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组建中华革命党，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9至12月，孙中山主持制定了《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确定中华革命党总理为中华革命军大元帅。10月27日，孙中山任命中华革命党本部各部负责人：总务部部长陈其美，副部长谢持；党务部部长居正，副部长冯自由；财政部部长张静江，副部长廖仲恺；政治部部长胡汉民，副部长杨庶堪；军务部部长许崇智，副部长周应时。

1915年夏末，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支军队，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任总司令。由于种种原因，东南军、西南军、西北军没有建成，只有居正率领的东北军在山东建立并发展起来。1916年3月到7月，东北军从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1.3万人左右，辖两个师（共四个旅）、一个混成旅和四个直属部队。东北军从筹建到发展，孙中山倾注了大量心血。

1915年秋，东北军开始酝酿筹建。建军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人员、经费与武器。在日本，孙中山一方面联络国内各方讨袁力量，一方面部署甚至亲自筹款，购买武器弹药。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称帝，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孙中山加快了建军步伐。1916年2月底，孙中山派居正回国，在青岛设立东北军总司令部。行前，孙中山再三叮嘱居正，中华革命军进行讨袁，东北军应作先锋。东北军进攻的第一目标是潍县，第二目标是济南，然后直捣京畿，进逼袁世凯的大本营。

冯自由（冯自由简介）

居正回国后，赶往大连联络东北地区的讨袁人士。3月13日，孙中山发出《致直鲁晋省革命同志函》，号召各地同志加入东北军：“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革命军进行事宜，前来与诸同志相见。务希各披肝胆，协力同心，义勇奉公，精诚服务，以达吾党远大之目的。”

孙中山在日本多方募集军费，并购买武器，寄发国内。3月中旬至4月底，孙中山就军费与武器问题发给居正的电文达13封之多。比如，3月13日电文：“……此款如即往日指为山东用途者，则竟可完全拨用，不必划分。甚望此方面能于月内速动，宜急切着手。”3月19日电文：“念日由正金电五千，请收。”3月23日电文：“铳已交易，速运送。定船后，再电告接洽。”4月8日电文：“已定租船运来，大约14日可到。”

期间，孙中山对于东北军举义的计划多次做出指示，并表示将亲往山东指挥。潍县及周围地区的驻军为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张树元，司令部驻潍县县城。3月30日，孙中山两次给居正发去电文：“五师果有自动之意，宜速派人与联络，如彼能纯归本部范围，可许以事后赏主动者百万，及全师加双饷至终身。如有谐，当亲来指挥。”“五万当力筹，可速着手。并详查帝制取消后，军队有无退志，即复。”4月4日致函居正：“现在比较各处形势，不特山东为握要，且觉最有望，故欲兄以全副精神对之；期以必占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现在弟认济南为至重要地点，若济南一得，弟当亲来。”4月24日电致居正：“济南得手，文（或）来鲁。”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仍居大总统位，国内反袁力量依然坚持斗争。4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宣言“与各方面协同一致，声讨国贼”。考虑到“云、贵、桂、浙均已一致遵用五色旗”，为“不致同一讨贼之军而有猜疑”，孙中山决定中华革命军军旗不再用青天白日旗，改为南方护国军所用的五色旗。

5月4日，东北军分两路沿胶济铁路西进。一路，居正率东北军主力约1200人进攻潍县县城；另一路，东北军山东第一支队司令薄子明率150多人进攻周村。当日下午5时，薄子明率部占领周村；当夜，居正组织进攻潍县县城，遭到第五师顽强抵抗。之后，居正一边继续围城，逼迫张树元谈判；一边调兵出击，先后攻占安丘、诸城、高密等县城。5月15日，东北军与第五师达成议和协议，张树元率部于5月24日退出潍县县城。孙中山得到捷报，5月25日复电居正：“潍县得，甚慰！”5月27日，东北军一部占领昌乐，6月6日攻下临朐。

山东第一支队占领周村不久，吴大洲率部赶到，与薄子明决定脱离东北军，成立山东护国军，吴大洲任都督，薄子明任总司令。居正将此情况报告孙中山，孙中山为讨袁大局计，于5月31日复电劝告：“宜联络，重实力，不必争旗帜、名称等问题。”“望兄与吴、薄等调和。”6月3日，孙中山又指示：“周村告急，能援甚好。”

6月6日，袁世凯病亡，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在北京政府尚未下达停战令的情况下，孙中山顾全大局，主动停止军事行动。6月9日，他电令东北军：“袁死，内外情大变，应按兵勿动，候商黎解决。”6月12日，居正向孙中山报告，山东督军张怀芝令张树元派兵袭击临朐、安丘。接到电报后，孙中山再次电告居正，要按兵勿动，维持地方秩序，等待与黎元洪协商解决。东北军隐忍不发，临朐、安丘两县城被北洋军占领。6月15日，张怀芝再派军队进袭诸城，被驻扎诸城的东北军一部阻回。

6月16日，黎元洪通令各省停战。6月19日，张怀芝违背停战令，又派军队进攻诸城。同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进行交涉：“文以公依法就职，径电居、吴、朱诸人及福建民军息战，静候解决。旋读十六日申令，饬各省撤兵停战，具见至仁大公，无任钦佩。惟得最近报告，张怀芝等乘机侵害，屠戮临朐、安丘。似此显违明令，应请严电惩究。”

