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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王云五简介）

为鼓励国统区人民积极兑换手中、黄金白银以及美元外汇，蒋介石不惜发布紧急处分命令，并且铁腕在全国推行。实际上政府还是把重点放在一些大城市中，特别是像沿海地带的上海、广州、天津。在这三个城市中，都设立了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负责协调和执行改革方案的全部内容。

在广州，经济管制督导员由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兼任；在天津，经济管制督导员是中央政府的副院长张厉生；在上海则是俞鸿钧。

很快，有迹象表明，宋子文和张厉生对紧急处分命令的执行并不热心。到9月底，在他们俩人的管辖地区之内，物价几乎比8月19日上涨了2倍。在全国其他地方，物价也以同样的速度齐头并出。·因此，上海也就成了全部改革措施的试验地。

上海是全国财政、经济和工业的中心，在这儿，对富商大贾和有权势的工厂老板来说，囤积居奇、投机钻营已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改革却贯彻得雷厉风行，毫不留情面。何以如此呢?

原因是一位斗志昂扬的人物代理了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职务，他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官僚，1948年夏天时年仅39岁。他是蒋介石的长子，曾经在俄国生活了11年。1937年他从苏联回国后，他父亲就有意让他在官场中摔打一番。在江西，他担任过一些中级职务，从而开始了他的仕宦之途，并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善于擅权而又热情负责的长官形象。

蒋经国还是三青团的领导人之一，他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对在以后一直跟随他左右的更予以重任。在几年时间中，小蒋不仅向他父亲显示了他做官的能耐，而且还呈上了一颗炽热的忠孝之心。因此，蒋介石选择蒋经国出任上海的职务并不是心血来潮。

现在蒋介石可以倚重的人物已是屈指可数，在上海方面，他需要有一个能够为他分忧解难、廉洁奉公、办事干练又无所畏惧的人物。蒋经国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他很快就成了上海的铁腕人物。

尽管俞鸿钧顶着经济管制督导员的头衔，但他在改革中扮演的角色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也曾是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成员之一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深有感触地说，俞鸿钧“不过是摆摆样子的，他对一切唯经国马首是瞻”。

8月26日，蒋经国在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召开的大会上，打下了他的权威基础。他被授予全权负责上海经济的管制和调查工作，并且协助所有政、军和其他政府部门为此而努力。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治哲学。

他对上海大多数居民生活在贫病交困之中，而对少数达官贵人香车宝马、以车代步、住着深宅大院表示震惊。

他大声疾呼：

在改革的日子里，蒋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的赞许。

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在蒋经国的眼里，老百姓不仅是可怜的，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

他说：

抱着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看法，蒋经国并不想把币制改革和控制物价的重任以三番五次的政府公文法令去托付给腐朽糜烂的官僚衙门。

因此，他把在上海的这次使命看做是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他说：

蒋经国在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宣布：

“当然，人的背脊上总会有一些不清不白的。”

在上海执行紧急处分命令的日子里，蒋经国不得不亲自督导所有的政府和警察部门。但是，他和这些机构中的命官要人却时常把关系处得很紧张，因为他感到这些人对他的“革命”手段和目标并不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结果，他只好倚重于两个和他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组织，其中之一就是准军事化的勘乱建国大队。

勘乱建国大队最早成立于1947年初，原来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在靠近战场的地方或新占领的解放区维持统治的。当时在这些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而国民党的保甲制已经溃烂瘫痪，中央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坏。为了弥补这些弊病，国民党曾经为勘建大队抽调了许多干部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中央训练团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其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分别是张厉生和蒋经国。

因此，截乱建国大队的大队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轨将军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心腹"之一。

但是，在上海，戡乱建国大队的显赫人物是王昇，他是蒋经国久经患难的忠实朋友。而且，众所周知，这种友情是在抗战期间建立的，当时他们都在三青团工作。王昇是第六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勘建大队调到上海的第一支部队。到10月下旬，第六大队的4个中队已经开进了上海，还有2个中队也做好了脱离前线，加入蒋经国麾下的准备工作。

这样，蒋经国在上海的部队就有3万人之多。·勘建大队的工作是协助上海地区现有的警察和警备部队执行紧急处分命令。例如，他们要参加对囤积货物的各类仓库进行调查。他们还在每一个区设立“匿名信箱”，以方便市民告发违反当局经济紧急处分命令的不法分子。

但是，戡建大队的队员无权自行拘捕，这被留给了正式的执法机构。

对蒋经国的抱负给予支持的第二个组织是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这是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很多方面与三青团很相似。实际上，它也是戡建大队的外围组织，归王昇指挥，接受勘建大队的训练。

青年服务总队正式成立是在1948年9月9日，它呼吁：

9月25日，在宣告成立的纪念大会上，参加的人数超过了12000人。

蒋经国对这个新组织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把它看做是他在上海也是在全国完成最后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工具。

