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8日，特科得到情报：中统特务定于晚8时展开抓捕。面对严峻的形势，当时特科的负责人徐强命令特科的人员立即离家，分散隐蔽。

“11.18”事件没过多久，1936年初，交通员张子华突然出现了。他居然在租界的亭子间里，找到了隐蔽在那里的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又找来董健吾，把他们三人叫到福州路吴宫旅社开会。张子华提出，我们必须尽快与陕北中央接上联系。

陈共炎（陈共德）

张子华只是一个21岁的交通员。他为什么突然出现而且提出尽快与陕北中央联系？张子华没说。

实际上，张子华是遇到了一件大事。

12月9日，北平爆发“12.9运动”；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及其策略方针。此时，甚至最反共的陈立夫也向蒋介石提出了与中共接洽谈判共同抗日的问题。为此，陈立夫甚至还持假护照，试图经欧洲进入苏联，直接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谈判，但因被日本间谍发现而放弃。

在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决定就国共合作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

邓文仪

1935年12月，蒋介石指示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先后与王明、潘汉年接触，最后王明答复邓文仪：这个问题，你们必须与国内的中共中央商谈。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通过陈立夫寻找地下党。

本来，陈立夫的中统是寻找地下党的一把好手，可是到这时候中共地下党已经杀的杀、抓的抓、藏的藏，中统确实是很难找到地下党了。陈立夫想来想去，把寻找共产党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得力干将曾养甫。而曾养甫是CC系里搞基建的，当时正在指挥修建钱塘江大桥，他哪里会认识地下党？曾养甫也想来想去，想到了他的下属谌小岑。这个谌小岑“五四”时期就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还曾参加过共产党，尽管后来脱党，但总会有点关系吧？其实，当时地下党被破坏成那样，谌小岑哪能与地下党有联系呢？谌小岑也挖空心思地想，终于也想起一个人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1932年，谌小岑与左恭一块儿办过《生力》杂志，觉得这人有点儿“左”，八成跟共产党有联系。于是谌小岑就去找左恭，一谈之下，左恭立即知道，事关重大！

其实，这个左恭真是个中共秘密党员，由特科负责人通过交通员与他单线联系。而联系他的交通员，就是张子华。

21岁的张子华非常成熟，他以“中共长江局”（根本子虚乌有，连上海临时中央局都已经不存在了）代表的名义，化名“黄汉”与谌小岑进行会谈。1935年12月，在上海四马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与张子华会面了。谌小岑回忆道：

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

因此，张子华才会紧急寻找徐强和董健吾开会，提出尽快去陕北与党中央联系。找党中央接关系，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所以大家也没问就决定，去陕北找党中央。请孙夫人宋庆龄帮助解决：第一，路费；第二，通行证。因为董健吾是特科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所以此事就由董健吾去办。

没想到的是，会议之后，董健吾就接到宋庆龄的口信，约他尽快见面。

宋庆龄见到董健吾，就交给他一封信，说这是国民党高层给中共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陕北。宋庆龄还给他准备了路费和孔祥熙签发的财政部税务专员通行证。并且嘱咐他，到了西安，如果去陕北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忙。

事关重大，董健吾立即找到徐强等人汇报情况，决定即日出发。

这时，张子华说：我护送你去。

就算到了这时候，张子华也没告诉董健吾，他自己的任务。

董健吾和张子华到了西安，天降大雪道路阻隔，于是找到张学良帮忙。

虽然董健吾没有明说，但谁也不是傻子。张学良遂用私人飞机将董、张送往延安，并安排部队地面护送去瓦窑堡。

1936年2月19日，张学良目送飞机起飞后，转身对部下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2月26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瓦窑堡，还带来了张学良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当时，毛主席率红军主力东征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前线刘志丹部。接待他们的是博古和林伯渠。

博古立即给毛主席发电。3月4日，毛主席和张闻天、彭德怀商量后复电博古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因为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离家出走，董健吾也急于回去，参见：1988年，中央首长告诉她，毛岸英的事保密期已过，你可以说出来了），同时要博古、张子华、高福源等到山西石楼开会面商。

高福源？他不是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的团长吗？怎么把他也叫上了？

原来，谌小岑在想到左恭的同时，还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吕振羽时任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很大。谌小岑认为这个组织一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吕振羽也一定是共产党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的什么官。因此，谌小岑便根据曾养甫和陈立夫的旨意，于1935年11月给吕振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其实，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他接信后，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作了汇报。中共北平市委又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中共北方局得到汇报后十分重视，决定由北方局情报负责人、原上海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直接领导。

就在董健吾、张子华到达陕北时，王世英也赶到了山西前线，向毛主席、张闻天等汇报了与国民党上层会谈以及与杨虎城、宋哲元、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情况。叫上高福源，就是为了做阎锡山的工作。

