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纷争的江湖军阀段祺瑞

袁世凯生前在金匮石室留下了他指定的三个接班人名单，依次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在临终前，他则留下了“约法”二字的口头遗言，希望按1914年制定的《约法》行事。此时作为北洋系核心人物、时任内阁国务卿的段祺瑞在与徐世昌商量后，出于下述考虑，决定暂时拥戴黎元洪。

安徽段祺瑞

刘显世图书馆（刘显世简介图书馆）

段祺瑞（1865年3月6日－1936年11月2日），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今安徽省合肥市）人。中华民国时期皖系军阀首领，号称“北洋之虎”，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讨伐对象

一是西南护国军军务院的态度。早在四五月间，护国军即已指出，袁世凯犯谋叛罪，自1915年12月称帝后，“所有民国大总统之资格当然消灭”表示“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二是列强的态度。袁世凯去世当日下午1时，各国驻京公使就一致表示，欢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将给以“道义上的支持”

6日下午3时，北京政府以“袁大总统遗令”形式，宣布“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

第二天，黎元洪发表就职令，就任大总统之职。段祺瑞此举，意在向全国人民昭示，北京政府完全是遵照袁世凯的遗志办事，袁世凯操纵制定的《约法》是行之有效的，未来的北京政权也仍是袁世凯时代法统的延续，并不因帝制而需要改弦更张。

鉴于段祺瑞在袁世凯帝制时所持的反对态度，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段祺瑞出面组织政府，收拾局面，原本均不表反对。梁启超致电南方独立各省，认为“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省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

孙中山认为，“段氏维持秩序，尤属有裨大局，厥功甚伟”。护国军系统的蔡锷、唐继尧、陆荣廷、龙济光等人也承认段祺瑞“总秉国钧”的现实。至于徐世昌、冯国璋等人，虽各有怀抱，但在此时为维护北洋势力，自然也同意段祺瑞主政。

北洋系的陈树藩、陈宦等人则以取消独立表示对段氏的服从。尽管黎元洪就任总统、段祺瑞主持政府，已为既成事实，并得到各方认可，但非北洋系的各派政治力量仍认为，其中的法统和法理问题不可不明，否则便是认同袁世凯的乱法祸国。他们认为，1913年国会解散前所制定的法律，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大总统选举法》等，才是有效的；而国会解散后，由袁世凯操纵制定的法律，如新《约法》(即(中华民国约法》)及相关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则是无效的。

段祺瑞

因此，6月6日公布的《袁大总统遗令》宣布黎元洪依《约法》“代行”大总统，显然是不合法的；黎元洪应依据《临时约法》及相关的《大总统选举法》第5条，“继任”大总统。同样，由袁世凯任命的段祺瑞内阁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是现内阁中不少成员是帝制分子，尚未消除；故应由黎元洪重新任命段祺瑞为总理，负责组织新内阁，并交由国会批准通过，为此，应当迅速恢复国会。

6月8日，护国军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煌通电独立各省指出，黎元洪应依民元约法“继任”大总统，反对依袁氏之私法提出的“代行”之说。同日，梁启超致电黎元洪，要求“明令规复旧约法效力，克期召集国会，委任段公组织新阁”。

9日，孙中山发表宣言，指出“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惟一无二之方”同一天，黄兴致电黎元洪，认为北京政府现在的做法“是仍以伪法乱国法”，要求“明令规复旧约法，除去袁氏一切伪造之法律与民国抵触者，从速召集旧国会，组织内阁”旅沪国会议员也宣言，“民三约法”“不发生国法上之效力”，对袁世凯遗令及6月6日段祺瑞通告“万难承认”10日，护国军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和国会等要求。13日，岑春煌与广西都督陆荣廷通电，明确地提出四项当务之急：

(1)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而非代行职权；

(2)拥护民元约法，民三约法无效；

(3)恢复国会；

(4)大总统依法指定总理，组织新内阁，交国会同意。

段祺瑞不顾众议，于6月22日通电明确反对以命令形式恢复民元约法。他极力为维持民三约法进行辩解，认为“三年约法履行已久，历经依据，以为行政之准，一语抹煞，则国中一切法令皆将因而动摇……如之何其可也”？

他一方面承认民三约法“创法之始，不合法理，邻于纵恣自为”，一方面又肯定该法“尚经几许谐驳，几许转折，然后始议修改”；并质问各方为什么一定要求政府“毅然令以复修改以前之法律”？

他辩解说，法律既可以命令复之，亦可以命令废之，今日命令复之，明日命令废之，甲氏命令复之，乙氏命令废之，因而成为“后世争乱之源”。段祺瑞最后又表示“复行元年约法，政府初无成见，所审度者，复行之办法耳”，并希望各方提出良策。

