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公元前156-前101年)，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他少年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是中国历史上创办官办教育的第一人和拓展都江堰的先驱。

文翁石室中学（文翁石室四中）

文翁任蜀郡守期间，主要做了两件好事：一是重视教育以培养人才，二是兴修水利以发展经济，这两者实为相辅相成，互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才有基础培养人才；同时，人才培养了，才会有力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人才培养，互为因果。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不仅有促进“物质文明”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有促进“精神文明”的功能。班固在《汉书》中写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好文雅”就正是“精神文明”的表现。

隋代以前，官员通过举荐产生。来到蜀地的文翁，痛惜蜀地的文化教育落后，于是决定从教育工作入手来改变这种状况。他采取了两项得力措施。其一就是选拔郡县小吏中有才能者如张叔等18人，亲自告诫勉励，“送至京师，授业博士，或学律令”（保送他们到京城，就学于太学，有的学习五经，有的学习法规法令）。数年后学业完成回到蜀郡，担任重要职务，“官有至郡守刺史者”。那时政府并没有专项教育资金，他为了解决这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包括生活费和给老师的报酬等)，不惜减少官府行政开支，购买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物品，委托考使送给太学中的博士。学生学习几年后回蜀郡后，都被择优提拔为高级官员，或者作为蜀地的师资在当地培养人才。文翁的这种把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苗子派往京城学习培养人才的做法，开保送制度的历史之先河。

有了师资力量后，文翁的第二个得力措施是在成都大办“官学”，招选所属各县弟子前来学习，并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间，文翁创办的官学——“文翁石室”开始面向平民招生，这是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一开始来学习的人并不多，他采取了许多奖励政策，首先是物质上的优待，如免除劳役。其次是从实践上加以培养和锻炼，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文翁经常选出一些官学中的青少年在自己身边做事。到各县出巡，更是从官学的学生中选一些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随行，对当地老百姓展开诱导宣传和教化，并允许学生在官府中随意出入。就这样，逐渐扩大了这些学生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各县的官民看到了读书学习是荣耀之事，抢着成为学官弟子，有钱人甚至花钱以求能成为学官弟子）。”文翁兴学的成就，不仅培养了一批吏材，如张叔，汉武帝时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而且推动了邻近属县的兴学，如“巴汉亦立文学”。蜀地此后出现司马相如、扬雄等知名才学之士，与文翁兴学造成的社会风气亦不无关系。景帝嘉奖文翁兴学，尊师重教，“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汉书》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辞源》的描述是:“蜀地文风比于齐鲁”；总之，从此以后，蜀地文风大盛，大大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汉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公学之立，追本溯源，始于文翁，文翁也因此被后人誉为“官学始祖”。

秦时李冰治水，总结出科学原理“深淘滩，低作堰”；汉时文翁兴学，总结出教育原理“师资高，学风严”。在巴蜀文化中，成为世人公认、经久不衰、影响深远的“两大亮点”正是：

李冰导江灌溉天府，深淘滩，低作堰；

文翁兴学教化巴蜀，师资高，学风严。

文翁做的第二件好事是兴修水利。他主持在太平堰鱼嘴处开通蒲阳河，引水灌溉灌县蒲阳地区，把都江堰灌区向成都平原北面扩大，在彭县、新繁交界处与湔江汇合（称清白江），增加灌溉面积一千七百顷。据考，湔江古称琅歧水，清代以前又称蒙水。它发源于彭县城北一百一十多里的九峰山（仰天山）南麓，沿河两岸皆山，溪流众多，至关口分为九支，其北方支流经广汉、金堂汇入沱江，其南方支流流向彭州平原地区，在新繁与蒲阳河相接，经新繁、新都、广汉，最后也注入沱江。文翁开通蒲阳河，扩大灌溉面积，使四川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文翁也就成为扩大都江堰灌溉效益第一人。

今蒲阳河

后来，文翁逝世于蜀郡太守任上。蜀地的官民为他建造祠堂，塑像，每年祭祀不断。现在巴蜀地区形成的儒雅文风，见证了文翁教化的功劳。

（文据每日都江堰、岁月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