按照王昇的说法，青年服务总队的宗旨是：

总而言之，青年服务总队志在消灭两种组织，一是黑帮恶势力，一是共产党。前者就是那些堕落分子、贪官腐吏和不法奸商。”这样一个计划是非常旗帜鲜明，而又雄心勃勃的。它没有私利，只要激励青年人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而努力，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上邪恶势力的阴谋诡计。

但是，这项计划所赋予的任务远远超过了青年服务大队的才干和上海实际状况的承受能力，因为改革运动不久就烟消云散，而我们从所有的材料中能够看到的青年服务大队的成绩也只是县花一现。

在上海，将法币兑换成金圆券，这第一步进行得稳稳当当。紧急处分命令公布之后，各家银行都歇业3天，以把他们的资金总额都兑换成相应的金圆券。8月23日，星期一，各银行又重新开门，开始用新钞票兑换旧钞票，比率是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

民众抱着出人意料的热情给予了很好的合作，许多人常常在银行门口一排几个小时，以等着把整箱整筐的法币换成金褐色的金圆券。不过，要适应这新钞票还需有心理上的努力，譬如现在一张电车票只值1毛，而以前要30万；一份《字林西报》现在只要2毛5分，而几天之前还要80万；同样纸张的月刊也由1900万元降低到6元。”

但是，改革计划的另一方面说明了它的步履维艰。一般来说，中下层的小民百姓都规规矩矩地把他们的金银首饰交给了政府，而那些窝藏着大量的金银元宝和外汇的人，像一些私人银行和有钱有势的大户，则常常予以抵制，他们至今还对任何的纸币持疑虑的态度。

许多人只是把他们手中很小的一部分现金作了兑换，从而拿到了一个护身符，可以振振有词地证明他们是和政府法令保持一致的。但是，却将大宗的金银、外汇以及货物囤积隐藏了起来，或偷运到广州或香港。蒋经国决心要逼迫那些富商大贾交出他们囤积的货物。

装着高音喇叭的大卡车在马路上来往巡游，还停在有钱人家的门口大声动员他们把黄金交出来。政府鼓励用匿名信向警方揭发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另外，一些强制手段也是必要的。9月18日，蒋经国查封了全市四家主要的商业银行，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贮藏的黄金兑换成金圆券。

他还以偷运黄金和外汇的罪名下令逮捕“香虎王”胡文虎的儿子、颇著声名的胡好。由于这种强制手段的结果，到9月底，上海的居民至少交出了占国民党政府从全国收刮到的金银和外汇的64%。尽管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报界和公众还是指责政府刑不上大夫，对一些全国首富的人家不能绳之以法。例如，国民党政府规定所有拥有3000美元以上外汇资产的国民都必须申报登记，可是，无人理睬。

当然，其中还因为美国政府首先就拒绝合作，去核实这些人在美国的财产。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报纸统计，在全国范围内，直到9月30日的最后限期，用以兑换金圆券的黄金、银子和外汇只占总数的20%一30%。而且这些还大多出自中产阶级之手，并非来自财阀豪富的家门。

在上海，蒋经国干得最热闹的一场是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把物价限制在8月19日的水平线上。因为这一点，他受到了褒贬不同的评价，赞扬的理由是，上海的物价比其他地方稳定的时间更长；咒骂的原因是，用政治手段来控制经济趋势的任何企图最终肯定要失败。

在紧急处分命令公布后的70天里，上海有几百人遭到了逮捕，还有一人因经济犯罪而予以处死。这些人大都被指控为哄抬物价、倒卖倒买或囤积居奇。

当然，蒋经国不只是把两眼死死地盯住在一斤猪肉、一包香烟上多收几分钱的小店主们。在他看来，大囤积商、大投机商以及市场的幕后操纵者造成了商品的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用上海话来说，这些人是“大老虎”，而且经国很快就荣获了无所畏惧、敢碰“大老虎”的美名。

9月3日，7只“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其中包括上海最有声望的名流。

同一天，因大量倒卖外汇而在两个月前被逮捕的王春哲也被宣判了死刑。对此，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样的事情对改变上海人民的心理是有深远影响的。“

在8月底和整个9月，上海的物价基本上保持了平稳。但是，黑市也由此得到了繁殖。粮食贩子在私下卖出了他们精心挑选过的货物，当然价钱也远远超过政府的最高限价；而按官方牌价卖出的东西，则质量低劣，以致顾客抱怨说现在的肉全是骨头，母鸡一看便知道再也不会下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蒋经国成功地把物价控制在了8月19日的水平线上，结果反而给他带来了最头痛的问题。

由于全国其他地方的物价有涨无降，所以许多商品纷纷从经国管辖的地区流了出去，而上海的物资短缺则愈来愈突出，最终引起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恐慌。而且，缺货问题也给物价不断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为了解决供应问题，采取了许多办法。囤积商受到了严厉制裁。