25日，当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人联名致电段棋瑞，驳斥其22日通电时，以原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为首的海军将士在上海宣布独立。这迫使段祺瑞不得不认真考虑放弃初衷，改弦更张。

这时，中国海军仅有3支舰队。第1舰队拥有1艘4300吨、4艘2000多吨的巡洋舰及若干小吨位巡洋舰、驱逐舰，为海军主力舰队第2舰队主要由炮艇组成，巡弋于长江一带。第3支则为练习舰队。

自护国战争爆发，海军将士积极与护国军军务院联络，公推李鼎新为总司令，准备参与讨袁；将举事时，袁世凯病故，行动暂告中止。及新旧约法争执不已，段祺瑞固执己见，李鼎新遂令海军各舰集中于吴淞口，与第1舰队司令林葆怪、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及各舰舰长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2。第1舰队和练习舰队的独立意味着几乎整个中国海军投向了护国军，使南北军事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而在袁世凯去世后，川、陕、粤相继取消独立的情况下，海军独立若引起连锁反应，再起独立浪潮，段祺瑞势将陷入更大的政治被动。

29日，北京国务院开会做出决定，由段祺瑞和内阁成员副署，以黎元洪大总统名义申令：“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3同日，又宣布依据临时约法第53条，定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

历时20多天的新旧约法之争，以恢复临时约法、重开国会而告结束，这是南方护国军和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原国民党人，维护共和民主制度取得的一大胜利，也是段祺瑞审时度势，顺应大势的结果。

旧约法既经恢复，则依据民三约法而设立的国务卿一职自应废除，黎元洪在申令恢复旧约法的同一天，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负责组织政府。

6月30日，内阁总长名单公布段祺瑞注意吸纳不少南方人士，但各派势力对此名单歧见甚多，南方人士认为，其中留有帝制余孽：北洋系和进步党人认为，原国民党籍阁员太多；而被任命为总长的人则抱怨事前未征求其本人的意见。后几经调整。至8月1日国会召开时，各部总长名单方全部确定如下：

外交：唐绍仪；财政：陈锦涛；

司法：张耀曾；交通：许世英；

陆军：段祺瑞(兼)；内务：孙洪伊；

海军：程璧光；教育：范源濂；

农商：谷钟秀

一代军阀枭雄段祺瑞

段祺瑞内阁的成立，标志着北洋军阀集团皖系统治的开始。段祺瑞虽曾抵制和反对过袁世凯帝制，但其思想仍未完全摆脱旧的窠臼，其统治方法仍然是共和制度外衣下的专制主义，故也就埋下了日后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的伏笔

参战之争与督军团干政

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

吉林督军孟恩远，省长郭宗熙

黑龙江省长兼督军毕桂芳

直隶省长兼督军朱家宝

山东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

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

山西督军阎锡山，省长沈铭昌

江苏督军冯国璋，省长齐耀琳

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

江西督军李纯，省长戚扬

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胡瑞霖

浙江督军兼省长吕公望

湖北督军王占元，省长范守佑

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室

甘肃省长兼督军张广建

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

陕西督军兼省长陈树藩

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

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

广西督军陈炳续，省长罗佩金

云南督军唐继尧，省长任可澄

贵州督军刘显世，省长戴戡

《中华新报》1916年6月14

从这张名单可以看出，北方和长江流域各省掌握实际权力的督军基本上是袁世凯时代的原班人马，基本上属于北洋系或投靠北洋系的军政实力派。而西南六省和浙江，除云南、贵州维持原状外，均做了调整，一则承认原护国军和西南实力派的实际控制，一则对进步党人作了些让步。但陈宦之督湘遭到湖南军民的强烈反对，最后段祺瑞不得不于8月3日任命谭延阎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至于原国民党人，尽管也参加了护国运动，在这张名单中却无一人出现。

这张名单反映出段祺瑞企图利用北洋系，拉拢进步党人和西南实力派，打击原国民党人，维护北洋政权，控制各地局面的用心。在随后的参战之争中，这一企图虽有一定程度的实现，但却造成日后军人干政、地方坐大，乃至军阀割据混战，形成段祺瑞也控制不了的局面，这显然是段祺瑞始料所不及的。

还在6月初，冯国璋召集的南京会议解散之后，长江巡阅使兼督理安徽军务张勋即邀请自南京北返的代表到徐州开会，与会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等7省，及京兆、热河、察哈尔等区的代表。张勋在会上提出10条解决时局的“要纲”，要求独立各省立即取消独立，否则“仍以武力解决”，并针对原国民党人，强调“绝对抵制迭次倡乱的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这就是第一次徐州会议，实际上初步形成了北洋军阀的地方同盟。

