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访谈

陈老莲（陈老莲简介）

采访者：周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受访者：刘西洁/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教授

刘西洁，1964年出生于西安。现任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陕西中国画学会副会长。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刘西洁《点睛》纸本水墨45cm×68cm2018年

传承与融合：迎接中国人物画创作的时代高峰（中）

艺术家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周伟：您把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段，讲得很清楚了。最近，我在看我们社出版的一本《浙派写意人物画技法研究》的书。书中提到，浙派人物画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有浙江美术学院1992年由刘国辉主持的中国人物画高研班、1998年由吴山明主持的研究生课程班。作者还列出了学生名单，有方正、王新伦、李明、刘西洁等，一共是15个人。您当时就身在其中。前面您讲到整个中国人物画发展的简要历程，其中有几个重要节点，一个就是浙派人物画。它对您现在西安美术学院的教学工作，还有西安美术学院为代表的长安画派以至延续到黄土画派有什么影响？从浙派人物画的精神到西安美术学院人物画的绘画精神，您最有发言权，因为您既领略了江南的温润，又有西北汉子的粗犷豪放。在地域绘画精神的这种结合上，您有什么体会？包括教学上的一些创新。

刘西洁《苏东坡》136cm×68cm纸本水墨2002年

刘西洁：关于这一点，主要谈谈自己的体会。首先是我父亲给我的启蒙。因为他学习建筑设计，画水彩画，20世纪60年代中期搞文化宣传工作，之后被派往中央美术学院培训学习。他曾在陕西铜川矿务局和革命纪念馆做美术工作，后调入西安做中小学美术教师。父亲那时在如何使用绘画的工具和材料上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学着他，什么都做。

其次，我一生当中非常幸运，遇到了几位非常好的老师。一位是我父亲当时的同事王子武先生。他言语少，有修养，教导我要画中国画、写毛笔字，对我的影响就比较大。后来，我就临摹他在《美术》杂志发表的画作。一次，我在临摹王子武画作的过程中，被我父亲看到了，他就找时间带我拜见了王子武。我跟随王子武先生学画，大概就是刚小学毕业还没上初中之时。记得他说过，一是，画中国画不用着急，行笔要慢；二是，想画好的话，就要向大师学习；三是，要敢画，不要珍惜纸张，好纸用不起就用差的纸。另外，我还有非常好的老师，就是西安美术学院的教授谌北新先生和夫人杨健健先生。谌老师是一个油画家，但他对中国画论研究非常深入。他的作品中既有对西方印象主义的完整吸纳，又将中国的意象观及写意手法运用到自己的画作中。他的家学深厚，外祖父是沈尹默。我有幸接触到这些前辈，有向他们学习的机会，相当幸运，非常值得珍惜。

刘西洁《霍克尼》100cm×50cm纸本水墨2016年

后来，我考到浙江美术学院，受教于顾生岳、吴山明等先生。后又在吴山明老师的研究生课程班深造，当时冯远先生、唐勇力先生也在给我们教学。这是我创作上的一大变化时期，因为我回归到肖像画创作，而这之前我更多思考的是实验性，画了很多抽象作品。在吴山明先生身上，我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种精神，就是厚德载物，这也是人品和画品共进的精神。他对社会性的事务与对社会文化的进步的贡献，在江浙一带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每一个题材的绘画都蕴含了他个人对这个社会的一份责任。吴老师晚年曾说，对一个画家来说，既要当教师，又要做社会性的事务，对他来说是有影响的。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影响，他在绘画表现上可能会更有激情。但是吴老师把这些事情都综合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在他身上的一种体现。

那么，说到我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体会，就同我跟随这几位老师的学习与发展是一样的。虽然我出生在北方，但是我早期接受的是王子武绘画的影响，他既接受的是蒋兆和的绘画，又是以一个文人的行为指标来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绘画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甚至把笔墨也融入到了里面。蒋兆和实际上是用毛笔画素描，重视写生。王子武却说，中国画的笔墨是一种修养，是用艺术家的修养支撑起来的。他十分重视像黄宾虹、齐白石这样的画家，甚至更多传统画家的那种笔墨修养。王子武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写实、写生的东西继承了蒋兆和的方法，但他同时把人的精神面貌反映得淋漓尽致，笔墨也非常讲究。他画的《曹雪芹》真正反映出了曹雪芹的内在精神思想。

刘西洁《八大山人》136cm×68cm纸本水墨2002年

当然，我后来进入浙江美术学院接受的思想，不光有书写性笔墨的问题，还有国际性、世界性的视野。因为浙江美术学院当时非常开放，教学上有个“三七开”（传统七分，主观创新三分）。我1985年入校，正值“’85美术新潮”运动兴起，很多人对中国的绘画的改造是革命性的，但我属于相对保守的改良主义。

浙江美术学院有两条艺术思想的道路，一是林风眠的艺术思想道路，二是潘天寿的教育思想道路，这对我都是有影响的。比方说，教学是教学，个体艺术家的创作是个体艺术家的创作，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不能因为个人的风格而去改变所有人的创作。我也将这些思想逐渐地在我的教学改革中进行调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不能照搬。比如中央美术学院的“徐蒋体系”，叶浅予在徐悲鸿和蒋兆和中间起了一个调和作用，卢沉的教学思想和周思聪的绘画探索也有影响。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思想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石鲁作为长安画派的开创者之一，他的人物画从写实走向了写意，完成了传统绘画的现代转换，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性和思想性也更值得研究。