张闻天

3月20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政治局委员到达红军东征的晋西前线，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与国民党谈判、联络问题。从3月20日到27日，红军连续行军7天，每到一地，中央政治局就开会。大家对蒋介石主动提出国共合作普遍不相信，但是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看，事关中华民族存亡，无论蒋介石是真是假，都应该先谈判。

27日，毛主席在山西石楼县城附近向政治局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这时提出的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毛主席的另一手准备。抗日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虽然蒋介石提出谈判，但毛主席认为不光应该和蒋介石谈，而应该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谈，与国民党各个元老谈，与社会各界人士谈。

再说急忙赶回上海的董健吾。他立即去见宋庆龄复命，同时转告宋庆龄，张学良想找个共产党给他做顾问。宋庆龄马上想起一个人来，她要董健吾去法租界的路易.艾黎家，她在那里隐藏着一名共产党。

刘鼎

董健吾来到路易.艾黎家，没想到那人却是他的老上级刘鼎！

刘鼎是陈赓、潘汉年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顾顺章叛变后，刘鼎于1933年撤出上海去中央苏区，路过闽浙赣时被方志敏“截留”。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方志敏、刘鼎均被俘，但刘鼎谎称自己是个“机修师傅”（这话也不假，刘鼎在闽浙赣根据地开办的兵工厂造出了我军第一门炮，在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造出“八一”式步枪），乘国民党对他放松警戒，在九江逃出，潜到上海，被宋庆龄通过艾黎保护起来。

宋庆龄立即电告张学良：朋友找到了！

随后，张学良派专人到上海，迎接刘鼎到西安。

刘鼎在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之后，张学良又带着刘鼎飞到洛川，两人同住一院，每天十几个小时在一起谈话，一谈就是十几天。

4月6日，毛主席致电张学良：“敝方代表周（恩来）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延安）与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定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张学良接电后非常兴奋，立即通知刘鼎。

4月9日，张学良冒大雾带王以哲、刘鼎、孙铭久飞到肤施。周恩来、李克农、戴镜元等中共代表傍晚达到。见到刘鼎，周恩来一愣，紧紧抓住刘鼎的手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如故，会谈了整整一夜，解决了双方联合抗日的许多问题。会后，刘鼎随周恩来回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工作。

张子华、董健吾、王世英、刘鼎先后来到陕北，使中央了解到了长征后上海地下党和特科的基本情况。于是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去上海，建立电台、恢复党组织，同时派张子华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正好借助在西安的董健吾进行护送。

4月20日，冯雪峰、张子华到达西安，与董健吾接上头。

冯雪峰、张子华、董健吾从西安返回上海途中，在南京停留期间，张子华安排冯雪峰会见了特科单线联系的两名秘密党员。一名就是前面提到的左恭，另一名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王昆仑。

王昆仑原是国民党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中坚人物。1931年9.18事变后，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恨之极，下决心当共产党去。王昆仑找共产党，也是先想到了左恭。他对左恭剖心漏腹地说想找共产党，左恭就是不吭气。最后被磨不过，左恭对他说：“有个朋友也许可以见见。不许到外边乱说！”

左恭介绍来见王昆仑的，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卢涛。1933年，卢涛主持，在王昆仑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他的入党仪式。

王昆仑见到党中央派来的冯雪峰，非常高兴，忙问给他什么任务？

冯雪峰想了想说：中央要我在上海建立电台联络，可我没有电台，你设法搞一部电台来。

王昆仑接到这个任务心想：“电台倒是有，不过要钱买。多少钱呢？10万大洋。”可是王昆仑没有10万大洋，他当时跟老婆闹离婚，老婆要他拿1万大洋，他都没有，还是找人借来的。

找人借？对！找人借。可是找谁借呢？

刘湘

王昆仑思来想去，想到一个绝好对象——四川军阀刘湘。

刘湘这会儿也在找共产党。刘湘到南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时，跟王昆仑深谈过几次，对于王昆仑讲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理很赞赏，觉得他是个人物。于是让他的驻京办主任约王昆仑秘密去四川再谈。本来王昆仑一直没有成行，接到冯雪峰这个任务，又听冯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决定去四川见刘湘。

王昆仑秘密到了四川，刘湘问他：我爱四川，也爱中国。你看我该怎么办？

王昆仑说：联共抗日。

刘湘：我出兵抗日，红军来打四川怎么办？

王昆仑：红军现在要去华北打日本，不会来打四川。

刘湘：你说了不算。

王昆仑：我给你找个共产党来，他能保证红军不会来打四川。

刘湘：那太好了。

王昆仑：你得表示点诚意。

刘湘：怎么表示？

王昆仑：给10万大洋。

刘湘比较抠，交代他的驻京办，给王昆仑划了6万大洋。不过对于冯雪峰来说，这笔钱够多了，因为他离开陕北时，周恩来只给了二千块钱。后来，冯雪峰秘密地来到四川，跟刘湘进行了会谈，签订了中共与刘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