6月29日，黎元洪下令恢复民国元年由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定于8月1日起续行召开国会，并颁布多项改革令。7月4日，居正按照孙中山要求，开始整编军队，“使成劲旅，以为国用”。东北军整编后，总司令部设三处三局一课，分别为秘书处、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局、经理局、因粮局、军械课，辖两个师、一个混成旅以及华侨义勇团、警备队、警卫队、宪兵队四个直属部队，共约1.3万人。另外，东北军驻诸城一部脱离东北军，自号诸城护国军（又称岱东民军），有数百人；山东护国军发展到1.2万人左右。

7月上旬末，黎元洪电邀居正、吴大洲进京，商谈军队善后等事宜，两人暂未答应立即赴京。7月14日，广东肇庆军务院宣告撤销。孙中山决定收束东北军，拟派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等前往潍县。7月19日，孙中山致电居正：“宜早图收束，请与仲恺熟商办法。”同时电告在北京的代表萧萱，转告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不要对东北军产生猜疑：“觉生（居正字觉生——编者注）在潍，所有军队，不能遽行弃之。本党刻无经费，俾作收束，故延侍待命中央。宜体察及此，商解决之法，慎勿误会，请告段总理。”7月下旬，许、廖、蒋三人到达潍县，居正电请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代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8月1日，居正赴济南。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特派代表，与居正议定军队收束方案，返回上海。

7月29日，北京政府特派专使、陆军少将曲同丰赶赴济南，协调处理山东民军（指讨袁军队）善后事宜。8月1日、2日，到济的居正、吴大洲与督军张怀芝、省长孙发绪会谈，并同曲同丰商议民军善后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8月3日、4日，居正、吴大洲分别离济赴京。

曲同丰调查山东民军情况，与张怀芝、孙发绪沟通后，8月11日回京复命。同日，许崇智接到居正北京来电，准许曲同丰点验军队。许崇智召集蒋介石及副官处副官长陈中孚、第一师师长朱霁青等开会，“决议以不受其检阅，请总司令速回潍”。8月13日，蒋介石受命赴京，接居正回潍主持大计。不久，蒋介石由北京返回上海，面见孙中山，汇报东北军详情。居正留在北京，继续与北京政府交涉。

孙中山担心东北军内部生变，于8月26日致电陈中孚、朱霁青、吕子人（第二师师长）、尹锡五（第二师第一旅旅长）、赵中玉（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说服劝告：“鲁事得手，兄等劳多，现大局底定，当遵照通告平和解决，尤应服从居觉生兄主张，急办收束，不得固执己见，与政府再生冲突，致贻扰乱争权之诮。”

期间，从陕西回到高密老家的早期同盟会员、国会议员刘冠三，受托协调山东民军之事。刘冠三写信给孙中山，主张先将周村的山东护国军和潍县的东北军进行统一，再与北京接洽，解决收编问题。刘冠三信中没留地址，孙中山只好于8月2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以“特别广告”的方式复函：“……今者约法、国会次第规复，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担负而安地方。其有逾此宗旨范围者，文实不敢赞同。”

国会已于8月1日重行开幕，孙中山对黎元洪政府充满信心。陈中孚等5人接到孙中山8月26日来电后，在复电中依然态度不变。9月3日，孙中山再次来电劝说：“电悉。居已返济，望急商收拾，勿强中央所难。”孙中山一再劝导，这些将领还是固执己见。9月5日，孙中山电告已回到潍县的居正：“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

到10月底，曲同丰对东北军和山东护国军各地队伍点验完毕。11月至12月，驻潍县、高密、昌乐等地的东北军经历诸多曲折（部分将士哗变、编制员额及编遣费争议等），陆续接受政府的改编。12月16日，居正在《申报》上刊发《取消东北军名义电》：“敝军自经曲君同丰点验后，即将东北军总司令部及各机关次第解散，所驻高密、昌乐、潍县各军队，复奉院命令，由张督军主持办理……前此所有东北军名义发布各种文告印信及委任职司等，一律取消。”最后，东北军驻潍县的第一师编为一个混成旅，驻高密的第二师编为一个混成团。另外，山东护国军编为一个混成旅，诸城护国军编为一个营，其余全部遣散。1917年2月，东北军余部从高密、潍县撤尽。

孙中山决议从速收束军队、接受政府改编，东北军一些将士很不理解。在多个场合，孙中山向大家表明心迹。1916年9月30日，孙中山出席上海欢迎从军华侨大会，在演讲中说：“……然而国民实际已希望平和，政府已标赞成共和、消灭帝制之帜以为政，则吾人自不能不收束。盖真假之辨，端待将来之证据，现在不能悬揣以决之。人已公布赞成恢复共和制，强谓之伪，不可也，必先与以试验之期间。吾党收束武力，归于平和，即与彼以一试验之机会者也。执政者如诚意赞成共和，吾辈亦当以一国民之资格，赞助政府。藉其曰假，亦必俟确有证据，如袁之帝制自为，尔时自然召全国之反对也。惟今日人心实皆趋向共和，故即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亦姑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其为真伪，必待将来始知之。今日吾人纵极悬念于共和政治之前途，不得以此而迟我收束之举也。”

孙中山先生怀抱共和美好理想，以博大的胸怀，给予当政者“试验”的机会。可惜，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言中。北洋军阀的伪共和面目暴露，孙中山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发动“护法运动”。此是后话。