了北魏六镇将领，几乎是国家最高级别的待遇，享受着王朝柱石般的地位。

但倘若北魏把都城从塞外的平城，迁到长城以里的洛阳。那情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距离上远了不到一千公里，也有大几百公里。对于古代交通而言，这正是应了那句话：“山高皇帝远”。

试想一下，当年从北魏六镇，去一趟都城平城，比较近的藩镇，或许快马扬鞭，半天的功夫就能赶到。而一旦迁到洛阳，那六镇这些贵族将领想要在见皇帝一面，最起码路途上要废不少周折，而且还的跨越长城进入关内。

除了地理位置更遥远外，在那个年代，一道长城关隘也是游牧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的分界线。倘若北魏皇帝住到洛阳城里那穿的是绫罗绸缎，说的是“之乎者也”，生活习性也必然会跟汉人趋同。

久而久之，身处草原六镇的那些贵族将领，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也将会跟北魏皇帝逐渐疏远。

站在北魏六镇将领到角度上看，倘若北魏皇帝迁都洛阳，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意识形态，势必会更他们这些曾经皇帝最器重，也很亲近的六镇将领们“渐行渐远”。

除了以上两方面外，皇帝迁都洛阳，对于北魏六镇将领，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政治地位”急速坠落，从而导致核心利益受损。

仔细分析一下，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平城地处塞外，而六镇又承担着最重要的都城军事防御重任，因此，六镇将领，也能享受到崇高的军事地位，以及所带来的政治地位。

但洛阳则不同，倘若洛阳成了新的王朝都城，那北魏必定会沿长城一线，重新构筑国家军事防御体系。

在这种情形下，北魏六镇的军事地位将彻底被边缘化，甚至也会变成可有可无的一种情形。在以军事为核心的北魏王朝里，军事地位，几乎关系到六镇将领们最核心的利益。

所以他们也势必会强烈反对“迁都洛阳”的北魏国策。

在南北朝那个特殊年代，漠北草原上，形成了以北魏六镇中，武川镇为骨干的一个军事政治团伙。

从表面上看，关陇贵族集团，最初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北魏孝文帝执意要迁都洛阳，引发了六镇军民不满。于是他们就团结起来造反，用一种“抱团取暖”的方式，凭借手里的刀枪，向北魏朝廷抗议，从而为自身谋取利益。

可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分析方式，去挖掘最初形成于漠南草原地区的关陇贵族军事政治集团，却远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

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像关陇贵族集团，这等显赫的军事政治集团，其形成过程，势必也是一个曲折，漫长，且包含内容更多的复杂过程。

根据史料上记录的时间去分析，从东晋灭亡到北魏六镇起兵，时间跨度超过了百年。

在如此漫长的战争岁月中，不论是兵将，还是普通民众，似乎都习惯了战争场面，而且人们潜意识里，也形成了凭借手中的“刀剑”去生存，或者谋取更大利益的固有思维。

并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长达百年的战争洗礼下，不少将领练就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而关陇贵族集团的形成时的核心成员，兼都是那些身经百战的出色军事将领。

从这一点来看，战乱岁月，宛如给关陇贵族集团，提供了最宝贵的“原材料”。

有了出色的将领，也有了敢打仗的思维，而要想把这些人捏合在一块，形成一个军事政治集团，那还需要一种合适的机遇。

而恰巧在那个时期，北魏政权为了抵抗柔然，巩固边疆，很合时宜地设立了“六藩镇”驻扎精兵的政策。这项制度，给那些出色将领提供了“彼此结亲，相互增进情感”关系的机会。

并且驻扎在六镇里的那些主要将领们，大家境遇相同，地位也差距不大，而这为他们进一步结盟补充了环境条件。

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时代发展潮流中，已经过百年战乱的中华大地，人民渴望和平，国家期盼统一，而那些有远大志向，尤其是拥有军事实力的将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内心里必然也会有一些更深远的想法。

像关陇贵族集团最初领导人宇文泰，从后来带领关陇贵族集团创造的历史伟业来看，他当年带领武川镇兵马起义，或许不单单只是为了自保，或者从北魏朝廷里捞点好处，而是有着远大的政治军事理想。

而这也是南北朝那个动乱时代，提供给他们这些人的巨大机遇。

总而言之，关陇贵族集团的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时代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而武川镇里的那些优秀将领，抓住时代机遇，聚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史上声名远扬，影响力极广的“关陇贵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