曾养甫

在南京，张子华秘密会晤曾养甫，转达了毛主席提出的中共中央五项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报告，当面向谌小岑口授了四条意见，转给了张子华。这四条意见是：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看起来这些条件非常有诚意，而中央也已经通过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得知了蒋介石谈判的最后让步底线。原来蒋介石最早的时候是在1935年10月19日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国共合作的。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又对鲍格莫洛夫说，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的威望和指挥，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就可以谈判。苏联方面以此事为中国内政为由予以拒绝。于是蒋介石命邓文仪和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王明联系。邓文仪在第一次会谈中提出，红军接受改编，两党恢复合作，红军开往内蒙。这个条件其实是收编红军并要置红军于死地，王明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立场坚定，严词拒绝。随后邓文仪请示蒋介石后做出让步，南京可以划给红军其他地区为基地，“包括西北部分地区”。

结合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邓文仪和王明的会谈，看起来陈立夫这次提出的四条意见是蒋介石能给予的最优厚条件，似乎很有诚意。

得到陈立夫的四条意见，张子华即刻从南京奔赴陕北，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向毛主席、周恩来当面作了汇报。

周恩来亲笔写了两信，托张子华带往南京。

其中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

“别了十五六年，几如隔世。黄君来，得知老友为国奔走，爽健犹昔，私衷欣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养甫先生本为旧识，幸代致意。倘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亲来，兄能代表贲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国难当前，幸趋一致，矧在老友，敢赋同仇。春风有意，诸维心照不宣。”

这封信的意思，是请国民党代表来陕北，“惠临苏土，商讨大计”。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返回南京，在曾养甫家中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却被曾养甫下令关进了监狱！

原来，阎锡山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蒋介石派了一个“红色神父”去陕北与共产党谈判，当即致电南京责问：“为什么联合红军打晋军？”蒋介石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大为不妙。他一面通过宋子文通知宋庆龄停止通过董健吾与陕北的联系，一面下令曾养甫，逮捕张子华，以免像“红色牧师董健吾”那样走漏风声。

一周后，冯雪峰发觉张子华失踪，指令左恭出面向谌小岑要人。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放出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由南京前往上海。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份密电码和上海信箱号码，便于谌小岑在南京跟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张子华与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倘若直接与南京联系，容易走漏风声。

潘汉年

1936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特科第二任情报科长潘汉年回国，协助中央与国民党进行谈判。5月，潘汉年和胡愈之到了香港。潘汉年到香港后，一面按照与邓文仪在莫斯科的约定，给南京的陈果夫发出信件，要他派人到香港面谈；一面派胡愈之去上海找地下党联络。

胡愈之在上海通过沈钧儒找到了冯雪峰，冯雪峰随即到香港与潘汉年会面。

7月7日，香港《生活日报》登出一则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黄毅就是张冲，他是陈立夫手下的干将，国民党中委、组织部副部长、中统总干事、“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制造者。这个时候，张冲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由想尽办法消灭地下党，转变为积极主张联共抗日。

当年在上海，张冲是魔高一尺极力抓共产党的中统总干事，潘汉年是道高一丈尽力保护地下党的特科情报科长，两个对手在香港见面了。张冲告诉潘汉年，他是受陈果夫、陈立夫的委托，来邀请潘汉年去南京面谈的。

７月中旬，潘汉年和张冲抵达南京。陈果夫和陈立夫要张冲转告潘汉年，让他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国共谈判的主要意见及条件写成书面文字，由张冲转达。

次日，张冲向潘汉年转达了陈果夫、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第一，二陈对潘汉年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他的安全不成问题，同时请他保密，以免引起麻烦；第二，二陈目前不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之事，因为蒋介石目前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第三，二陈决定派曾养甫做代表先和潘汉年面谈，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周见面后，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正式谈判。二陈认为，潘汉年来自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能否代表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还难以确定。他们希望潘汉年能去一趟陕北，在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授予的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的条件后，再到南京谈判。

张冲

这样，潘汉年又回到上海，等待冯雪峰安排的交通员护送去陕北。终于，交通员来了，潘汉年打开房门一看，不由得惊喜万分——来人正是他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刘鼎。

8月初，潘汉年在刘鼎护送下到达西安，住进中共联络点七贤庄。

8月9日，潘汉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当时的共产国际对很多高级领导人有很大的影响，潘汉年的汇报被很多领导人视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加上陈立夫提出的似乎“很有诚意的四条意见”以及蒋介石通过苏联、共产国际、宋庆龄、陈立夫等多条线表达了合作的意图，看来极有诚意。因此，很多人对与蒋介石谈判趋向乐观。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周恩来提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得到了与会委员的赞同。毛主席在做结论时表示赞同，但毛主席指出，“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