关于写实性的人物和笔墨之间关系进一步加深的问题，我认为，两者是完全有可能统一融合的，当然，作品要求的精神层面更加重要，社会的需要也要考虑。我们知道，所有的艺术与社会之间发生直接的关系，就是时代性。时代对于艺术家有一个很大作用，艺术家应该有主动接受的准备，用优秀作品来展现时代。关于如何去展现时代的问题，艺术家首先应该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认为，中国笔墨的书写性，在历史长河当中一定还会有更高妙、更辉煌的时候。无论是接受西方表现主义的北方的笔墨关系，还是江浙一带注重书写性，以及江南人的情趣介入了绘画等，这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大致是在这几方面来进行我自己的艺术创作和教学。同时我对自己还有一个要求，随着时代的变化，可能的话，我也学习齐白石来一个“六十变法”。

写实与写意

刘西洁《少女》68cm×50cm纸本水墨2008年

周伟：您是兼容并包，各取所长。各个流派之间、各个地域之间，以及不同风格之间的融合，的确是成就一位优秀艺术家的非常好的土壤。从整个人物画的发展历程以及您个人的经历来看，这种融合是一个核心要素。接下来，这个问题与美术教育关联比较大，概括来讲就是写实与写意的处理问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徐蒋体系”的发展与中国画的发展关系问题。

您特别重视中国绘画传统，还专门强调了传统绘画对您的影响。我也觉得，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画技艺之间，在写实与写意之间，徐悲鸿就明确讲，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他把素描提得很高，直到现在影响还很大。有人总结说，“徐蒋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和面，用体、面来推动造型的发展，而重点不是在线上。所以，像这种情况对中国的美术教育，特别是高等美术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我们传统绘画往往是讲写意，像齐白石讲“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同时也讲究形和神的关系。形和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写实和写意的关系，它们之间最后的落脚点还在于对造型的认识和把握上。现在也有人讲，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培养的毕业生，特别是绘画创作有一种倾向是“千人一面”，都是一个样子，包括人物，甚至花鸟、山水都是一个样子。怎么造成的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特别偏重素描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当前美术教育的发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把中西融合、各取所长推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刘西洁《季羡林》45cm×35cm纸本水墨2018年

刘西洁：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关注的问题。中国的美术院校大学生美术教育涉及方面很广，学院现在的高考招生方法是固化的，大家无法去打破这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必须有一个相对较为公平的尺子来衡量艺术水平的高低，所以各学校都用素描、速写、色彩三者来测试考生的绘画技能。现在可能只有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重视中国画的技能，在本科招生上，中国画是单列招生。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招生有两种考试的方法，一是用毛笔作画，二是画素描。而中央美术学院招生在素描和白描之间可能都要考试，西安美术学院招生基本上是重视写实造型的。

我国的素描其实有两大来源：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徐悲鸿早期从欧洲吸纳过来的素描方式，现在我们把它称为“全因素素描”；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从前苏联传过来的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在素描教学上，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在八大美院的影响比徐悲鸿当时的素描体系影响大。另外，原浙江美术学院曾聘请罗马尼亚画家博巴举办培训班，引入了结构素描教学方法，对浙江美术学院后来的中国画素描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40年，这种情况却已经得到了改观，因为随着高等美术教育的进步，教学体系与教育思想进一步完善，教师对素描的认识在层次上已经有了变化，而且素描作为独立的一门艺术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所以，关于“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没有错，但是素描概念放在当下来说，既不是契斯恰科夫素描，也不是完全客观的写实性素描，都有艺术性的介入，选择什么样的素描方式是由创作者的造型意识决定的。

刘西洁《傅雷》68cm×50cm纸本水墨2019年

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我一直认为，写实与中国画传统里讲的主观的造型方法，这两者之间需要调和，需要并行来重视。我们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应该努力加强学习，扩充知识。如果教师的认知不足，那么教出的学生就会出问题。只能画写实的教师对写意、对表现，或对其他的造型不能理解，我认为他是不合格的。只能是按自己的风格教授学生的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我认为也是不可以的。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学生和教师的作品在全国美展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因为在教学当中有这样的培养方式，叫做“创作带基础”。我们有教学的基础体系，到了高年级，尤其到研究生阶段，以创作为主体进行理论研究，以此全面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笔墨技巧和创造意识。比如，想画写实性的革命历史题材或者现实当中的人，就必须具备很强的写实造型能力和能够写实的笔墨能力。而想用抽象笔墨表现当下艺术观念性的创作，就得具备相对应的技能，两者都需具备较全面的素养。

刘西洁《肖像-2000》180cm×90cm纸本水墨2000年

我在西安美术学院教学改革当中还有这样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人物画教学分两块：一个是刘文西绘画艺术工作室，主要以刘文西先生的艺术思想为主导，跟前面讲的系统直接关联，即坚守传统的美术学院建制；另一个是人物画工作室，我在这个工作室做了改革，开设了教学拓展的课程，叫“漫写与造型”。“漫”字具有浪漫、散漫的含义，“漫写”是指主观意志的介入。把造型单列出来，作为技能的一种训练，造型意识在训练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速写、慢写和素描三者是中国画的基础，慢写与写意性的写生有关系，写实素描跟大型主题性创作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造型艺术不是简单的写实素描。然而，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素描？这实际上是由造型意识与意志决定的。我们可以用毛笔去临摹中国画，也可以用铅笔进行描摹学习，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顾恺之的线条、陈老莲的线条非常之高级，是有意味的线条。所以，我觉得造型艺术在现代来说，应该回归到本真和本质，就是首先明确什么是造型艺术，然后再说用什么工具来进行。所以，现在的教学，尤其是需要教师自己的知识结构、绘画能力以及创作实践等都应该更加充实、立体，来完成这个时代的需要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