戡建大队、青年服务总队和上海经济警察在全市范围内对所有的仓库、厂家，甚至民宅进行了反复搜查。按照政府规定，每户贮存的生活日用品最多可供三个月需用，凡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数量一律没收。这些措施确实把一部分商品赶上了市场，但是对消费者的要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接着，为了保证上海的物资供应，又对市内的粮食、布匹、燃料和其他一些商品，诸如肥皂、鞋子、纸张的输出定下了严格的限制。

同时，还在9月中旬，由国营和私营的棉纺织厂组织了联合采购机构，到内地收买棉花，再分配给所有的厂家，以解决棉花原料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但是，大量的急需物资仍然没有进入上海。

上海已经成了通货膨胀泛滥成灾的汪洋大海中，唯一控制物价的可怜的孤岛。·形势显然已经无可挽回，9月30日，行政院面临的问题是必须扩大经济管制督导员所辖的区域。从此以后，蒋经国又把他强行控制物价的权威推广到了南京、江苏、浙江和安徽3省1市。”可是，这项措施的效果证明它毫无作用，而且为时过晚，因为甚至上海的通货膨胀也很快发展到经国所难以控制的程度了。

在上海，10月2日是一个转折。当时，中央政府的所作所为说明它愚蠢至极。

一项对减少预算赤字颇为合理的办法被抬了出来，国民党政府决定提高对烟、酒、锡箔等货物的征税额，并在此基础上，允许商人调整对这些商品的零售价。当然，如果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这一办法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时过境迁，各香烟店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关门歇业，以调整他们的牌价。等商店重新开门时，各类烟卷顿时上涨了100%或120%。

这是上海当局第一次正式允许物价可以超过8月19日的最高限制，市民们遭到了当头一棒。长期以来，人们对今后的通货膨胀就一直担惊受怕，现在自然会任由增税、烟价上涨，进而联想到日常生活用品也要受波及。

结果，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抢购风潮，人们在预计还没有涨价之前，必须尽量多买。第一抢手的货物有毛纺品、丝织品、鞋子、现成的衣服、罐头食品和各种各样的进口食品。很快，所有的商品都被抢购一空。而对商店老板来说，却是卖一件赔一份，因为售出价低于批发价。

于是，他们就把剩下的货物贮藏起来，千方百计缩短营业时间，早上推迟开门，中午吃饭停业，晚上提前打烊。无疑，这更激化了顾客的恐慌心理。

经过三个星期，抢购风气慢慢平息下来，实际上也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抢购。上海就像陷入重围之中，人们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时候缺衣少食能比现在这样严重，甚至在抗战后期也不至如此。

穷人家在没有粮、没有肉、没有食油中煎熬；市场上每天只有一点蔬菜，队伍还排得老长，价格大大超过官方牌价的最高限额。

因为得不到粮食，医院的院长们也正商议着准备关门停诊。医生给病人开不出药，婴儿没有奶粉可吃，甚至连死人的棺材都四下无货。这就是说，由于人们预感到通货膨胀的重演，便发疯似地抢购套买，以作有备无患，结果店里百物殆尽。

蒋经国为经济形势的一再恶化而焦头烂额。他自信蒋家王朝的命运就押在紧急处分命令上了，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他的成功或失败。因此，他拼死挣扎，想解决供应危机。例如，当10月份有人认为市场的幕后操纵者和囤积商造成了大米缺货时，他就警告杂粮油饼公会的会长和上海两家大米市的老板，说如果大米的进货一个月少于20万担的话，就要给他们厉害尝尝。

可是，事实上大米根本到不了上海，因为上海和产地之间不合理的价格相差太大。而更主要的是，许多产粮区的地方政府也正在禁止粮食流出他们的辖区范围。

于是，经国又制定出了一个更主动的办法，把上海的棉织品和糖运销到内地，交换米和粮食。他还打算从11月起，开始实施定量供应，以保证全市市民都能分配到适当而公平的大米、棉布、煤球和糖。

但是，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有效的。到10月底，实际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已经从市面消失一空。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陷于彻底瘫痪状态。”

考虑到形势的极端严重性，10月27日和28日，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层领导不得不在南京召开会议，以重新估计他们的经济政策。

蒋介石因在华北视察军事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严辞痛斥紧急处分命令，蒋经国成了他们首当其冲的靶子。只有天津的经济管制督导员张厉生，还和经国站在一起，力陈要继续实行经济管制。·

三天后，即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撤销了限制物价的政策。同一天，翁文灏和王云五向蒋总统递交了辞职书。

至于蒋经国，他公开向上海人民表示道歉，说：

不久，国民党政府就把那些被没收的囤积物资还给了原主，将因经济犯罪而投入监狱的商人也释放了出来。11月11日，更进而作出让步，允许私人拥有黄金、银子和外币，并调整了美元和金圆券的兑换率，由改革时的1∶4提高到1∶20，以承认新的经济现实。

从此，通货膨胀一如既往，从8月19日开始的金圆券改革遭到了彻底失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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