当时的共产国际对很多高级领导人有很大的影响，只有毛主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1936年7月23日，与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

毛主席和斯诺在陕北合影

简单地说，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很多领导人对这次谈判的定性是“联蒋抗日”，但毛主席却保持了警惕，未雨绸缭。毛主席认为，蒋介石主动提出谈判，一方面是形势的迫使，一方面又试图趁机对红军采用剿抚并用的策略。但事关民族危亡，必须和蒋介石谈，但应该是“逼蒋抗日”。“联”和“逼”，一字之差，却完全不一样。

为了让党内的同志们提高警惕，8月12日，毛主席和张闻天商议后，以张闻天的名义，提出了具体的策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的必要的、主要的对手，但要与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国民党各派，同时分别进行谈判。我们对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但也不可忘记对真正敌人的警惕性。采取上述方针的目的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骗局，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其真正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同时又影响南京以外的各派，便利我们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求得党在全国活动的便利，求得人民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其实这时毛主席已经在明确告诉大家，谈判肯定要谈，但对蒋介石不能抱有盲目的幻想。蒋介石要是真有诚意，就不会在解决“两广事变”后立即调集三十万大军布于陕北周围，准备军事围剿了。因此要“逼将蒋日”。

在毛主席反复地说服工作下，全党逐渐统一了意见。8月29日，毛主席在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明确指出：“逼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得不与我妥协，以达到两党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9月1日，中央向党内下发了秘密文件《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9月15日，中央连续三天召开政治家扩大会议，毛主席说服了所有人，彻底统一了思想。周恩来发言指出：“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蒋介石是倾向抗日方面的。但是走到抗日，还要从斗争中使他实现。蒋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但我们不应放弃他，应逼蒋抗日。”

9月24日，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谈判代表，离开陕北赴南京与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之后，经过张子华多次往返陕北、宁沪、广州等地，终于联系好陈立夫与潘汉年的直接见面谈判。

陈立夫

11月10日，双方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正式商谈，结果真的与最初很多人设想的“联蒋抗日”大相径庭，全部在毛主席预料之中。陈立夫当场表示，既然中共方面表示要开诚合作，那么我也就好提任何条件了。我们的意见是：第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亦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第三，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陈立夫特别强调，他的这个答复意见是代表蒋委员长的，并不是他个人的。

潘汉年听后大为震惊，这三条和原来的四条完全不一样，又回到了一开始邓文仪所提出的，被王明拒绝的收编条件上。于是潘汉年当即提出异议，称：这怕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吧，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以后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会有如此设想？

鉴于双方立场相差太远，潘汉年不再与陈立夫谈整个解决之条件，转而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对此陈立夫断然否定：这绝无可能，因“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

“不缴枪，就剿灭！”

搞了半天，蒋介石想尽办法寻找中共谈判的根本目的，居然就是想要中共缴枪投降！国共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蒋介石一开始提出的条件不是很优厚么，怎么又变卦了呢？

原来，在10月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完成了围剿陕北根据地的部署。10月底，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指挥。冯玉祥在蒋介石出发前问：现在不是在谈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么？蒋介石回答：共产党问题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不可能例外，但他们带手枪来是不行的。如果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去外蒙吧！

1936年7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云南王龙云

其实在蒋介石自己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中明确说出了当时的考虑。蒋介石认为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后，已走到绝境，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在向国府祈降。因此在加紧军事围剿的基础上，可以进行政治诱降，收编红军。这是剿抚并举的手段。加上日本人日益得寸进尺，国际国内形势对其不利，所以蒋介石可以用“国共合作”为幌子，行招安收编之实。如果国际国内形势对他不利，压力太大，则可以考虑让步；一旦蒋介石觉得形势有利，自然又走回“剿灭红军”的老路。

在解决“两广事变”、安抚“云南王”龙云之后，蒋介石认为自己已无后顾之忧，形势一片大好，可以全力解决红军，在红军困难之际的情况下给予致命一击。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会翻脸，直接提出：“不缴枪，就剿灭！”

蒋介石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蒋介石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没有“联蒋抗日”，只有“逼蒋抗日”。

毛主席的先见之明，使得我党在一开始得到蒋介石试图谈判之际，就开始了统一战线的布局。最后的特科协助陕北中共中央，与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实力派都达成了停战协议，建立了抗日统战关系。

蒋介石和张学良

因此，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并非张学良和杨虎城心血来潮，而是全国渴望抗日之大势所趋。

本文作者：卓朝阳，“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