北洋系地方军阀公然结盟，实施军人干政，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一个极其危险的动向。对此，黎元洪于29日发布了一道严禁军人干政的训令，指责少数军人“每囿一偏之见，或阻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庇逋亡，托名自固，甚且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为名，实招亡之渐……尚望幡然自省”同时为分化督军团，国会于10月30日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黎元洪并特任冯国璋兼任江苏督军，坐镇南京。

段祺瑞则极力为张勋辩解。他在29日致督军团各督军的电报中，把军人干政说成是“热情所激”，把徐州会议说成是“道路传闻”而事实上，段棋瑞正是要借助督军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通过亲信徐树铮自始至终与张勋、倪嗣冲保持着密切联系。张勋一再要驱逐张耀曾、唐绍仪出内阁，正是段祺瑞部属张志潭、曾毓隽在八九月间到徐州策动的结果

1917年1月，借为冯国璋祝寿之机，徐树铮、曾毓隽等人建议倪嗣冲邀约各省督军代表齐聚徐州，由张勋主持，举行第三次徐州会议。会议提出了解散国会、促成宪法、改组内阁和总统府等四项主张。及至参战之争发生，段祺瑞更是公开利用督军团推行自己的政策，使中国政治进一步蒙上军人干政的污点。

然而段祺瑞在得到日本许诺的优待条件后，于3月3日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咨文和《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第二天，他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文件上盖印，以便提交国会。黎元洪主张先交国会通过，而拒绝盖印

段祺瑞愤而辞职赴天津。正在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从中斡旋，自愿赴津请总理复职。当晚，北洋系各省督军又打电报挽留段祺瑞。黎元洪被迫屈服，并答应了冯国璋建议的条件：总统不得反对内阁的外交方针，不得拒绝在内阁命令上盖印，不得干预内阁对驻外使节、地方官员的训示

对德绝交后，日本进一步要求中国对德宣战。国内舆论强烈反对参战。孙中山、唐绍仪、章炳麟等人均致电国会反对参战。上海商界联合会及广州、武汉等地商会也通电反对。甚至北洋系的一些督军因担心带兵远赴欧洲作战、消耗实力，也对参战持消极态度；副总统兼江苏督军冯国璋于4月8日致电政府，反对加入协约国。10日的内阁会议上，阁员们对是否参战的意见也不一致。因此，当段祺瑞企图迫使黎元洪同意参战时，黎元洪便以社会舆论不赞成而加以拒绝。

段祺瑞决定先争取北洋系督军的支持，再利用督军团压迫黎元洪和国会中反对派议员。4月9日，他电召各省督军赴京开会，商定外交大计。会议于25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晋督阎锡山、直督曹锟、鲁督张怀芝、赣督李纯、闽督李厚基、豫督赵倜、吉督孟恩远、安徽省长倪嗣冲、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缓远都统蒋雁行，以及其他各省督军代表。段祺瑞向与会者说明，参战的真正目的，在谋得日本的借款和军械，并强调中国不派兵出国作战。于是与会者一致支持段祺瑞的对德外交政策。

8日，众院秘密会议商讨对德宣战案，决定将议案交全院委员会讨论。10日下午，众院召开全院委员会。

而上午10时左右，即有数千人，手持“五族公民请愿团”“学界请愿团”“陆海军人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等旗号，聚集众院门外下午议员赴会时，请愿者即分发传单，“议员有不接单或接之稍迟者，均被群众凶殴”一些坚决反对参战的议员在进入会场前均遭重殴。请愿代表入见议长，威胁说：“今日必须通过宣战案，……不然若议员遭打，致有意外，请议长负责任。”

议员们拒绝此无理要求，并改开全体议员大会，电请总理、内务总长、司法总长出席接受质询。下午7时，段祺瑞到会。议员们质询并要求解散请愿团。后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召马队驱散请愿者在场各报记者指出，各请愿团的指挥及充任代表的，均为陆军部、国务院现任官吏，请愿者为市井无赖、乞丐流氓，显系当局主使收买。

公民请愿团事件发生后，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宣布辞职，形成内阁危机。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建议段祺瑞辞职，遭徐树铮等人反对。在京的督军团成员则连日分别宴请议员，解释公民团事件，敦促速决对德宣战问题。19日，众议院开会，议员褚辅成动议，认为现内阁阁员已多数辞职，故主张对德宣战案暂行缓议，俟内阁全体改组，再行讨论。此动议经多数表决通过。

面对国会不合作的态度，段祺瑞决定利用督军团的力量解散国会。18日，山东督军张怀芝代表督军团谒见黎元洪，请求解散国会，遭到拒绝。第二天，由吉督孟恩远、鄂督王占元领衔，20多名省督联名呈请总统、总理解散国会。黎元洪召见孟恩远、王占元，告之总统无权解散国会，解决时局的办法惟有请段氏辞职。段祺瑞则对此呈文不退亦不批。督军团成员见事不遂，只得相继离京，到天津、徐州分别谋划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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